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立 君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法国著名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说：“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1]23他强调举凡研究中关注的地理要素、工具器物、文献、制度的背后都是人，历史学应该捕捉人的足迹，将人作为研究目标。这一认识对于研究那位曾亲历隋末风云的唐朝开国皇帝——李渊颇有启发意义。在隋唐帝王的研究中，关注唐高祖李渊在隋朝大业末年活动者本就不多，即便是关于唐高祖专门的传记，对其任太原留守之前的长时段履历，也仅以寥寥数语就一笔带过，[2]8更别提专门的研讨。李渊曾身处隋朝东征大军的烽火前线，后来又高居于海东诸国入唐朝贡使臣所跪拜的宝座之上，经历了从隋炀帝时代的军政大员到唐朝开国皇帝这样不同寻常的身份转换，然而中外史学界有大量关于隋唐“辽东之役”的研究成果，[3]但其中唯独缺乏对于李渊角色的细致讨论。[4]75-76与隋炀帝和唐太宗相比，李渊在研究中受到“冷遇”的现象值得反思。

其实，李渊主政时代，恰恰是处于隋唐帝国与海东诸国关系的转捩点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于隋唐之际的李渊个人以及辽东之役这段历史，许多线索性问题仍然晦暗不明,比如隋大业九年(613)李渊在战争前线辽东有哪些具体活动，这和他后来的仕途命运有何关联，隋末大业年间辽东之役又对唐初和海东诸国关系有何影响，以及武德年间海东政策与前后时代迥然有别，这与李渊亲身在大业九年的辽西前线是否有关。本文即围绕这些问题试作一补苴之论，文中看似琐碎的地理、制度、文献考证，实指向李渊其人。

一、 李渊督运怀远镇新考

大业九年，李渊亲自参与辽东之役并在怀远镇督运粮草一事，见诸多种史籍。如《旧唐书·高祖本纪》[5]2《新唐书·高祖本纪》[6]70等，兹援引相对详细的《册府元龟》卷7《帝王部》记事：

大业中为卫尉少卿，辽东之役，高祖于怀远镇督运粮，知杨玄[感]纵兄弟逃还，密表闻奏，炀帝始知玄感起逆，乃班师。于是慰劳高祖谕以亲亲之意。元弘嗣先在弘化留守，即斛斯政亲戚，乃遣高祖驰执弘嗣，代为留守，关右十三都兵皆受征发。[7]2

在此，首先要明了“辽东之役”之所指。根据杨玄感叛乱可推知，此辽东之役乃是大业九年隋炀帝第二次东征高句丽。两年前即大业七年(611)隋炀帝发动了第一次辽东之役，当时出兵号称百万。[8]既然李渊参加的是大业九年之役，据《旧唐书·高祖本纪》载，“大业初，为荥阳、楼烦二郡太守，征为殿内少监。九年，迁为卫尉少卿”[5]2，那么就不能排除隋炀帝委任卫尉少卿一职是专为东征督运军粮作准备的可能。其实，大业九年这次辽东之役，隋朝出兵人数虽然没有上一次那般庞大，但也进行了一系列全局性调配，譬如“(大业)九年春正月丁丑，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辛卯，置折冲、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将官，以领骁果”[9]83。因为第一次辽东之役中士兵作战不积极暴露出府兵制的弊端，于是隋炀帝汲取上次辽东之役失败教训而对府兵制进行改革，骁果制就是其采取的革新举措。[10]大业九年二月，隋炀帝恢复宇文述等人官爵，启用旧将，招募新卒。三月，他不仅“发丁男十万城大兴”[9]84，还再次亲临辽东，四月随着战事的迅速展开，再次渡过辽泽赶赴前线，刚刚起复的宇文述也直驱平壤。[9]84可见，第二次东征隋炀帝是志在必得，在兵制与兵力、军将与作战计划等多方面都预先筹备。故卫尉少卿李渊督运军粮应是这一系列计划中的一个环节。

