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三

内容提要：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西迁所引起的塞人迁徙浪潮，导致了帕提亚帝国严重的边患。米特里达提一世的东征，将帕提亚人的势力向东推进至木鹿乃至河中地带，帕提亚人控制下的撒马尔罕道由此畅通。未几，塞人再犯，帝国东部局势再次告急。随着米特里达提二世的东征，帕提亚人最终得以控制从木鹿东至阿姆河中部的地区。帕提亚人的东征不仅解决了帝国的边患，而且帝国统一秩序的确立更在客观上保障了丝绸之路中段有效贸易格局的形成，为张骞时代丝绸之路的最终连通奠定了基础。

丝绸之路作为横亘古代欧亚大陆的洲际交通枢纽，它的开通是历史时期东西方世界双向拓进的结果。除了公元前2世纪以张骞为代表的汉代中国人由东向西的探索外，早在公元前6世纪以来，波斯人、希腊—马其顿人以及帕提亚人和罗马人都曾努力积极地向东探寻，他们对于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延伸也作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因此，于改善国内丝路史研究“难以西进”的困境着眼，丝绸之路历史的研究显然需要在“整体历史视野”的引导下进行必要的视角转换。(1)为研究之便，本文将整个丝路分段来做考察。从内陆欧亚地理特征出发，帕米尔以东中国境内，即整个东部丝路线为东段；帕米尔以西，即整个西部丝路线。其中帕米尔至里海以南赫尔卡尼亚地区，可为中段，赫尔卡尼亚至地中海东岸为西段。长期以来，国内丝路史的研究因诸多现实的困境而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即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东段，对于西段的研究却因地理不便和史料生疏等问题而显得相对较弱。同时，在研究的视角上，国内学者多站在中国本土来看待丝路向西的延伸和文化的交流，缺少站在域外的角度来观察丝路整体的发展和内陆欧亚文化的整体性互动。因此，这造成了国内丝路史的研究在实际上偏重于丝路东段历史与考古而难以“西进”的局面。

整体考察丝绸之路本身的历史发展，不难发现内陆欧亚的地理特征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丝路各段交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同步性。如波斯帝国的对外征服和亚历山大的东侵直接促使帕米尔以西从中亚至地中海一线交通网的较早确立，但帕米尔以东经新疆、河西走廊连接中原的东线在真正意义上的开拓却始于汉代，这说明西部丝路线的畅通明显要早于东部丝路线。(2)王三三：《帕提亚时期丝路西段交通路线考述》，《暨南学报》2019年第8期，第80页。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的畅通及其发展与沿途地区的政治局势紧密相关。以西部丝路线为例，如公元前3世纪中期以后，从近东两河到印度河之间，诸国相互攻伐，战事频仍，加之中亚北部地区游牧民的南迁等原因，西部丝路交通线，尤其是中亚一段的贸易交往时常受到游牧民南侵的影响。直至前2世纪以后，随着帕提亚人的屡次东征和帝国统一秩序的确立，丝路中段的交通线方又复归于单一稳定政权的统辖之下，这为随后张骞西使和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换言之，张骞时代丝绸之路全线的开通离不开帕提亚人对丝绸之路中段的开拓。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文献记载的贫乏，学界对帕提亚与丝绸之路关系问题的探究多停留于宏观性的概述，系统性的深入研究并不多见。(3)在论及该问题时，国内学者多取《后汉书·西域传》所谓大秦国王“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的记载，侧重于讨论帕提亚在丝路贸易中的角色问题，对帕提亚与丝绸之路道路交通和文化交流等问题，关注不多。国外学者以帕提亚与丝绸之路关系为题的系统性专题研究，以法国学者伊曼纽尔·舒瓦内尔的《帕提亚与丝绸之路》(Emmanuel Choisnel，Les Parthes et la Route de la soie ，L' Harmattan，2004)为代表。该书分12章，以帕提亚人的历史发展为线索，将帕提亚人的崛起、扩张及其与罗马、贵霜的关系置于丝绸之路大历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侧重于丝路西段，对帕提亚与汉代中国关系则着墨不多。近年来，克雷格·本杰明、埃文·琼斯和立奥纳多·格雷戈拉蒂等人也对该问题做了有益的探讨，详见Craig Benjamin，“The Parthian Empire and the Silk Roads”，in Craig Benjamin，Empires of Ancient Eurasia：The First Silk Roads Era，100 BCE-250 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pp.148-175；Evan Jones，“Long Distance Trade and the Parthian Empire：Reclaiming Parthian Agency from an Orientalist Historiography”，2018，WWU Graduate School Collection.692 ；Leonardo Gregoratti，“Indian Ocean Trade：The role of Parthia”，in M.A.Cobb，Indian Ocean Trade in Antiquity.Political，Cultural and Economic Impact ，Routledge，2019，pp.52-72.对于帕提亚人建国后向东扩张的历史，更因史料的奇缺而少有人碰触，以至成为早期帕提亚史研究中长期滞留的难题之一。鉴于此，本文以中西方古典文献和钱币学材料为核心，结合近现代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试图在厘清帕提亚东疆边患问题由来的基础上，重点考察帕提亚人的两次东征与丝路中段道路交通的拓展变迁，进而说明帕提亚在丝绸之路全线贯通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一 大月氏、大夏、塞人与帕提亚东部疆域问题的由来

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在蒙古高原的崛起引发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冲击浪潮。(4)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第52页。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丝绸之路的开通，而且也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欧亚内陆政治格局的变动。受到匈奴和乌孙打击后，月氏人的西迁曾两度引起了伊犁河至阿姆河一带塞人西进的浪潮，从而直接导致了帕提亚时期最严重的边患。这一多米诺式的民族迁徙便构成了帕提亚东部疆域问题的大背景。

大月氏第二次西迁大约在公元前132～前129年间，因受匈奴和乌孙的联合打击，遂又放弃伊犁河、楚河居地，经由大宛、撒马尔罕而西徙至妫水北。这次迁徙发生于张骞第一次西使被困于匈奴的时期，后来张骞曾在大夏停留一年多，清楚了其中的原委。《大宛列传》载，大月氏“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汉书·张骞传》亦言：“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

