宫宏宇

引 言

有关杨荫浏先生的“干妈”郝路义（Louise Strong Hammond，1887-1945），国内外学者只要论及杨先生就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到她。①如乔建中：《杨先生的音乐之路》，《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第6-8页；田青：《杨荫浏与中国宗教音乐》，《音乐研究》2000 年1 期，第65-68 页；张振涛：《杨荫浏与四大知识群体》，《音乐研究》2015 年2 期，第6 页；[澳]彼得·米思奇（Peter Micic）：《采集一个民族的音乐：杨荫浏的人生缩影》（“Gathering a Nation’s Music:A Life of Yang Yinliu[1899-1984]”），载于李海伦（Helen Rees）编：《中国音乐人生》（Lives in Chinese Music），厄巴纳、芝加哥：伊利诺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pp.91-116；杨周怀：《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基督教赞美诗的翻译、编曲、作曲及作词方面所作的贡献》，《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第39-40页。本人在2011 年和2017 年也曾发表三篇文章，分别论述了郝路义本人家庭背景、求学历程、入华年月、在华事工、郝氏与中国音乐（特别是她在基督教圣乐华化方面所做的尝试）、郝氏在杨荫浏人生中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影响。②宫宏宇：《杨荫浏的传教士老师——郝路义其人、其事考》，《中国音乐学》2011 年1 期，第46-53 页；《上世纪20-30 年代部分来华西人与中国音乐》，《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1期，第22-33页；《杨荫浏与其中外师友》，《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7年2期，第6-12页。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见的相关研究大都是将郝路义作为杨荫浏的陪衬顺便提及的，对郝氏本人的著述、翻译、诗作、书评以及西文文献中有关赫氏来华活动的报道鲜有触及。这一对原始资料的忽略导致了学界对郝氏在华主要事迹缺乏整体的认知。事实上，郝路义除了教杨荫浏英文、钢琴、西方作曲法、推荐他去编赞美诗外，更重要的是她自己在基督教圣乐中国本土化上所做出的尝试和努力。早在1913年9月抵华之初，郝氏就开始思考基督教圣乐本土化的问题，并与无锡文人裘昌年合作，于1910 年代末创作出了一套以中国文人吟诗的方式为基础、适合中国人吟唱的基督教礼仪圣乐“新素歌”（New Plainsong）。在1920 年已有总结其圣乐中国本土化理论及艺术实践的论文发表。杨荫浏对中国音乐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郝氏的影响。杨荫浏本人后来在《西方民族音乐观》一文中就说过：“郝母虽教人西乐作曲，却极力主张中国人应研究国乐。”③杨荫浏：《西方民族音乐观》，《中国音乐学》2004年4期，第118页。郝路义不仅是一个有创新才能的宗教音乐家，她也是一个不错的诗人，更是一把翻译中国诗词的好手。她虽然不是最早进行中文典籍英译的西人，但可称得上是20 世纪成功翻译汉诗、并为域外汉籍翻译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来华西人之一。她有关中国古典诗词的论著及译作早在1920 年代就已在英美文学期刊上和汉学专著中发表。此外，郝路义姊妹与二十世纪初期在美国掀起的第一次翻译学习中国古诗热息息相关。抗日战争开始后，浸淫于《诗经》、唐诗、宋词翻译的郝路义转向抗战歌曲的翻译，并为部分中国民间歌曲填词，为创作歌曲配曲。本文即以郝路义所存文稿、西文报刊文献及差会档案资料为主要资料来源，以郝路义本人在华的事工为焦点，考证其人生历程、在华主要活动及其西文著述。旨在凸显郝路义在基督教圣乐中国本土化上所做出的独特尝试和努力，以及其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事迹。

一、郝路义基督教圣乐中国化的尝试——“新素歌”