卫尉少卿是何职务？督运之职有何重大关节？《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载：“初，帝自卫尉卿转右骁卫将军。”[11]1谓李渊是卫尉卿，不确。根据李林甫等《唐六典》记载，唐代卫尉卿的职责是“掌邦国器械、文物之政令，总武库、武器、守官三署之官属”，“少卿为之贰”，[12]459隋代职掌与唐代大致相同。炀帝时李渊为从三品，如前引《旧唐书·高祖本纪》载，大业初年李渊已从地方郡守征为从四品的殿内少监。殿内少监与卫尉少卿一样，都能接近皇宫和皇帝本人(1)关于隋代殿内局(省)设置职掌，《唐六典》卷11《殿中省》载：“大业三年，分门下省尚食、尚药、御府、殿内等局，分太仆寺车府、骅骝等署，置殿内省，监正四品，少监从四品，丞从五品，各一人，掌诸供奉；又有奉车都尉十二人，掌进御舆马；统尚食、尚药、尚舍、尚衣、尚乘、尚辇等六局”，参见李林甫等《唐六典》，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23页。，可见李渊已在皇帝身旁奉仕多年，怀远镇督运军粮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类似，因此李渊升任卫尉少卿与即将展开的炀帝亲征部署有关。无独有偶，李渊任职的殿内监和卫尉寺相关官员如李敏、阎毗、元弘嗣也都有随皇帝参加辽东之役的经历。[9]1 124,1 595,1 701

督运军粮，非同小可，所以皇帝要在重要的枢纽要冲安排亲信要员。从辽东之役的相关记事看，督运一职是行军后勤保障至为关键的职位，设于炀帝经行路线必由通道。后来谋叛的杨玄感就是通过在黎阳督运而操控炀帝东征大军粮食命脉。李渊当时督运地点在怀远镇，与黎阳、北平、上江等比起来，怀远镇有何特殊性呢？这关系到李渊督运之职是否受到崇信，以及他在辽东之役的作为。

怀远镇，处于隋朝的极东之地，是辽东之役军粮输送线的枢纽，是隋朝面朝高句丽的边境要冲前沿，与高句丽邻接，具有不可替代的军事镇戍功能，因此隋朝有人被发配镇戍此地，如柳彧，遭到杨素弹奏“以内臣交通诸侯，除名为民，配戍怀远镇”[9]1 484。炀帝东征班师过程中，也曾遣大将吐万绪留镇怀远，据载:“辽东之役，请为先锋，帝嘉之，拜左屯卫大将军，率马步数万指盖马道。及班师，留镇怀远，进位左光禄大夫”[9]1 358，反映出怀远作为攻防要地而受到的重视。除了作为镇戍本身具有的战略意义外，炀帝时期还开始将怀远镇作为大军存粮、输粮的节点城镇。大业六年(610)“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13]5 655，大业八年(612)扶余道军将宇文述等率“兵自泸河、怀远二镇，人马皆给百日粮”[13]5 664，从怀远镇等地向高句丽进发，且军粮取自怀远镇。

怀远镇的具体位置，可由怀远县所在推知。史载，怀远县隶属隋代辽西郡，当时寄治营州[5]1 521，“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以处粟末靺鞨降人”[7]1 019。在多族混居的辽西边陲，怀远镇当在怀远县境内或去县不远。贞观元年(627)虽已省怀远县，但从贞观十七年(643)“太常丞邓素使高丽还，请于怀远镇加戍兵以逼高丽”[6]499可知，怀远镇却依然存在并发挥作用。县废而镇存，怀远镇的军事功能异常凸显。日本学者布目潮沨认为，怀远镇在今河北省境内，[14]104-112胡如雷认为在今宁夏银川东南[15]。《中国历史地图集》大业八年“辽西诸郡”图将怀远县、怀远镇画在一地，标注在辽宁省辽中县，以示异名同地。[16]19-20查《〈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怀远县”条，则未提及贞观元年已省怀远县，[17]71却以《资治通鉴》贞观十九年(645)李勣军队佯出怀远镇的事例来说明怀远县的位置，似有未安。结合前引史实，笔者认为怀远镇在辽宁辽中(即今沈阳市辽中区)最为合理。