由于文献记载不甚明确，因此大月氏西击且臣服的对象“大夏”便成了学界长久争论的话题。(12)W.W.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268～273页。概括说来，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第一，大夏即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并且认为大月氏西迁到阿姆河后，攻灭了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的政权。理由是汉史籍中的大月氏，就是斯特拉波(Strabo，约公元前64/63～公元24年)所提及曾推翻希腊—巴克特里亚政权的四部之一的吐火罗(Tochari)。(13)代表性人物有塔恩、纳拉因以及白鸟库吉和羽溪了谛等人。塔恩认为，自李希霍芬、赫茨菲尔德以来，很多学者早已考订大月氏即斯特拉波所提及的吐火罗。并说，事实上不论是希腊、中国和印度文献中的证据，还是来自于塞人自身的证据，都清楚地表明大月氏活动的地方往往都有吐火罗人的踪迹。W.W.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1，p.285、553；A.K.Narain，The Indo-Greeks，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57，p.131；Christopher I.Beckwith，Empires of the Silk Road：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p.380-383。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页。第二，大夏即吐火罗国。约公元前140年，以吐火罗为首的游牧民征服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约10年后，大月氏第二次西徙至此又臣服了吐火罗国。即是说，希腊—巴克特里亚先为吐火罗人所征服，后又为大月氏所征服。理由是这里的大夏即吐火罗的音译。(14)代表人物有法国汉学家马伽特、沙畹，日本学者羽田亨、内田吟风和榎一雄。羽田氏说，《史记》中的大夏国当于西方记录中夺占大夏的吐火罗人之国。内田吟风所言甚详，说：“大夏之称，应当是指希腊史上所载曾灭亡了乌浒河南巴克特里亚地域的从纪元前第三世纪中叶以来存在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至迟到纪元之前128年前占有过该地的斯基泰系的种族之一(希腊史家所称的Tochari)。”榎一雄亦说：“司马迁提供的据说明大夏不可能是巴克特里亚王国，而是吐火罗国在月氏入侵时已经分成若干小的政治组织。”国内学者余太山、王欣和杨共乐亦持此说。参见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明史概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101页。内田吟风著；徐文堪等译：《吐火罗国史考(上)》，《民族译丛》1981年第2期，第47～52页。榎一雄等著：《大月氏及其西移》，第128页。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第24～51页。王欣：《吐火罗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5～107页。杨共乐：《张骞所访大夏考》，《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第6期，第137页。陈晓露，刘子凡：《吐火罗问题学术座谈会综述》，《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第131～133页。第三，大夏本是塞人的部族Dah于公元前3世纪中期占领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的地方后建立的国家。其根据是大夏可能即Dah一词的音译。(15)雷海宗：《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第352页。Dahae是古波斯时期的Dah游牧民族，其字面意为强盗。最早出现于薛西斯一世(Xerxes I，公元前486～前465年在位)的铭文中(Daiva Inccription)。雷慕沙早已提出这一说法，但后遭到德经的反驳。近年来，王炳华对“大夏”译称的考辨与此说近似，参考王炳华：《“吐火罗”译称“大夏”辨析》，《西域研究》2015年第1期，第109～113页。另，白鸟库吉以为Dah即《史记》所载“宛西小国大益”，此说待考。第四，大夏即希腊人，理由是大夏(Ta-hia)的第二个音“-hia”是Yavanas的第一个音节，而Yavanas即希腊人，所以大夏即希腊人。(16)参见E.H.Minns，Scythians and Greeks：A Survey of Ancient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n the North Coast of the Euxine from the Danube to the Caucasu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3，reprint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 2011，p.129.

综合来看，目前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前两说之间。究其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因古文献记载的不明确性所致。窃以为，以上观点皆有其可取之处，但由于都存在推测的成分，因此不可避免彼此对立。相较而言，似以第二种更为可信。首先，从大夏“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一句来看，这种情况不符合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17)塔恩认为，这是对尤克拉提德为其子所杀、巴克特里亚陷入混乱的写照。(W.W.Tarn，Seleucid-Parthi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XVI).London Humphrey Milford，1930.)窃认为，即使是尤克拉提德被杀以后，大夏畏战一言属实，但也不会存在置小长等一类问题。因此榎一雄所说，司马迁描述大夏“兵弱、畏战”显然“不适用于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因其士习于战斗”较为合理(榎一雄等著：《大月氏及其西移》，第128页)。余太山又说，“这可能是指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Sak诸部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局面”，更趋实际。(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19页)其次，若大月氏为吐火罗，以两汉时期对大月氏的了解来看，为何两汉史籍在交代大月氏时均不见“吐火罗”一名呢？吐火罗一名虽首见于《魏书》(作“吐呼罗”)，但实际上吐火罗国两汉时期就已来贡。《后汉书·西域传》所云：“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学界多认为其中兜勒即Tukhra之音译。(18)关于“蒙奇、兜勒”的争论，众说不一，笔者倾向于兜勒即“Tukhra”一说。可参考王国维：《西胡考下》，《王国维遗书》之《观堂集林》卷第13，第15～17页；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8年，第11页；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大夏”，中华书局，1981年，第227～236页。〔日〕内田吟风著；徐文堪等译：《吐火罗国史考(上)》。再者，《新唐书·西域传》已明言：“大夏即吐火罗也。”(19)《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下。第四，将月氏认同是吐火罗是早期外来僧侣的错误，由于后人不能深辨以致出现混乱。(20)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时，在“吐火罗”一词旁注有“小月氏”。一些学者据此将吐火罗与月氏勘同。伯希和在《吐火罗语与库车语》、王国维在《西胡考》中早已提出这一问题。岑仲勉亦说“兜呿勒(Tukhra)与月氏之混乱，以余观之，外来僧侣应负一部分之责任。”详见《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第233页。第五，近些年来对阿伊·哈努姆遗址的考古研究认为，巴克特里亚曾先后经过两次游牧民入侵，(21)作为迄今所知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统治区域内唯一完整的希腊式城市，阿伊·哈努姆遗址的考古为我们了解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的命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相关研究表明，希腊—巴克特里亚政权的瓦解过程比最初所认为的要漫长和复杂。上世纪80年代，主持该遗址发掘的法国考古学家伯纳尔(Paul Bernard)认定阿伊·哈努姆被弃的时间约为公元前145年左右。同时，长期从事阿姆河流域考古的奥奈特(Bertille Lyonnet)进一步指出，阿伊·哈努姆的入侵者即月氏人，也就是吐火罗人。然而根据目前较为普遍的认识，大月氏西迁至伊犁河和楚河的时间约为公元前130年左右。如果月氏即吐火罗，这期间的时间差该作何解呢？对此一点，刘欣如认为，印度文献中的Tukharan和希腊文献中的Tochari其实都是属于同一系统，他们中的一部分早在大月氏人西迁至此前就已经闯入巴克特里亚了。后来的月氏人征服了此地，月氏很可能也是Tukharan的一支。近年来，本杰明(Craig G.R.Benjamin)从文献与考古诸方面证据入手，在肯定哈尔马塔和普伽琴科娃关于哈尔恰杨(Khalchayan)即监氏城的基础上，认为月氏人在公元前130年时进占苏尔罕河谷(Surkhan Darya)，在驱逐此地的塞人南下后遂驻足于哈尔恰杨。他进一步指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其实先后受到过两波不同游牧民的冲击，一是塞人在公元前145～前130年之间的冲击，二是月氏人在公元前130年后的冲击。在2011年首都师范大学举行的美国世界史学会第20届年会上，本杰明在《“有大批的游牧武士正在逼近”：征服希腊—巴克特里亚——世界史上的第一件“大事”》一文中再次重申的自己的观点。分别参看Paul Bernard，“An Ancient Greek City in Central Asia”，Scientific American，Vol.246，(1982) Jan.p.148；Bertille Lyonnet，“Les nomades et la chute du royaume greco-bactrien：quelques nouveaus indices en provenance de l’Asie centrale orientale.Vers l’ identification des Tokhares—Yueh-Chi？” Histoire et cultes de l’Asie centrale pre-islamique，1991，pp.153-61；Liu Xinru，“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of the Yuezhi-Kushan：Interac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of Nomadic and Sedentary Societies”，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ume 12，Number 2，Fall 2001，pp.261-292；Craig G.R.Benjamin，The Yuezhi：Origin，Migration and the Conquest of Northern Bactria，pp.200-213；Craig G..R.Benjamin，“Considerable Hordes of Nomads Were Approaching：The Conquest of Greco-Bactria-the First ‘Event’ in World History”，in Sun Yue，ed.，Global History Review，Vol.5，(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12) translated into Chinese，pp.97-111.这显然与第二种观点更为相符。如此，大月氏西击的“大夏”实为灭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并在其故地刚刚建立了政权的吐火罗国家。