学界谈到基督教圣乐本土化在中国的开端，一般都会讨论到基督教翻译家和著述家谢洪赍（1873-1916）的基督教圣诗音乐歌词本色化的尝试。④王鑫：《基督教（新教）圣诗音乐中国本色化探研》，南京艺术学院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9页。但对郝路义在无锡期间所进行的基督教圣乐本土化的实践却几无所知。实际上，除了在无锡圣十字堂弹琴、义务教杨荫浏英文、钢琴、乐理外，郝路义来华初期（1913-1926）的最主要的成就是她基督教仪式音乐中国本土化的尝试。通过在教堂弹奏风琴、辅导中国信众唱圣歌，郝路义意识到中国人的教会应该有其自己的仪式音乐。她的具体建议是认真研究中国诗词的韵律节奏和断句手法，在文人吟唱的基础上创作出一套适合中国基督教徒歌唱的圣咏。她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她通过与无锡士绅近七年的朝夕相处，发现他们读书和吟诗诵赋的方式与基督教教会早期使用的格利高里圣咏（the Gregory chant）有诸多“固有的”（inherent）、“惊人的相似”（strikingly similar）之处。她所接触到的无锡文人读书和唱诵诗词的方式与基督教中大量传统仪式曲调“素歌”（Plainsong）相似，均有单线条声乐旋律，在调式上不用大调、小调，而习用宫商角徵羽调；在节拍上相对自由、没有严格的小节划分等特点。因此她认为通过借鉴西方基督教圣乐传统和经验、融合中国本土固有的音乐素材，一种适合中国基督徒吟诵的圣乐是有可能创作出来的。这就是她提出的“新素歌”（New Plainsong）理念。⑤Louise Strong Hammond：“A New Plain Song”,The Chinese Recorder 51.3（1920）,pp.180-183.有关郝路义中国词乐与“新素歌”的创作理念和实际创作过程，本人已有更为全面的阐释，此不重复。参见宫宏宇：《杨荫浏的传教士老师——郝路义其人、其事考》，第50-52页。

以中国文人儒士吟诗的方式为无锡圣公会圣餐仪式创作一套适合中国人自己的基督教礼仪音乐的想法是郝路义初到中国时就萌发的。她自己后来回忆说：

有一天我在一个村镇里听到一群刚皈依基督教不久的男人在一起做晚祷告。因为他们还没有被现代的习俗惯例影响到，所以他们唱出来的祷词不是像常见的那样整齐划一式的刻板会话，而是跌宕起伏的齐唱，这种唱念祷词的方式不但极其诱人，而且给人以神秘莫测的感觉。他们当然会极力否认他们是在唱歌，争辩说一般中国人就是这样读书的。但是其效果却明显地令人有欣喜愉悦之感，而且使人虔诚之意油然而生。当时我就想，假如能让一个既懂语言韵律又知晓诗词平仄的好的中国学者仔细斟酌基督教礼拜仪式的每个短语的意思，他或许会创作出一套既绝对精确又能充分显示出典雅文理韵味的圣咏曲调。⑥Louise Strong Hammond：“A New Plain Song”,p.180.

让郝路义惊喜的是，她不但很快就找到了这样的中国文人，而且找到是“以文章闻名邑中，在无锡一带声望颇具，曾当过地方官”的江南儒士裘昌年（1869-1931）。⑦Louise Strong Hammond：“A New Plain Song”, p.181.裘昌年（1869-1931），字岐伯、公岐，号让翁、岸桥道人。无锡书画名家，浙江乍浦海防府知府裘蕴山之长子，我国最早的女报人裘毓芳之兄，著名植物病理学家裘维蕃之父。他们的具体做法是，裘昌年把基督教圣诗和祈祷文用词乐的方式吟唱诵，郝路义则用五线谱将裘昌年的唱诵曲调记录下来。经过数年的努力，他们终于在1910 年代末成功地“为圣餐礼仪的所有不同部分都创作出了具有原创性的中国曲调”⑧宫宏宇：《杨荫浏的传教士老师——郝路义其人、其事考》，第50-52页。。