怀远镇因为居于如此重要地位，大业年间辽东之役期间包括李渊在内的隋朝臣僚、军将在幽营之间的流动中，怀远镇固然发挥重要作用。下面这条关于薛世雄的史料不仅说明隋朝在怀远镇集中的兵将之强，而且这些军将被充分地调动于幽州—营州区域：

辽东之役，以世雄为沃沮道军将，与宇文述同败于平壤。……明年，帝复征辽东，拜右候卫将军，兵指蹋顿道。军至乌骨城，会杨玄感作乱，班师。帝至柳城，以世雄为东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镇怀远。于时突厥颇为寇盗，缘边诸郡多苦之，诏世雄发十二郡士马，巡塞而还。[9]1 354

薛世雄以东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而坐镇怀远，并以之为基地发兵弭平突厥寇患，大业十年(614)在炀帝新一轮东征中任涿郡留守，率领幽蓟精兵南下洛阳。可见幽营联动一体，怀远镇地位独特。不仅如此，更为关键的是在炀帝对高句丽用兵的过程中，怀远镇还是他经行的重要节点。大业九年四月炀帝车驾渡过辽水后，“遣宇文述、杨义臣趣平壤”[9]84。这次李渊督运于怀远镇，军粮从怀远镇转运，炀帝实际渡辽水位置则应在更北的通定镇，即从怀远镇北行至通定镇。(2)关于通定镇的考定，可参阅赵晓刚、沈彤林《辽东郡及通定镇考略》，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沈阳考古文集》第1集，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0—254页。

在大业十年(614)的亲征中，怀远镇是隋炀帝在隋朝境内停留的最后一站以及自高句丽班师回朝的第一站。这一次炀帝亲征高句丽的行程是：二月下诏亲征高丽，三月先后行幸涿郡，次临渝宫，次北平，七月次怀远镇，十月至东都，随后回到京师长安。[6]1 232其中，对于“次怀远镇”的记录，《隋书·东夷传》谓：“至辽水，高丽亦困弊，遣使乞降……帝许之，顿于怀远镇，受其降款。仍以俘囚军实归”[9]1 817。大业十年随同炀帝驻停怀远镇的文武臣僚亦不在少数，如裴矩，随军到怀远镇：“王师临辽，以本官领武贲郎将。明年，复从至辽东。以前后度辽功，进位右光禄大夫”，“后从师至怀远镇，诏护北蕃军事”[9]1 582。又如，宇文述，屡随隋炀帝亲征，最后一次则是“复从东征，至怀远而还”[9]1 467。再如，郭荣，也是多次随驾东征，大业十年竟卒于怀远镇，[9]1 320许善心也在3次东征中分别随军到涿郡，渡辽水，至怀远镇。[9]1 428，1 430以上4人3次东征俱在炀帝身边，大业十年皆从至怀远镇。此皆可证明怀远镇为大军东征必由之地，地理区位优势显著。唐代李勣出奇制胜，发兵于柳城而佯出怀远镇，其实正是对怀远镇居于大军必经之路这一常态的回避，反而愈加说明怀远镇地位之关键。《通典》卷186《边防典》“高句丽”的记载一方面揭示出“黄龙”(今辽宁朝阳)以东“辽水”一带隋军的败相，另一方面交代了炀帝在怀远镇停留的细节，可知怀远镇能够为隋炀帝提供停顿、驻军、迎使、受降等条件，规模较大。[18]5 014综上，李渊所督运的怀远镇位于隋朝东陲，紧邻高句丽，是一处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冲，也是隋朝大军进入高句丽境内作战后，距离后方最近的补给站，以及战争结束时回撤途中所经过的第一站，在这里能够见到绝大部分参与东征的隋朝君臣将士。