根据以上推论，再结合相关研究便可知大月氏第二次西迁的大致情况。约公元前132年，大月氏离开伊犁河流域。公元前132/131年过大宛时，很可能也遭到了轻微的抵抗，但很快就又经过康居。(22)Craig Benjamin，“The Yuezhi Migration and Sogdia”，in Matteo Compareti eds.，Ern ud Anērn：Studies Presented to Boris Ilich Marshak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0th birthday，2003.渡河后，便闯入了吐火罗人建立的大夏。约公元前130年，大夏诸部受到大月氏的攻击，邻近的塞人也受此影响便渐渐云集于帕提亚帝国的东境，形成了严重的边患。(23)关于塞人入侵帕提亚的时间问题，众说不一。前文已述及尼利斯认为在前138年，即已有塞人侵入萨卡斯坦地区。如果认为四部游牧民对于希腊—巴克特里亚的冲击是在前140年前后的话，那尼利斯的结论似乎也可以成立。但塔恩认为，塞人侵入帕提亚应该是在公元前130～前129年之间。窃以为，这二者虽有时间差，但并不矛盾。如塔恩所说，米特里达提一世时期就曾置塞人雇佣军于萨卡斯坦地区，因为这里作为塞人的聚居点，有小规模的迁入亦属正常。只是至公元前130年始，当塞人大规模地闯入帝国东土时，才形成了严重的边患。W.W.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p.294.根据查士丁的记载，约公元前128/127年，帕提亚国王弗拉阿特斯二世(Phraates II，约公元前138～前128/127年在位)在与塞人的战斗中身亡。(24)Justin，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xlii，1.同时，受大月氏攻击的吐火罗人，也有一部分继续西行至帕提亚帝国东部。约公元前124年，阿尔塔巴努斯一世(Artabanus I，约公元前128/127～前124年在位)又在与吐火罗人的战斗中负伤身亡。(25)Justin，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xlii，2.2；N.C.Debevoise，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rthia，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8，pp.36-37.不出四年，帕提亚两位国王皆殁于东疆的战场，足见边患对阿尔萨息斯王室政权的威胁。

由大月氏西迁引起的塞人诸部的西徙，如波推浪，渐波及帕提亚帝国的整个东部领土，甚至一度深入帝国的核心地带。斯特拉波在介绍塞琉西亚时曾说，因为帕提亚人体恤塞琉西亚人，担心他们会遭到斯基泰部落的祸害，便把这个村镇变成了其都城。(26)Strabo，Geography，XVI.1.16.这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塞人曾入侵帕提亚帝国西部的事实。(27)据德贝沃伊斯和马歇尔等人的结论，此次塞人迁徙除了南下外，还有一部分向西迁至两河流域地区，甚至罗马帝国的东部也遭到了塞人的抢劫。参见N.C.Debevoise，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rthia，pp.56-59.现代的学者们对此问题，也各抒己见。塔恩推断此次塞人入侵帕提亚主要有两个方向：西迁的一路从木鹿至赫卡通皮洛斯(Hecatompylos)再到埃克巴塔纳(Ecbatana)；南迁的一路从木鹿至赫拉特(Herat)再到锡斯坦(Sistan)。(28)W.W.Tarn，Seleucid-Parthian Studies，p.15.但从长远看，塞人自河中南下印伊边境显然构成了此后中亚历史民族迁徙的常态，印度—斯基泰人的历史便是最好的说明。马歇尔则采用赫茨菲尔德的说法，甚至认为约公元前130年塞人征服了帕提亚帝国的大部分后，又在底格里斯河以东的查拉塞尼(Characene)建立了阿迪亚伯尼(Adiabene) 的塞人王朝。(29)约翰·马歇尔著；秦立彦译：《塔克西拉》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注释113。塞人的此次入侵及带来的政治混乱，诚如俄国学者科舍伦科(G.A.Koshelenko)所说，使得刚崛起的帕提亚国家陷入几近崩溃的边缘。(30)G.A.科舍伦科，V.N.皮利普科：《帕提亚》，见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堪等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第96页。

二 米特里达提一世的东征与撒马尔罕道的出现

以上梳理了公元前2世纪以来大月氏两次西迁所引发的塞人迁徙浪潮及其对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的影响。从这一时期内陆欧亚的整体历史发展来说，正是由大月氏西迁引发的塞人对帕提亚帝国统一秩序的破坏，致使自亚历山大东侵以来和塞琉古时期从河中经巴克特里亚西去美索不达米亚和南下阿里亚(Aria)、阿拉霍西亚(Arachosia)的有序贸易格局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因此，对于帕提亚人而言，进行东征以解决塞人带来的边患问题，不仅是重建帝国秩序的需要，也是恢复塞琉古时代以来美索不达米亚通往河中地区贸易交通的必然选择。本文所谓帕提亚东征，主要指帕提亚国王米特里达提一世和米特里达提二世(约公元前124/123年～前88/87年)在位时期巩固东疆领土的军事行动。从丝绸之路全线贯通的历史过程看，这两次东征对丝路道路交通的拓通意义重大。以下结合相关文献和考古材料，分别就两人的东征及其对丝绸之路开通所起的历史作用略作分析。