郝路义和裘昌年一起“为基督教圣餐礼仪的所有不同部分——如慈悲经（Kyrie）、圣哉经（Sanctus）、荣耀经（Gloria in Excelsis）等——都创作出了具有原创性的中国曲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曲调不仅仅是中国诗词歌赋唱诵的简单记谱，而是融合不同民间风格的严格意义上的再创作。用裘昌年自己的话说：“慈悲经在总的风格上与常被讨论的唐代的戏曲音乐昆曲无异……。信经和上帝之祷（Lord’s Prayer）有些许效仿道教仪式唱诵的意味。荣耀经在写作形式上以当代爱国歌曲为原型，而降福经（Benedictus Qui Venit）中人民的呼喊……则是通过船工干苦力活时所用的无词副歌的形式恰当地表现了出来。”郝路义和裘昌年创作的这些歌调虽然多种多样，但都遵循一个基本的创作原则，那就是力求简单易唱。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用F 调，不用升降号就可完全写出来，在演唱上也不超出普通信众的音域。有些歌段——如‘荣耀经’——有很固定的节拍，用2/4拍写成。别的部分——如‘信经’——虽没有固定的节拍，但也自然地遵循着某种韵律，就像英文散文的节奏一样。”⑩Louise Strong Hammond：“A New Plain Song”, pp.181-182.

郝路义和裘昌年创作的这些“新素歌”，起先只是在赫路义工作的无锡圣十字架教堂使用，但因为受信众欢迎，不久就被江南别的基督教堂借鉴。为了使中国北方各地的基督教堂也能利用他们的“新素歌”（因为所有的曲调都以无锡方言为基础的），裘昌年后来还对其中的一些曲调按照北方官话的特点做了适当的调整。郝路义则通过在1920 年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的机关刊物《教务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新素歌》（见图2），详细地阐述了她“新素歌”的理论与实践，旨在引起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教会采用本土音乐素材来创作圣乐的兴趣。⑪Louise Strong Hammond：“A New Plain Song”, pp.179-184.

图2 郝路义发表在《教务杂志》1920年3月号上关于“新素歌”的论文（局部）

郝路义基督教音乐中国本土化的尝试并不仅限于圣餐仪式音乐的创作。大约从1940 年代初开始，郝路义将目光转移到现代中国人所创作的赞美诗的编配上来。如1941年5月，郝路义就与杨荫浏合作，将冯玉祥创作的五首赞美诗配上曲调，在重庆出版（见图3）。

从《山花诗》的“前言”中，我们可以再次看出郝路义圣歌本土化的理念与实践：

我们配制曲调，非但竭力求和中国音乐的神味，并且也从简易的立场出发，主调仅用中国曲调中占有重要部分的五音音阶。年来对于国化曲调的要求，日见迫切；对于民众音乐的应用，渐多提倡。……本集中间的宗教曲调，也是向这一方面努力的一种尝试。

为求音色的丰富起见，我们在主调以外，另加上一个与主调相互和谐，而可以与主调同唱的一个调子。这相和的两个调子，是根据了古代欧洲的一种作曲形式，所谓两部对位法（Counter‐point）写成的。我们觉得这种作曲方法，最能适合中国人的口味；第一，因为中国人对于旋律的美，特别注意，而两部对位中的两个音调，能各自独立，其旋律相当美丽；第二，因为在中国音乐合乐时的加花中，在中国民间歌曲与戏剧之伴奏与歌唱的自由变化中，原有着很多合理的对位成分。因此，我们以为曲调加上了对位，不一定会减少中国曲调的意味。

我们将两不对位的两个曲调，分写在线谱的上下两个音部上：主调写在上音部上，对位调写在下音部上。这种写法，对于风琴的伴奏，及男女两声的分唱，最为适宜；因为它们在线谱上，都可以找到准确的音位。但在仅有男声或仅有女声时，男声或女声各自分组，兼唱两调，也并不是不可能。男声分唱时，唱主调的，只需唱低八度；女声分唱时，唱对位调的，只须唱高八度好了。⑫郝路义、杨荫浏：“前言”收入冯玉祥作词，郝路义、杨荫浏制调：《山花诗》（1941年）。