大业九年李渊以卫尉少卿本职，在如此重要的地点督运军粮，除此之外他实际上还有其他活动。《旧唐书·高祖本纪》只载：“及杨玄感反，诏高祖驰驿镇弘化郡，兼知关右诸军事”[5]2，没有明确透露督运期间的李渊在杨玄感谋反一事上的具体作为。而《新唐书·高祖本纪》则补充了一些细节：“杨玄感将反，其兄弟从征辽者皆逃归，高祖先觉以闻，炀帝遽班师，以高祖为弘化留守以御玄感，诏关右诸郡兵皆受高祖节度。”[6]2这里，李渊“先觉以闻”，隋炀帝任命他弘化留守以抵御杨玄感，而“诏关右诸郡兵皆受高祖节度”就有酬功的意味了。前引《册府元龟》史料将李渊密奏杨玄感兄弟自辽东前线逃还，而因功擢升弘化留守、统兵关右的过程叙述得更为详细。[7]70这里揭示了一个细节，李渊正是处于怀远镇这一枢纽性节点上，高句丽前线的隋朝军将士兵多经此返回内地，所以他在客观上才有可能事先觉察到异常迹象。这个细节还可说明李渊个人平素既留意于觇察隋朝前线军情，又常能洞悉后方局势。先是有身处怀远镇的优势，在面临杨玄感在后方谋叛而其在辽东前线的兄弟(很可能还有心腹部下)潜归的意外事件时，李渊准确掌握隋朝内部政情和高句丽战事的良好个人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使得他能够迅速判断事态并将这一讯息密奏炀帝。他能以霹雳手段达至龙听，又与他作为卫尉少卿(以及和隋炀帝的亲戚关系)与皇帝较为亲近有关；而从上引隋朝诸关键节点城镇安置心腹内臣的特点来看，甚至也不能排除炀帝委派李渊在怀远镇督运粮之外还有其他任务。无论如何，李渊的情报使得炀帝能提早班师，挽救了他可能陷入前有高句丽军进攻、后无返归隋朝内地之路的危险境地，炀帝“慰劳”李渊使“关右十三都兵皆受征发”也就显得相当合情合理了。

通过观察李渊在怀远镇对于杨玄感反隋的敏锐反应，很自然会使人想到他后来的反隋大业，至少自宋代人编纂的《新唐书》《册府元龟》起，绝大多数治隋唐史者虽都认可李渊的创业源于“关右十三都兵皆受征发”，却罕有将太原起兵与在辽东之役中尚官微人轻的卫尉少卿李渊联系起来。(3)值得注意的是赵克尧、许道勋在阐述是李世民还是李渊在晋阳起兵中的首要作用时对此曾有一定讨论。参见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2页。

二、 辽东之役与太原起兵的内在联系

李渊除了在辽东之役中对谋逆之事先觉密奏外，他本人实早怀异志，甚至可以说隋炀帝的辽东之役正是他的政治起点。李渊作为与隋炀帝有亲戚关系的臣僚，在辽东之役中一方面担任督运军粮的要职，机敏地觇察前方将士异动，积极维护隋炀帝统治，但另一方面早在赴怀远镇之前，经行涿郡时他就已有十分诡秘的行动。

大业九年，李渊在从长安赴辽西前线之前，经行涿郡，并在此逗留。《旧唐书·宇文士及传》记载：“初，高祖为殿内少监，时士及为奉御，深自结托。及随化及至黎阳，高祖手诏召之。士及亦潜遣家僮间道诣长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贡金环。高祖大悦，谓侍臣曰：‘我与士及素经共事，今贡金环，是其来意也。’”[5]2 409其后，宇文士及果然归附李渊，两人对话言辞追认了涿郡密谈一事。宇文士及说：“臣早奉龙颜，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后于汾阴宫，复尽丹赤。”[5]2 410李渊则对裴寂等人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5]2 410这其中有3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与心腹在涿郡“夜中密谈时事”，而需要黑夜秘密谈论的时事一定是和当时的朝局和天下大势相关，既然是犯忌讳，应当就是炀帝暴虐、夺取天下之类的话语；二是后来在汾阴宫“复尽丹赤”也并非虚指，前需有“准君臣”密论江山社稷，后才有再次表示忠心；三是“深自结托”已显示交情之深，再加上李渊对唐元功臣话语里透露出宇文士及与之论的是“天下事”，而且暗示其发生在太原起兵多年之前，由此可以推测后来太原起兵乃先前涿郡异心之结果。(4)宇文士及墓在唐昭陵东端，《宇文士及碑》因其中贞观以前叙事部分残泐漫漶，目前尚无法释读关于涿郡夜中密论的相关信息。参阅李子春《新拓唐昭陵宇文士及碑》，《考古》1960年第7期。