帕提亚立国之初的70余年里，东西两面分别受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和塞琉古宗主的压迫，故领土主要囿于原帕提亚行省。即使向西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但大体也不过赫卡通皮洛斯。及至米特里达提一世在位，帕提亚才由王国发展为帝国，因此，他被认为是帕提亚帝国的奠基者。但目前对于他本人生卒和即位时间的研究，疑云颇多。据查士丁《概要》记载：“大约在米特里达提开始他在帕提亚的统治的时候，尤克拉提德也开始了他在巴克特里亚的统治。”(31)Justin，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xli，6.1.由于尤克拉提德继位时间约为公元前171年，所以学者们也将这一年视为米特里达提一世统治帕提亚的开始。至于卒年，则根据他在位后期发行的4德拉克马银币(塞尔伍德类型13.5)上的塞琉古纪年，可大致确定为公元前138(或137)年。(32)此类币造于塞琉西亚，币文反面刻有用希腊字母ΔΟΡ表示的塞琉古纪念。ΔΟΡ即4+70+100=174。塞琉古纪念的元年为前312年11月，因此可推知该币发行时间约在前138～前137之间。如此，可推定米特里达提一世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71～前138/137年，前后约34年，本人即采此说。(33)但近些年来，波兰学者达布洛瓦(Edward Dąbrowa)和奥布瑞切特(Marek Jan Olbrycht)皆指出，米特里达提一世的统治一直延续至公元前132年，这比传统的观点多了5～6年。伊朗钱币学家阿萨尔(Gholamreza F.Assar)亦持此说。参见Dabrowa，“Les aspects politiques et militaires de la conquete parthe de la Mezopotamie par les Parthes”，Electrum 10，2005，pp.73-88.http://www.parthia.com/mithradates1.htm

关于米特里达提一世东征的研究，目前学界已积累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成果，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基础。(34)B.N.Mukherjee，An Examination of the Theory of the Occupation of the Greek Bactria by Mithridates I，Journal of Asiatic Society，1969，(11)，pp.1-5.就其东征的背景来说，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米特里达提一世即位之初，帕提亚已有了70多年的经济和军事积累。查士丁在《概要》中说阿尔萨息斯一世(Arsaces I，约公元前247～前211年在位)自立国后，便趁机安定帕提亚的政治，招兵买马，巩固城市，以图发展。由于国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经济自然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35)Justin，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xli.5.1-4.另一方面，相对有利的周边形势为其对外扩张创造了适宜的时机。就西边来说，塞琉古诸王虽然几次力图收复帕提亚，但因苦于与托勒密的战争而屡屡不能得逞。正当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IV，约公元前175～前164年在位)挫败托勒密挥师东进时，却又遇到罗马的威胁。公元前164年，安条克四世卒，继位者安条克五世(Antiochus V，约公元前163～前161年在位)年仅9岁。(36)Polybius，The Histories，XXIX.27.4，Loeb Classical Library，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R.Pa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First printed 1927，Reprinted 1968.就东边而言，帕提亚立国之初，曾积极主动与希腊—巴克特里亚建立盟友关系，两国间相对无事。但米特里达提一世即位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巴克特里亚在各方面战争的影响下，国势骤衰，实际上已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37)Justin，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xli.6.3.此外，早在米特里达提一世即位前，其兄长弗拉阿特斯一世(Phrates I，约公元前176～前171年在位)已征服了北部的马尔迪人(Mardi)，帕提亚北部的边患已有所缓解。(38)Justin，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xli.5.9.总的来看，以上诸条件皆为米特里达提一世的东征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古典文献关于米特里达提一世东征的记载少得可怜。在所有可利用的文献材料中，只有斯特拉波在《地理志》中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间接并模糊的信息。

希腊人占领这个地区(指巴克特里亚)后，将它划分为若干个行省。其中的阿斯皮奥努斯(Aspionus)省和图里瓦省(Turiva)被帕提亚人从尤克拉提德的手中夺走了。而且，他们还占领了位于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索格底亚那地区……(39)Strabo，Geography，XI.11.2.需说明的是，斯特拉波《地理志》的有关帕提亚的部分信息来自于阿尔特米塔的阿波罗多鲁斯(Apollodorus of Aetemita，约公元前1世纪中期)。

从上述信息看，斯特拉波只提及帕提亚人占领了巴克特里亚的一部分，同时还占领了索格底亚那部分地区。但他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经过以及原因，这为目前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在20世纪前期，塔恩却指出《地理志》(11.11.2)有脱文现象。《地理志》原文：

然而近些年来，学者们对于米特里达提一世东征的时间、东征所占领的地区等问题，又陆续提出了新的看法，这也意味着塔恩的论证面临着新的质问。如关于东征的时间，就多达五种观点。(43)除了塔恩提出的公元前160年～前159年外，尚有德国学者施普曼(Klaus Schippmann)的公元前160年～前155年说和阿尔特海姆(Franz Altheim)的公元前140年～前139年说、乌兹别克斯坦学者瑞德维拉扎(E.V.Rtveladze)的公元前160年～前150年说以及英国钱币学家詹金斯(G.K.Jenkins)的公元前148年说等多种意见。具体可参见Richard Tada，Apollodorus of Artemita and rise of the Parthian empir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2008，UMI：3303409，pp.107-111.其中瑞德维拉扎的观点，参考E.V.Rtveladze，“Pathians in the Oxus Valley：Struggle for the Great Indian Road”，ANABASIS，2 (2011)，pp.149-178.此外，学界还普遍流行两次东征的观点。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罗林森(George Rawlinson)即持此说，他认为第一次发生于入侵米底之前，在与尤克拉提德的战争中夺取了西巴克特里亚地区，即上文斯特拉波所说的地方；第二次发生于公元前150年左右，由于巴克特里亚国势衰弱，米特里达提一世在与赫里奥克勒斯(Heliocles，约公元前145～前130年在位)的战争中又夺取了东巴克特里亚的大部分。他认为米特里达提一世征服的地区大致在帕罗帕米苏斯(Paropamisus)和巴尔赫之间，即捷詹河(Tejend)和哈里河(Heri-rud)之间的区域。(44)George Rawlinson，Parthia，New York：G.P.Putnam’s Son，1903，pp.68-73.近年来，奥布瑞切特则在其新作中亦提出两次东征说，并就该问题做了更为细致的论证。他认为第一次约发生于米特里达提一世在位的前期，应该在征服米底之前，具体时间很可能是在公元前163～前155年间。帕提亚人夺取了阿里亚、马尔吉亚纳和西部巴克特里亚，最东到扎里亚斯佩斯河(Zariaspes)和巴尔赫以南的地区；第二次在米特里达提一世统治的最后10年(公元前142～前132年)。不仅如此，奥布瑞切特还进一步否定了塔恩的推论，认为他的论证只是基于错误的假设，并对早期的学者如帕提亚史专家德贝沃伊斯(N.C.Debevoise)和意大利学者达菲纳(P.Daffin)等人采纳塔恩观点的做法表示遗憾。他认为图里瓦(Tourioua/Touriva)可能是帕提亚人给他们所夺取的地方起的名字，而阿斯皮奥努斯(Aspiones)很可能与阿尔萨息斯王朝有关，并非希腊巴克特里亚的督区。这两个地方应该位于哈里河和阿姆河中游之间，即现在以马扎里沙里夫(Mazr-i-Sharīf)为中心的区域。经过此次东征，尤克拉提德治下的巴克特里亚变成了帕提亚人的臣属国，这一点在查士丁的《概要》中也有所反映。奥布瑞切特还补充说，至于目前钱币材料显示木鹿地区最早的帕提亚钱币是弗拉阿特斯二世而非米特里达提一世的信息，显然既不能完全用来作为否认米特里达提一世曾经征服木鹿的证据，也不能像科舍伦科那样认为木鹿地区只是到了弗拉阿特斯二世时才成为帕提亚人 势力范围的。(45)需要注意的是奥布瑞切特认为米特里达提一世在位时间为前170/165～前132年，所以他指的米特里达提一世最后的十年，应该是前142～前132年。 M.J.Olbrycht，“Mithradates I of Parthia and His Conquests up to 141 B.C.”，in：Hortus Historiae.Studie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Józef Wolski on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day，edited by E.Dąbrowa，M.Dzielska，M.Salamona，S.Sprawskiego.Kraków，2010，pp.229-245.