除了编配赞美诗曲调外，郝路义在1940 年代也为部分中国民间曲调和创作歌曲填词，如原金陵女子学院音乐教授葛星丽（Stella Marie Graves）根据福建协和大学英文系教授、考古学家沙善德（Malcolm F. Farley, 1896-1941）所采集的闽江船工号子曲调改编创作的歌曲集《闽江船歌》（见图4）中的第六、第七首的歌词就是郝路义填词的。她还将杨荫浏作词的第八首“船上诗人”翻译成英文（见图5）。

图3 郝路义配曲的《山花歌》《欢迎歌》

图5 郝路义翻译的杨荫浏作词的《船上诗人》

二、郝路义与中国古典诗词之英译

郝路义在无锡期间另一主要的成就是翻译中国古典诗词。郝路义的姐姐尤妮斯·狄任斯（Eunice Tietjens, 1884-1944）在其1938 年出版的自传《世界与我擦肩过》中提到郝路义时，颇为自豪地提到：“她是一个很有才能的音乐家（大英博物馆曾发表过她有关中国音乐的研究成果），她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好的诗人，她也是一把翻译中国诗词的好手，曾为《大西洋月刊》撰过稿。”⑬Eunice Tietjens: The World at My Shoulder,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8, p. 11.《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是美国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文学和艺术评论性期刊，该刊第一期于1857年11月在波士顿出版。发起人有哲学家、作家爱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诗人、教育家、语言学家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医生、哈佛大学教授、诗人、作家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94）和诗人、批评家、散文家、外交家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1819-1891）。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的小说最初就是在此刊物上发表的。这里尤妮斯丝毫没有为自己的妹妹吹嘘的意思，郝路义在无锡期间的确写过诗，并尝试着翻译《诗经》、唐诗宋词。以下将会提到，她的有关海外出版的中国古代诗歌翻译的评论也在国内外的英文期刊上发表。笔者虽然还没有查到她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翻译诗，但却在《教务杂志》上发现了她为纪念无锡教友所做的悼诗，⑭Louise S.Hammond:“On the death of a Christian”,The Chinese Recorder 53.11（November 1922）,pp.714-715.以及她其姊尤妮斯·狄任斯编辑的《诗刊》第20卷第5号上（1922 年8 月号）翻译的五首中国古代诗词：[唐]贾岛《寻隐者不遇》、[宋]僧志南《绝句》、[宋]叶适《游小园不值》、[宋]程颢《春日偶成》和[宋]王安石《春夜》（见图6）。

熟悉美国文学发展史的人都知道，1912年在美国芝加哥创刊的《诗刊》是当时美国最有影响的诗刊。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诗刊》投稿的诗人包括意象派（imagism）运动发起人庞德（Ezra Pound,1885-1972）、叶芝（William B.Yeats,1865-1939）、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桑德堡（Carl Sandburg, 1878-1967）、弗莱契（John Gould Fletcher,1886-1950）等。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英文诗，最早也是在《诗刊》上发表的。⑮Eunice Tietjens: The World at My Shoulder,pp.22-24;59-61.郝路义能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她的译诗，可见她的译文是被认可的。

图6 郝路义翻译的[宋]叶适《游小园不值》、[宋]程颢《春日偶成》和[宋]王安石《春夜》

郝路义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不仅仅只在美国发表，在英国出版的汉学刊物上也可见到。如1925年郝路义就在英国伦敦出版的《东方艺术与文化年鉴》上发表过《诗经·国风·终风》《诗经·郑风·叔于田》《诗经·齐风·还》杜甫的《客至》、李白的五言绝句《怨情》等译作。⑯Louise Strong Hammond:“The Tunes of Chinese Poetry”, in Yearbook of Oriental Art and Culture 1924-1925, edited by Ar⁃thur Waley,London:E.Benn,1925,pp.122-125.值得注意的是，在无锡期间，翻译介绍中国古典诗词几乎成了郝路义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重心所在，其传教士的身份反而淡化了许多。甚至可以说，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她是以一个直接受中国传统高文化熏陶的西方见证者的形象出现在西文读者面前的。更值得一提的是，郝路义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不仅与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D.Waley, 1889-1966）、美国汉学家佛罗伦丝·艾思柯（Florence Ayscough, 1878-1942）、美国女诗人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1874-1925）等是同步的，更是走在国人前列的。江亢虎（1883-1954）与美国诗人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1881-1968）合译的《群玉山头：唐诗三百首英译本》是1929 年才首版的。国人中国古典诗词英译的独立尝试更晚，被认为是“中国本土学者向西方译介我国传统诗歌的滥觞之作”的蔡廷干（1861-1935）的《唐诗英译》是1932年才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翻译家初大告（1898-1987）的《中华隽词》直到1937年才在伦敦出现。