李渊从怀远镇返归不久便迎来“大唐创业”的良机——太原起兵，太原起兵史事与隋炀帝辽东之役之间的内在联系长期被遮蔽了。大业十三年(617)，太原留守李渊治下的鹰扬府校尉刘武周打出反隋旗号，于是李渊集团获得了借剿灭刘氏叛乱之名，行招募兵马之实的机会。仅就史传记录而言，似乎李世民更为主动积极。这一年，李渊“被拘”，李世民本欲发兵，后来则是利用隋炀帝连年发兵征辽的事实，矫发诏命：

时太宗潜结死士，与文静等协议，克日举兵，会高祖得释而止。乃命文静诈为炀帝敕，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人，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为兵，期以岁暮集涿郡，将伐辽东。由是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5]2 291

这首先反映出隋末辽东之役对国内民众的逼迫，以及李渊集团对这一形势的洞察。其次，具体矫诏发兵的地点选在太原、西河、雁门、马邑4个郡，范围广大，而且征兵年龄又是在20—50岁，覆盖人群务尽最广，再加上要在岁暮齐集到距离遥远的幽州去参加九死一生的辽东之役。时间之仓促、地域之广阔和人群覆盖之众，由此达到了“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的目的。李渊称帝后历数隋炀帝的罪状，其中就包括辽东之役对民生的极大扰乱：“辽水屡征，歼丁壮于亿兆。伊谷转输，毙老幼于百万。禽荒罄于飞走，蚕食穷于水陆，征税尽于重敛，民力殚于劳止”[11]19。丁壮、老幼死者无数，征税压榨无穷，这些场景的描绘极力凸显官逼民反、民不聊生的状态。两事合观，可以照见隋代辽东之役作为一种话语对象，在唐朝建国集团的政治宣传中被反复利用。

其实，李渊及其追随者不仅制造与辽东之役相关的虚假舆论来煽动民变，而且还直接收编隋朝军队中的征辽士兵。《大唐创业起居注》载，大业十三年八月李渊集团在举兵攻取霍邑的战斗中，“西京留守代王，遣骁将兽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拒守。又遣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将辽东兵及骁果等数万余人据河东，与老生相影响。仍命临汾以东诸郡，所在军民城守，并随便受老生、屈突等征发”[11]23。可见与守城将领宋老生相配合的屈突通，麾下就是所谓的“辽东兵及骁果数万余人”。

关于骁果的产生与辽东之役内在的联系，特别是骁果的构成、流布等，黄永年和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的论著剖解甚详，[10]但是对于骁果后期辽东之役残兵的去向则关注略少。首先，辽东兵、骁果兵并列，说明他们并不是一支部队，即骁果虽源自征辽，而征辽却未必皆骁果。根据屈突通墓志，两支部队合二为一，与自大业七年“东夷不宾”以来屈突通即“董帅貔貅，爰陪军幕”[19]13有关，他始终掌握军权，征辽东部队和骁果部队分属其麾下。其次，通过对这次辽东兵参与战事的分析，霍邑之战宋老生战败身亡，部队被收编。随后李渊等攻入长安，十二月屈突通也被李渊集团收编：“屈突通自潼关都尉府欲奔东都，关上刘文静等诸军追而获焉，送之相府。帝见通，舍而礼之，……通拜款”[11]45。屈突通麾下数万余辽东兵及骁果并未有散亡的记载，正值极力扩大势力之时，按常理推断，这部分有生力量当为追获屈突氏的刘文静等部收编。

大业辽东之役督运粮草的经历，为李渊提供了政治上的机遇，太原起兵后李渊一方面在舆论上充分利用隋炀帝辽东之役征兵对民众造成的恐慌，另一方面在军事上收编隋朝辽东之役返归士卒，因此说隋代辽东之役也塑造了李渊本人新的历史。