从帕提亚史研究的学术历程来看，塔恩和奥布瑞切特的论证实际上分别代表了帕提亚历史研究中两种不同的传统。前者倾向于对史料作出大胆且精巧的解读，后者则偏于审慎以及对钱币等材料的综合利用。相较而言，塔恩对史料的解读过于随意，奥布瑞切特的论证显然更趋严密和合理。此外，就两次东征的问题，虽然罗林森和塔恩、奥布瑞切特看法略有不同，但皆承认帕提亚人在米特里达提一世时期占据了木鹿，甚至是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的南部。(46)奥布瑞切特认为Tourioua一词与《阿维斯塔》“雅什特”中的“Türiya-”有关，此词意思为“Turan，Turanian”，即是说帕提亚人很可能征服了伊朗和巴克特里亚之外靠近游牧民世界的中亚草原地区，这与罗林森的看法大同小异。M.J.Olbrycht，“Mithradates I of Parthia and His Conquests up to 141 B.C.”；G.Rawlinson，Parthia，p.69.这一点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可视为定论。

此外，米特里达提一世是否入侵过印度呢？这一问题的争论源于以下两条史料的记载。其一，西西里人狄奥多鲁斯(Diodorus Siculus，约公元前80～前20年)在其《历史集成》中说：

帕提亚人的国王阿尔萨息斯为人温和有礼，且富有成效地扩大了他的帝国的疆界……他最远扩张至印度。(47)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Library of History)，共40卷，第10卷28至31章、第21～40卷，记载了帕提亚的相关历史。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XXXIII.18，Loeb Classical Library，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H.Oldfath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reprinted 1998；The Historical Library of Diodorus the Sicilian：In Fifteen Books：to which are Added the Fragments of Diodorus，and Those Published by H.Valesius，I.Rhodomannus，and F.Ursinus，Book XXXIII.107，translated by G.Booth，Vol.II.，London，1814，p.620.

其二，罗马帝国晚期作家保卢斯·奥罗修斯(Paulus Orosius，约公元375～？)在他的《反异教徒的历史》中记载：

米特里达提，阿尔萨息斯王室的第六位帕提亚国王……征服了希达佩斯河和印度河之间所有民族，并将他残忍的统治推进到了印度。(48)Orosius: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Book V.4.16，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A.T.Fear，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10.

学者们对于以上两人的记载多持怀疑态度。很显然，两人对同一个人物性格的描写完全相反，这样颇让人怀疑他们记载的可靠性。结合米特里达提一世时期帕提亚的情况来说，入侵印度的可能性也比较小。首先，若米特里达提一世曾入侵过印度，何以查士丁《概要》和斯特拉波《地理志》皆不见有载？其次，约公元前165/155～前130年，印度处于米南德一世(Menander I)统治时期，国势强盛，帕提亚人入侵的可能性不大；再次，印度西北不见有米特里达提一世的钱币出土。虽然米特里达提一世钱币上刻有大象，但不能就此认为这是其征服印度的象征。因此，如德贝沃伊斯所言，米特里达提一世入侵印度被贴上了“传说”的标签。(49)N.C.Debevoise，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rthia，p.20，note 87，p.56.

不难看出，虽然文献记载模糊难考，但总不失其可信之处。从上文对米特里达提一世东征的考述可知，在经过他的东征后，帕提亚人将势力向东推进至木鹿，甚至过阿姆河与索格底亚那相接。换言之，经过米特里达提一世的东征，从帕提亚王都赫卡通皮洛斯至东界木鹿乃至河中一线的交通在统一王权的治理下得以重整，帕提亚人控制下的撒马尔罕道由此开通。同时，在东南方向，由于帕提亚人对赫拉特和锡斯坦的有力控制，使得南去坎大哈(Kandahar)和印度的交通也获得了进一步的保障。尽管经撒马尔罕一线的交通网早已存在，但自公元前3世纪中期以后，该地区长期处于军事冲突的大环境中。只是自米特里达提一世开始，帕提亚人通过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有效地维护着丝路中段的交通和贸易，逐渐成为内陆欧亚帕米尔以西的最大中介商。张骞回国后向武帝报告称 “安息……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即是对米特里达提一世东征后帕提亚人势力东及河中的如实反映。(50)《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2页。

三 米特里达提二世的东征与帕提亚段丝路交通的畅通

米特里达提一世去世后，随着大月氏的第二次迁徙及其引发的新一轮塞人迁徙浪潮和河中格局的巨变，导致帕提亚人刚建立的东疆地区优势旋而复失。如何重拾河中要地，又成了新继位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部分再结合相关材料，进一步考述米特里达提二世的东征及其对丝路交通的影响。