抗日战争开始后，一向专注于中国古代诗词翻译的郝路义转而翻译和编配抗战歌曲，如1943年李抱忱（1907-1979）在纽约编辑出版的英文抗战歌集《抗战中国的歌曲》中所包括的22 首歌曲中，有六首的歌词——《长城谣》《游击队歌》《出征歌》《嘉陵江上》《兵农对》《满江红》——就是郝路义翻译的。⑰Lee Pao Chen:Song of Fighting China,New York:Chinese News Service,1943.

三、郝路义中国古典诗词英译对其家人的影响

郝路义不仅自己研究、翻译中国古典诗词，她也激发了她家人对中国诗词的兴趣。美国意象派诗人、她的姐姐尤妮斯·狄任斯（见图7）受其影响尤深。⑱郝路义的姐姐尤妮斯1904年嫁给作曲家保罗·狄任斯（Paul Tietjens）后随夫姓狄任斯。保罗·狄任斯是美国20世纪初期著名作曲家，最著名的作品是其1902 年为百老汇歌舞喜剧《绿野仙踪》（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的配乐。虽然尤妮斯后来与保罗·狄任斯离婚，1920年改嫁给美国剧作家克洛伊德·韩德（Cloyd S.Head,1886-1969），但一直用前夫的姓狄任斯，直到她1944年去世。

在无锡居住期间，尤妮斯曾与郝路义母亲、妹妹伊丽莎白和她的女儿一起，经日本到中国看郝路义，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地游览后，还在无锡长住过一段时间。1928 年尤妮斯为了编辑《东方诗集》写信给阿瑟·韦利，信中特地提到她1916 年到中国，跟妹妹郝路义一起在无锡住了一年，“从此以后，我的心就与你一样，紧紧的被东方抓住。”⑲转引自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页。尤妮斯1917 年在纽约出版的使其名声大震的“记游诗集”《中国侧影》（见图8）就是这次中国之旅的产物。这本散文诗集在美国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当初引起的兴趣几乎仅次于马斯特斯（Edgar Lee Masters, 1868-1950）轰动一时的《匙子河诗集》（The Spoon Riv‐er Anthology）。”⑳赵毅衡：《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人物》，北京：知识出版社2003 年版，第143 页。“当狄任斯1917 年10 月到法国去做随军记者时，桑德堡以狄任斯自己的诗题《中国剪影》为题作诗送她，并在诗中赞扬狄任斯这部写中国的作品。”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第101页。关于《中国剪影》中的诗作，国外已有学者研究，可参见Ju⁃lia Kuehn:“China of the Tourists: Women and the Grand Tour of the Middle Kingdom, 1878-1923”，in Steve Clark and Paul Smethurst eds.: Asia Crossings: Travel Writing on China,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8,pp.113-127.1945 年，旅美澳大利亚作曲家佩姬·葛兰维-希克斯（Peggy Glanville-Hicks,1912-1990）将《中国侧影》谱成一首“人声与弦乐四重奏曲”（Profiles from China[Voice and string quartet]）。㉑https://www.australianmusiccentre.com.au/product/profiles-from-china-voice-and-string-quartet.Accessed:2020-06-28.