三、 武德年间唐朝与高句丽的朝贡关系

经历了隋炀帝东征及隋末动乱，李渊在成为唐朝开国皇帝后，开启唐朝与高句丽关系。这是由当时双方各种政治条件决定的：首先，李渊否定隋炀帝辽东之役的合理性，并且唐朝政权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取代隋朝的残暴统治为基础，而辽东之役则是其暴政苛政的具体表现。其次，高句丽国王荣留王高建武与高祖李渊在同一年分别成为新君，因此两国有重新构建双方关系的政治基础。再次，武德初年面临消灭中原割据势力的统一战争任务，无暇东顾，有追求和平的客观需要。

李渊对高句丽的政策既有别于隋炀帝，也不同于其后的唐太宗，即追求和平、否定战争。武德二年(619)，高句丽第一次向唐朝遣使朝贡。在此后的7年间，除了武德三年(620)外，高句丽每年皆有使臣到达唐都频繁事大朝贡。武德五年(622)，唐高祖向高句丽王高建武下达诏书，请其放还隋末因战乱滞留在其境内的人。

赐建武书曰：“朕恭膺宝命，君临率土，祗顺三灵，绥柔万国。普天之下，情均抚字，日月所照，咸使乂安。王既统摄辽左，世居藩服，思禀正朔，远循职贡。故遣使者，跋涉山川，申布诚恳，朕甚嘉焉。方今六合宁晏，四海清平，玉帛既通，道路无壅。方申辑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场，岂非盛美。但隋氏季年，连兵构难，攻战之所，各失其民。遂使骨肉乖离，室家分析，多历年岁，怨旷不申。今二国通和，义无阻异，在此所有高丽人等，已令追括，寻即遣送；彼处有此国人者，王可放还，务尽抚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5]5 320-532 1

高句丽这次册封，比武德四年(621)遣往新罗的使臣通直散骑侍郎官职品位要高很多，而且在册封的同时还进行了盛大的道教交流活动。这都是册封百济、新罗时所未见的。《资治通鉴》将三国册封时间系于武德七年二月，而非《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的武德七年正月，“丁未，高丽王建武遣使来请班历。遣使册建武为辽东郡王、高丽王；以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13]5 976。从其行文来看，唐朝是在对高句丽来使请求颁布历法之后进行回应。所谓历法，就是奉大唐正朔。与《旧唐书·东夷传》所载细节结合来看，李渊对高句丽更为重视，但对百济、新罗亦相当亲善，体现了李渊时期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理性的一面。对于这一点，还有一场更为生动的君臣对话被记录下来，可作为证明：

时高丽遣使贡方物，高祖谓群臣曰：“名实之间，理须相副。高丽称臣于隋，终拒炀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于万物，不欲骄贵，但据土宇，务共安人，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可即为诏，述朕此怀也。”彦博进曰：“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之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堤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若与高丽抗礼，则四夷何以瞻仰？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比列星，理无降尊，俯同夷貊。”高祖乃止。[5]2 360

中外学者引用此段材料，多作为高句丽占据汉晋郡县的论据予以讨论。实际上，李渊在这里还表达了非常个人化的认识。首先他发表这番言论的背景是，温彦博当时正担任“中书侍郎，封西河郡公”以及《旧唐书·高丽传》记述此事时有“高祖尝谓侍臣”(7)《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也记述了此事，文字略有几处不同：一是淡化时间，将之系于武德七年和武德九年(626)之间，以“高祖尝谓侍臣曰”表示追述；二是对高祖的答语劝诫由温彦博一人变成“侍中裴矩、中书侍郎温彦博”两人；三是少了十分重要的一句“若与高丽抗礼，则四夷何以瞻仰？”四是“俯同夷貊”改为“俯同藩服”。参见刘日句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 320—5 321页。“貊特”指高句丽，参阅朴真奭《高句丽历史诸问题》，(首尔)景仁文化社2011年版，第185—226页。的词句，可见李渊的见解是在一种与温彦博等近侍臣僚商榷的场合，针对高句丽最初的朝贡时而发。也就是说，这是李渊自隋末亲历辽东之役并转变身份之后对高句丽的第一次接触，他的话语反映的是直观感性的认识。他指出高句丽虽向隋朝称臣但与隋朝连年作战，其实是与君臣之名不符。李渊率真地表达了他务实的理念，即“但据土宇，务共安人”，这与武德五年赐书中表达的和平共存理念也是一致的。同时，他认为让高句丽勉强称臣是“以自尊大”的行为。李渊秉持建国初期的淳朴与坦率的作风，要求近臣拟旨宣示这一理念。