约公元前138年弗拉阿特斯二世继帕提亚王位，因年幼，其母协其执政。同年，塞琉古开始了安条克七世(Antiochus VII，公元前138～前129年在位)的统治，此时武帝即位刚三年，时年仅18岁。通过前文的论述可知，此前不久，赫里奥克勒斯很可能在从印度来的希腊人帮助下，驱逐了进占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帕提亚人，并收复了索格底亚纳南部以及木鹿地区，但是塞人冲击的大浪潮亦不可避免。(51)W.W.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p.222.约公元前140年，在冲击下希腊—巴克特里亚几近崩溃之边缘。不久，塞人的一支进入德兰吉亚纳地区赫尔曼德河谷一带对帕提亚造成新的威胁。10年后的公元前130年，随着大月氏第二次西迁产生的冲击，塞人进一步向阿姆河以东和以南地区分别推进。但由于在今喀布尔一带有希腊人的防御，因此，塞人大规模涌入帕提亚帝国的东境。(52)E.J.Rapson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Vol.1，Cambridge：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22，p.567.不出几年，赫拉特、锡斯坦和木鹿等地皆为塞人所占据。(53)在米特里达提一世去世以后，塞人很可能就已入侵帕提亚，但可能主要是朝米特里达提一世为他们设置的聚居点萨卡斯坦前进。至公元前130年后，塞人的又一次迁徙很可能是以南下为主，但在今喀布尔一带为希腊人所阻后才转而向东。因为马尔吉亚纳出土帕提亚钱币中，就有弗拉阿特斯二世和阿尔塔巴努斯一世的德拉克马币。参见A.B.Nikitin，“Early Parthian Coins from Margiana”，in V.Sarkosh-Curtis，R.Hillebrand，J.M.Rogers (eds.)，The Art and Archaeology of Ancient Persia.London & New York，1998，pp.14-19.不过，德贝沃伊斯说阿尔塔巴努斯一世是在巴克特里亚战场上受伤而亡的，若可信，是否可以说明帕提亚在东土尽失的情况下，亦曾有过收复失地的短暂成功呢？弗拉阿特斯二世在与塞人的战争中败亡后，帕提亚人面临的形式愈加严峻。其叔叔阿尔塔巴努斯一世在继承王权的同时，更继承了如何面对塞人和吐火罗人的难题。他甚至被迫向塞人纳贡以求得和解，但最终亦殁于东征巴克特里亚的战场。(54)Joan.Antioch.Fr.66 (FHG，IV，561)，转引自N.C.Debevoise，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rthia，p.37.这一事实足以反映塞人对于帕提亚帝国威胁的严重程度，同时也意味着在米特里达提一世之后，帕提亚人控制的撒马尔罕道又被游牧民的迁徙所阻断，双方的战乱也对这一时期的刚刚恢复的边境贸易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约公元前124/123年，米特里达提二世开始统治帕提亚，他的统治“是以与东西方威胁帕提亚王朝的势力的斗争开始的”(55)〔伊朗〕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著；张鸿年译：《波斯帝国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0页。。查士丁说他战功卓著，使自己赢得了“Magni”(伟大的)称号，但对于他在位期间的历史记载极其贫乏，只有寥寥数语。其《概要》摘记如下：

米特里达提的成就使其赢得了“伟大的”这样一个绰号。……他以极大的勇气进行了很多与其邻国的战争，征服了很多民族并将他们纳入帕提亚帝国。他还成功地发动了一系列对斯基泰人的战争，为他们给其先祖造成的伤害复了仇。(56)Justin，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xlii.2.3-5.

很明显，文献中所说给其先祖复仇一事，便说明米特里达提二世曾对帝国东部地区的吐火罗人和塞人发动过战争。那么除此以外，还有别的记载能说明米特里二世的东征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萨克斯(Abraham Sachs)和亨格(Hermann Hunger)等著名亚述学家的努力下，巴比伦天文日志和文书材料陆续被整理出版，研究者在其中找到了一些可与古典文献相互映证的线索。其中，公元前119年的一条文书材料有着如下记载：

A18：……那个[月]，第15天，阿尔萨息斯国王的一份皮草文件

A19：[这份文件]是写给巴比伦的主管和住在巴比伦的(希腊)公民的，并曾在观察院被朗读过；由于此，军队聚集了起来并且要去与那个(遥远的)城市的王子及其部众作战[……]

A20：[古提人的]，他们杀了我的兄弟阿尔塔巴努斯，我整顿[军队]反抗他们并与他们作战；我在他们之间完成了一次大杀戮；除了两个人以外[……]

A21：[……]没有被杀；王子和他的部众逃离战斗并撤回艰难的群山里。

A22：[……]离开了。那个月，阿拉伯人像变得和以往一样敌对并抢劫。那个月，国王阿尔萨息斯[去]到古提人(Gu-ti，即Gutian)国家那个遥远的城市与他们作战。(57)Abraham J.Sachs，Hermann Hunger，Astronomical Diaries and Related Texts from Babylonia.Vol.III：Diaries from 164 B.C.to 61 B.C.Texts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Denkschriften 247.Band)，Wien，1996，pp.326-7.

这次战役发生在巴比伦历塔什里特(Tashrit)月，约公元前119年的9～10月之间，这显然是在米特里达提二世统治的时期。巴比伦文献中的“Gu-ti”(古提人)，往往泛指游牧于扎格罗斯(Zagros)地区的蛮族，这是指吐火罗人。(58)根据亨宁在《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一文的解释，巴比伦楔形文书中的古提人就是“原吐火罗人”。他分析了《苏美尔王表》记载的古提王的名字，发现这些名字都具有吐火罗语的特征。相关研究可参考W.B.Henning，“The First Indo-Europeans”，in Society and History，Essays in Honor of Karl Wittfogel，edited by G.L.Ulmen，The Hague：Mouton，1978，pp.215-230。〔英〕W.B.亨宁著；徐文堪译：《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第23～34页。徐文堪：《关于W.B.亨宁及吐火罗人起源问题的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第17～22页。〔俄〕T.V.加姆克列利则、Vjac.Vs.伊凡诺夫著；杨继东译；徐文堪校：《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吐火罗人在古代中东的祖先》，《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第51～70页。阿萨尔在论及这一则材料时，认为这里的“Gu-ti”是入侵的游牧民，极有可能是指王家塞人部落中一支Sacaraucae。(59)G.F.Assar，“A Revised Parthian Chronology of the Period 165-91 B.C.”，Electrum，Vol.11，2006，pp.87-158.若此，这无疑是指帝国东部曾经入侵过巴克特里亚的四部。奥布瑞切特认为，文书中提到的“古提人国家的遥远城市”和“艰难的群山”无疑是指巴克特里亚，古提人即吐火罗人。由于米特里达提二世率领帕提亚人进攻，吐火罗人可能逃至巴克特里亚北部和靠近索格底亚那的希萨尔山(Hissar)中。至于文书中的阿尔塔巴努斯身份问题，他采用阿萨尔的意见，认为是米特里达提二世的兄弟而已。(60)M.J.Olbrycht，“The Early Reign of Mithridates II The Great in Parthia”，ANABASIS，1 (2010)，pp.165-191.该文书提供的时间线索，已无需怀疑。如果这一结论正确，那么米特里达提二世东征就有了进一步的佐证。

这一推论在斯特拉波的笔下也得到了证实，他在《地理志》中记载：

后来他们(指帕提亚人)变得很强大，总是通过军事上的胜利以取得邻国的领土…… 同时，他们也占领了巴克特里亚的一部分土地，赶走了斯基泰人。在早些时期，他们也赶走了尤克拉提德及其追随者。(61)Strabo，Geography，XI.9.2.