图7 郝路义的姐姐尤妮斯

尤妮斯虽在其诗集中对无锡城市的肮脏和市民生活的极端贫困多有描述，㉒关于尤妮斯·狄任斯旅行中国后出版的诗集《中国侧影》中的乞丐、缠足、女仆、死婴、粪坑等贫穷落后状况的书写，以及该诗集在美国新诗运动中的影响，学者赵毅衡在其《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讨论。但赵毅衡并不认为狄任斯“存心恶意地给中国抹黑，但她无法摆脱偏见”，《中国剪影》中也不乏“好诗”，“有些诗篇很有意义”，“《最神圣的山》（The Most Sacred Mountain）一诗自一九二五年就编入中学课本。笔者（按：赵毅衡）在美国遇到过一些老人，他们说他们对中国诗最早的印象就来自课本里的这首诗”（参见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第26页）。但她和妹妹郝路义一样，对中国人对诗歌的普遍热衷还是深有感触的。如她访问北京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她甚至热情地提到：“要做北京警察局长也得会写诗。”㉓Eunice Tietjens:Poetry of the Orient:An Anthology of the Classic Secular Poetry of the Major Eastern Nations,New York:A.A.Knopf,1928,p.182.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第26页。回美国后不久，狄任斯就在她参与编辑的《诗刊》上就中国古典诗词发表文章，文章中特别指出中国古典诗的音乐特性。为了更好地阐明她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她还附有她在她小妹、小提琴家伊丽莎白的帮助下为两位无锡文人唱诵的苏轼《春宵》记的谱（见图9）。㉔Eunice Tietjens:“The Chinese Chanting of the Classics”,Poetry 9.1（October 1916）,pp.35-39.赵毅衡：《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人物》，第143页。1922 年，她又在《诗刊》上发表了两篇题为《论汉诗之翻译》的论文。㉕Eunice Tietjens:“On Translating Chinese Poetry:II”,Poetry 20.5（August 1922）,pp.268-273;“On Translating Chinese Po⁃etry:II”,Poetry 20.6（September 1922）,pp.328-332.蔡廷干的《唐诗英译》1932 年在芝加哥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她虽然对蔡的译笔不十分认可，但也立即著文介绍。㉖Eunice Tietjens:“Chinese Poems in English Rhymes,by Admiral Ts’ai T’ing-Kan”,Poetry 42.1（April 1933）,pp.174-175.

图9 郝路义姐姐在小妹伊丽莎白的帮助下为两位无锡文人唱诵的[宋]苏轼《春宵》记的谱

四、中国古典诗词韵律记谱、汉诗英译书评

除了翻译中国诗词外，郝路义还在英美的学刊上发表关于中国诗词韵律的学术性文章。如在以上提及的《东方艺术与文化年鉴》上，她发表了专论中国诗词的曲调与韵律的论文《中国诗词之律调》，文中着重论述音乐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的重要性。此外，该文还有她翻译的九首中国古代诗词。为了明白地说明她的观点，她还附上了由裘昌年、金寿山（音译）等无锡、北京文人吟唱、她记谱的四首谱例（见图10）。有意思的是，数年后，杨荫浏先生也曾在南京中奥文化协会发表过《音乐对过去中国诗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Effect of Music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etry）一文。㉗林苗：《重识杨荫浏的基督教音乐实践观——对〈圣歌与圣乐〉中杨荫浏16篇文论的择评》，《艺术探索》2008年第6期，第59页。1922年美国纽约妇女出版社出版的佛罗伦斯·博茨福特（Florence Hudson Botsford）编辑的《各族民歌集》第2 集中也收有裘昌年唱诵，郝路义记谱、翻译的宋词人程颢的《春景》（见图11）。㉘Florence Hudson Botsford: Folk Songs of Many Peoples: With English Versions by American Poets, New York: The Womans Press,1922,vol.2,p.428.

值得注意的是，郝路义《中国诗词之律调》一文也显示了她对当时海外译学界和诗界的关注与熟悉。在此论文中，郝路义除提到英国汉学家韦利的汉诗译著外，还讨论到当时汉诗英译名家艾思柯、洛威尔、海伦·瓦黛尔（Helen Waddell,1889-1965）、宾纳尔的译作。㉙Hammond:“The Tunes of Chinese Poetry”,pp.114-129.出生在上海并在中国长久居住过的艾思柯和洛威尔合作翻译的《松花笺》共收录中国古典诗歌140 余首，这些诗作的创作年代上始先秦，下至清代。㉚Florence Ayscough:Fir-Flower Tablets:Poems from the Chinese,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22.该书1922年在纽约和波士顿首版后，不仅受到了海外汉学界的关注，也得到英美诗学界的好评。此译诗集出版不久，郝路义就在1922 年5 月出版的《教务杂志》上发表书评评介。㉛The Chinese Recorder 53.5（May 1922）,pp.347,716.生于日本东京的爱尔兰女诗人、翻译家瓦黛尔曾在牛津大学任教，1910年代译有选自《诗经》的《中国古代诗歌》，后又写成关于中世纪诗歌和诗人的文章《漫游四方的学者》。㉜Helen Waddell:Lyrics from the Chinese,London:Constable,1913;The Wondering Scholars,London:Constable,1927.美国诗人宾纳尔20世纪初曾来过中国，与江亢虎（1883-1954）关系甚笃，俩人合作十多年（1918-1929）合译的《群玉山头：唐诗三百首》于1929 年在纽约出版。宾纳尔后又将《道德经》翻译成现代美国口语出版。㉝Kiang Kang-hu and Witter Bynner:The Jade Mountain:A Chinese Anthology:Being Three Hundred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618-906,New York:Knopf,1929.Witter Bynner:The Way of Life According to Lao Tzu,New York:John Day,1944.以上提到的1922 年美国纽约妇女出版社出版的《各族民歌集》第2 集也有宾纳尔翻译的唐宋词及民间歌曲多首。㉞Florence Hudson,Botsford:Folk Songs of Many Peoples:With English Versions by American Poets,pp.418-427.

郝路义也在《教务杂志》以及《诗刊》上发表过她关于克里斯托夫·莫利（Christopher Morley,1890-1957）、洛威尔、小畑薰良（1888-1971）等所译的中国古典诗词的评论。㉟Louise Strong Hammond:“Interpreting a master”,Poetry 22.6（1923）,pp.334-337.Louise S.Hammond,“Review:Interpret⁃ing a Master:The Works of Li Po;Shigeyoshi Obata”,Poetry 22.6（1923）,pp.334-337.此外，郝路义还对以上提到过的蔡廷干的英译诗进行过润色。蔡氏在其1932 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诗英韵》的译序里向其表示过谢意。㊱马士奎：《〈唐诗英韵〉和蔡廷干的学术情怀》，《中华读书报》2016年12月14日第14版。