由于斯特拉波的记载来源自阿波罗多鲁斯，此人生活于米特里达提二世统治时期，因此，可以阿波罗多鲁斯记载这段历史时所处的时代为时间参照。阿波罗多鲁斯说，帕提亚人占领巴克特里亚是米特里达提二世东征的结果。而他所谓的早些时期帕提亚人赶走了尤克拉提德及其追随者，显然是在他以前发生的事情，其实是指米特里达提一世对巴克特里亚的征服。正是由于以吐火罗为首的斯基泰四部入侵了巴克特里亚，因此，米特里达提二世东征巴克特里亚时主要的对手是游牧的塞人，而非驻守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了。

除了零星的文献记载外，钱币学材料为我们了解帕提亚历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特别是近些年来，钱币学研究的深入进一步证实了米特里达提二世东征塞人、收复失地的事实。在提利雅捷佩(Tillya Tepe，即黄金之丘)三号墓中发现的米特里达提二世的1德拉克马币，是目前所知在巴克特里亚西北发现最早的帕提亚币。此外，在阿姆河流域即现在的的马扎里沙里夫、旧铁尔梅兹(Old Termez)皆发现了米特里达提二世以及其以后帕提亚诸王的造币。这一情况似乎说明，正是在米特里达提二世以后，这一区域成了帕提亚人长期的领地。(62)E.V.Rtveladze，“Pathia and Bactria”，Antonio Invernizzi (ed.)，In the Land of the Gryphons：Papers on Central Asian Archaeology in Antiquity；Monografie di Mesopotamia vol 5，Florence：Casa Editrice Le Lettere，1995，pp.181-190.马歇尔对印度—希腊人国王毛伊斯(Maues，约公元前98/85～前60/57年)钱币的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相应的线索。他认为毛伊斯早期钱币上“马套子中的弓”的图案也出现于米特里达提二世的钱币上，这说明他应该是臣服于米特里达提二世的。(63)〔英〕约翰·马歇尔著；秦立彦译：《塔克西拉》第二卷，第1117页。

此外，虽然学者们长期以来对“KATA ΣΤΡΑΤΕΙΑ”(远征)系列币(塞尔伍德类型30.28/29/30)的打制时间存在争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此类钱币不是米特里达提二世所发行，那肯定也是他以后的帕提亚国王在马尔吉亚纳、阿里亚和德兰吉亚纳等东部地区发行的。(64)关于KATA ΣΤΡΑΤΕΙΑ的讨论，参见Warwick William Wroth，Catalogue of the Coins of Parthia，London：Order of the Trustees，1903，p.40；C.Bradford Welles (ed.)，Royal Correspondence in the Hellenistic Period：A Study in Greek Epigraph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4，p.98；E.V.Rtveladze，“Pathians in the Oxus Valley：Struggle for the Great Indian Road”，pp.149-178.这也反映了米特里达提二世以后，帕提亚人对于东部地区的占领情况。在木鹿地区发现的米特里达提二世早年的1德拉克马币(塞尔伍德类型23.3)，似乎也颇能说明问题。其反面与阿尔塔巴努斯一世1德拉克马币反面风格极为相似，且背面币文不是他通常所用的赞语“ΒΑΣΙΛΕΩΣ ΜΕΓΑΛΟΥ ΑΡΣΑΚΟΥ ΕΠΙΦΑΝΟΥΣ”(显贵的阿尔萨息斯大王)，而是“ΒΑΣΙΛΕΩΣ ΑΡΣΑΚΟΥ ΕΠΙΦΑΝΟΥΣ ΦΙΛΕΛΛΗΝΟΣ”(显贵的爱希腊者，阿尔萨息斯大王)。(65)http://www.parthia.com/mithradates2.htm#Type_23问题是，为什么在帝国东部发行的造币上，也会出现“爱希腊的”(ΦΙΛΕΛΛΗΝΟΣ)的币文呢？俄国学者尼基丁(A.B.Nikitin)认为，这是米特里达提二世为了在情感上鼓动帝国东北部地区的希腊人东征游牧入侵者的政治口号。(66)A.B.Nikitin，“Early Parthian Coins from Margiana”，pp.14-19.在帕提亚人看来，由于米特里达提二世解除了游牧民对于帝国的威胁，阿尔萨息斯的后代们才得以幸免，才没有像尤克拉提德及其后人一样在这场灾难中灭亡。正因如此，他才被称为“救世主”。埃克巴塔纳造币厂所出的1德拉克马币(塞尔伍德类型25)上，背面币文“ΒΑΣΙΛΕΩΣ ΜΕΓΑΛΟΥ ΑΡΣΑΚΟΥ ΣΩΤΗΡΟΣ”(救世主阿尔萨息斯大王)，即是很好说明。(67)http://www.parthia.com/mithradates2.htm#Type_25同样地，研究者在“Arsaces X”类型币(塞尔伍德类型23.1/2)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假设，这一假设或许可以对文献材料的不足起到一些补充。(68)Arsaces X，即阿尔萨息斯第十。这一结论是阿萨尔在帕提亚钱币的基础上，对阿尔萨息斯王朝重新编年的结果。他认为Arsaces X是Artabanus I 之子，在位时间约为前122年11月到前121年4月。在Arsaces X 系列币中，这位阿尔萨息斯相貌极其年轻，在所有的帕提亚币中显得极为特别。参考G.F.Assar，“A Revised Parthian Chronology of the Period 165-91 B.C.”。奥布瑞切特将这类钱币与塞尔伍德类型24相比较，认为阿萨尔所谓的阿尔萨息斯第十，其实是米特里达提二世。之所以在“Arsaces X”币图中米特里达提显得十分年轻，且与此后米特里达提币的币图迥异，这是因为当他父亲阿尔塔巴努斯一世去世时，他正在东部地区巴克特里亚的战场上。在这一非常时期，米特里达提刚即位，并没有确定币图风格。

至于米特里达提二世东征的范围，可依文献和出土钱币的地点做一大致的估测。根据奥布瑞切特的意见，帕提亚人不仅控制了从木鹿东到阿姆河中部的地区，甚至深入到了阿姆河以北索格底亚纳和布哈拉一带。(69)M.J.Olbrycht，“The Early Reign of Mithridates II The Great in Parthia”.因此，当汉廷的副使到帕提亚东疆时，才出现“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的记载。(70)《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2页。班固记安息“北与康居”接，“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虽然与司马迁的记载看似雷同，但实则不一。因为从其所言“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可判断，东汉初年的中国对帕提亚的了解显然在司马迁的基础上有了增添了新的内容。(71)《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9页。班固卒于公元92年，《汉书》所记之事下至公元23年。结合这一时期的帕提亚钱币，可知具有这一特征者，应为公元前2年即位的弗拉阿塔克斯(Phraateces，约公元前2～公元4年)。因为在他发行的铸币上，正面为其头像，反面为其母亲穆萨(Musa)像。这说明从司马迁到班固，汉代中国不仅如实地记载了帕提亚钱币的变化特征，而且还及时地记录了帕提亚历史发展的具体细节。所以当《汉书》记载安息“北与康居”接“临妫水”时，显然又是指米特里达提二世时期帕提亚的情况。结合查拉克斯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Charax，约公元前/后1世纪)《帕提亚驿程志》对于帕提亚帝国内部交通的描述来看，通过米特里达提二世及其后继者的努力，帕提亚人在阿里亚、锡斯坦以及阿拉霍西亚等地区都普遍建立起了保障交通的驿站和据点，控制着从赫拉特南下德兰吉亚纳和阿拉霍西亚的广大地区。(72)伊西多尔生活于奥古斯都时代，后世只知他有《帕提亚驿程志》传世。一般认为，该书成于公元前26年以后的某个时期，作者写作时所依据的材料应为米特里达提二世时期的。从内容看，该书记载了从安条克到印度的陆路贸易路线，特别讲到阿尔萨息斯政权控制下从西亚到中亚的沿途驿站，虽篇幅不多，但重要性不可小视，它不仅是研究帕提亚商业贸易的重要著作，更是研究丝绸之路西段道路交通不可或缺的史作。具体见Isidore of Charax，Parthian Stations：An Account of the Overland Trade Route Between The Levant and India in the First Century B.C.，translated by W.H.Schoff，Philadelphia：the Commercial Museum，1914.中译文可参见余太山：《伊西多尔<帕提亚驿程志>译介》，《西域研究》2007年第4期，第5～16页。如此看来，约公元前120年以后，帕提亚人不仅再一次控制了从木鹿—布哈拉—撒马尔罕一线的交通，南下赫拉特—亚历山大里亚波利斯(Alexanderpolis in Arachosia)到印度河地区的交通道也获得了保障。这也就是为什么自米特里达提二世以后，帕提亚诸王的钱币在阿姆河中游地区流通更趋频繁的原因。(73)关于阿姆河地区发现的米特里达提二世的钱币问题，可见E.V.Rtveladze，‘O zone parfīanskikh vladeniī v zapadnoī Baktrii’ in M.A.Annanepesov (ed.)，Merv v drevneī i srednevekovoī istorii Vostoka III：Merv i parfīanskaīa épokha，Ashgabad，1992，pp.33-4；E.V.Rtveladze，‘Coins of the Yuezhi Rulers of Northern Bactria’ SRAA 3，1994，pp.81-95.对中亚地区发现的帕提亚钱币的其他研究，可见G.A.Koshelenko & V.I.Sarianidi，‘Les monnaies de la nécropole de Tillia-tepe (Afghanistan)’ StIr 21，1992，pp.21-32；E.V.Zeymal，‘Coins from the excavations of Takht-i Sangin (1976-1991)’ in K.Tanabe，J.Cribb，H.Wang (eds.)，Studies in Silk Road Coins Art and Culture.Paper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Ikuo Hirayma on his 65th birthday，Kamakura，1997，pp.89-110；B.A.Litvinskii，’Parfiano-baktriiskie perekrestki’ in Problemy istorii，filologii，kul’tury，Moskva-Magnitogorsk，1 (27)，2010，pp.84-103；Aleksei Gorin，“Parthian Coins from Kampyrtepa”，ANABASIS，1 (2010)，pp.107-134.

四 结语

帕提亚作为外西域最大的国家，它对丝绸之路东段的汉帝国来说无疑也是外交关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米特里达提二世东征，正值汉武帝决心击匈奴和派张骞再度西使之际。约公元前115(或114)年，张骞所遣副使到达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汉使还，帕提亚亦“发使随汉使来观汉”。这一官方联系的确立意味着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确立了直接的外交关系。也正是随着帕提亚与西汉王朝外交关系的确立，丝绸之路东段与中段得以有效对接，并进而通过帕提亚延伸至西段的地中海罗马世界，丝绸之路最终得以拓通和全线贯通。(74)作为“丝绸之路”概念的创造者，李希霍芬笔下的丝绸之路开始的时间正是公元前114年，这也是汉与帕提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大致时间，足见其意义之重大。见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徐朗：《“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与拓展》，《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第140～151页。自此以后，帕提亚一跃成为内陆欧亚帕米尔以西从印度西北和中亚到亚美尼亚的霸主，天然地充当着丝绸之路上连接汉代中国和罗马帝国的最大中介者，并垄断丝路贸易长达两个世纪之久。(75)米特里达提二世为帕提亚人创造的政治环境，保障了帕提亚人整个丝路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但这一优势很可能随着贵霜势力的崛起而发生了下滑。通过对钱币材料的分析，可知在公元1世纪中期开始，马尔吉亚纳逐渐脱离帕提亚中央王室。同时随着贵霜势力的崛起，阿拉霍西亚和马尔吉亚纳等地的过路财富，显然更多地会流向帕提亚与汉之间的这个新中介商的手里。这样看来，帕提亚作为贸易中介商最辉煌的时代，前后近两个世纪。 参考A.B.Nikitin，“Early Parthian Coins from Margiana”，pp.14-19；M.J.Olbrycht，“The Early Reign of Mithridates II The Great in Parthia”.

因此，结合公元前2世纪内陆欧亚的整体历史发展和丝绸之路自身的历史而言，帕提亚帝国早期的两次东征，不仅重建和稳固了帕提亚人在河中地区的优势，而且为汉使的顺利西行创造了直接有利的条件。换言之，帕提亚人的东征也在客观上为以张骞“凿空”为标志的丝路全线贯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