图10 郝路义为裘昌年吟《诗经·终风》、金寿山吟[僧]志南《绝句》所记的两首谱例

图11 郝路义为裘昌年吟程颢《春景》记谱及英译

五、郝路义、杨荫浏、《颂主诗集》、《普天颂赞》

1928 年，中华基督教圣公会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在此会上，中华圣公会决定编辑出版一本全国各地圣公会通用的赞美诗集。由于她在基督教圣歌华化方面所做出的卓越的成绩，郝路义被任命为特别委员会委员之一，参与中华圣公会全国总议会《颂主诗集》的编纂工作。㊲杨周怀：《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基督教赞美诗的翻译、编曲、作曲及作词方面所作的贡献》，《中国音乐学》1999 年第4 期，第40页。具体的职责是“负责乐谱方面的工作”。㊳Samuel J.Mills:“The Union Hymnal”,The Chinese Recorder（September 1932）,pp.572-575.在郝路义的举荐下，该委员会后来又特聘不满三十岁的杨荫浏为专职委员。杨荫浏“很重视这件工作”，㊴杨周怀：《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基督教赞美诗的翻译、编曲、作曲及作词方面所作的贡献》，第40页。“在会内每日工作半日，从事工作。”杨荫浏不仅没有辜负郝路义的厚望，他的工作还得到了中外同仁们的高度认可：“杨君擅于文学与音乐，研究宋词元曲很有心得。当其从事修译圣诗之时，曾遍读新旧约全书，兼读注解。修译圣诗初稿，用油印分寄四十友人，征求批评，然后重加修改”。㊵王神荫：《中国赞美诗发展概述》（下），《基督教丛刊》第27 期（1950 年），第66-67 页。关于杨荫浏在教会时的工作，参见刘廷芳：《中国信徒与圣歌》载《真理与生命》第7卷第2期（1932年11月），第23页。经过了三年的努力，该委员会于1931 年出版了一本定名为《颂主诗集》的稿本，计圣诗466 首，由江苏无锡协成印刷公司代印。㊶G. F. S. Gray: Anglicans in China-A History of the Zhonghua Shenggong Hui（Chung Hua Sheng Kung Huei）, The Episcopal China Mission History Project,1996,p.43.在此之前，中华圣公会全国总议会还举办了“征集原创圣诗比赛”，赛后，郝路义专门著文《为原创赞美歌所举办的一次征集赛》介绍得奖圣诗。㊷Louise Strong Hammond：“A Competition for Original Hymns”,The Chinese Recorder 60.9（September 1929）,pp.606-608.1936 年出版的《普天颂赞》中，也有她本人创作的三首圣歌：《鸟语》（第19 首，1931 年创作）、《父旨》（第110 首，1934年创作）、《圣非比》（第416 首，1935 年创作）。㊸Andrew Naap-Kei Leung：“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al Hymnody: The Making of Hymns of Universal Praise（1936）”, MA thesis,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7,pp.96-97,136,138.

在中华圣公会全国总议会工作期间，郝路义和杨荫浏也合作翻译过赞美诗歌。如1929 年，她和杨荫浏合译了亨利·米尔曼（Henry Hart Mil‐man, 1791-1868）作词、约翰·戴克斯（John B.Dykes, 1823-1876）作曲的《巍然乘驴歌》（《赞美诗（新编）》第87 首）。钱仁康先生回忆说：“这首诗中对耶稣的谦卑、温柔、剧烈的奋斗、英勇牺牲的描写，给杨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㊹钱仁康：《我所知道的杨荫浏先生》，《音乐艺术》2007年第4期，第55页。编完《颂主诗集》之后，郝路义又将杨荫浏推荐给基督教在华“六公会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杨荫浏工作几年后，又被推举为“编辑委员会”的“总干事”，为《普天颂赞》1936 年的最终出版做出了极大的贡献。㊺杨周怀：《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基督教赞美诗的翻译、编曲、作曲及作词方面所作的贡献》，第40 页。林苗：《重识杨荫浏的基督教音乐实践观——对〈圣歌与圣乐〉中杨荫浏16篇文论的择评》，第57-64页。据香港学者梁纳祈统计，《普天颂赞》中收有72首有中国特色的曲调，其中出自杨荫浏先生之手的就有15首。Leung：“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al Hym⁃nody”,p.96.但鲜为人知的是，《普天颂赞》的编辑和出版费用，有一部分是郝路义捐献的（以纪念她逝去的父亲的名义）。㊻Report of the Eighth Meeting of the General Synod of the Chung Hua Sheng Kung Hui held at Wuhu April 21 to 29, 1934, is⁃sued by Order of the Synod（Yale University Digital Collection）,pp.103-104.教会当时的会议记录还显示，杨荫浏任总干事期间每月的工资（$120），也并非完全由六公会联合支付，而是部分出自刘廷芳（1892-1947）和范天祥（Bliss Mitchell Wiant,1895-1974）的工资。㊼“Minutes of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General Committe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A Union Hymnal,held on Friday,January 27,1933 at the Community Centre,Nanking,”载于《真理与生命》第7卷第6期（1933年），第11页。

结 语

以上，笔者以郝路义所发表在海内外西文报刊上的文章、译著及所派差会档案为主，对郝路义在华主要事工进行了简略的论述。可以确定，郝路义在居华的三十多年中，不仅仅只是发现了杨荫浏这个英才，为他学习西乐和基督教圣诗编辑创作提供了帮助，她本人对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亦有所钻研，特别是在基督教音乐中国本土化、中国古典诗词英译、中国抗战歌曲的创作和翻译等方面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