唐高宗时期许敬宗编纂的《文馆词林》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一道唐高祖的诏书，题为《武德年中镇抚四夷诏一首》，更为公开地宣示了李渊对高句丽的政策理念。在开篇追述秦皇汉武发动对外征战、扰乱民生之后，李渊着重谴责了隋炀帝“黩武耀兵”“伐于辽外”造成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缘边列郡饱受的苦劳，“有隋季代，黩武耀兵，万乘疲于河源，三年伐于辽外。构怨连祸，力屈货殚。缘边苦亭障之虞，列郡劳烽燧之警。弃义交恶，深乖至仁”。[20]246归结起来，其恶乱之源在于隋代统治者的不当作为。而作为鼎革隋代的唐朝皇帝，他的理念正与之相反，是“悦近来远，思得安宁”“要荒藩服，宜与和亲”[20]246。而针对隋代不仁义的行为，他列举了4个典型的不臣之国的例子，这其中除了此前频频寇犯边疆的吐谷浑、叛服不定的契丹与靺鞨，还有曾与中原连年战争的高句丽，他们现在都向唐朝朝贡输诚，因此他进一步强调与四夷的基本政策是“就申好睦，静乱息民”[20]246。

武德末年，唐与高句丽来往密切。武德七年正月高祖“封高丽王高武辽东郡王”[5]14，二月，“高丽王建武遣使来请班历”[13]5 976，十二月，高丽国“遣使来贡方物”[7]11 288；武德八年(625)，“王遣人入唐，求学佛、老教法，帝许之”[21]251；武德九年，“建武奉表谢罪，请与新罗对使会盟”[5]5 231，十二月,高句丽再次遣使朝贡[7]11 228。由此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李渊统治时期对四夷的基本态度，特别是对高句丽的政策基础就是一种和平、共存的理念，甚至在他个人看来，连要求高句丽称臣朝贡的做法也不必坚持，因为高句丽对隋朝在名义上称臣而在实践上不臣，事实上已证明双方关系仍要以实力作为后盾。这些认识与他在辽东前线的切身经历、对隋炀帝辽东之役的整体观感很难说没有联系，也与他多次谴责隋代屡征辽左造成的纷乱是一致的。这就使得唐朝武德年间对以高句丽为中心的东亚关系(9)马一虹曾明确提出，唐朝与高句丽关系的变化，时时牵动着7世纪中叶东亚各国的神经，无疑是东亚最主要的一组关系，参见马一虹《(书评)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国学术》第21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但是，依据西安新出土的《大随司隶刺史李君墓志之铭》即李祯墓志，唐朝在武德五年时派遣“聘新罗国使”李祯到新罗，这发生在武德四年唐罗两国完成互相遣使之后、唐朝派遣使节到高句丽和百济之前。这或许启示研究者，东亚关系史细节纷繁复杂，随着新史料的出现，相关历史认识还会不断深化。墓志相关信息最早由拜根兴揭载，参见拜根兴《唐都长安与新罗庆州》，《唐史论丛》第21辑，三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8页。的处理，似乎显得沉着冷静，与此前的大业、此后的贞观两个时期迥然大异。

四、 结 语

围绕李渊在担任太原留守之前较受忽视的经历问题，本文细绎李渊当时任职、经行轨迹、活动内容有关文献史料，试图将这段历史进行更多细节的复原，并就这一经历与太原起兵、武德年间对海东政策结合起来，以考察辽东之役与李渊个人政治生涯乃至唐朝国策的隐秘联系。

在隋炀帝大业九年发动的攻打高句丽的辽东之役中，李渊以卫尉少卿身份督运军粮于辽东前线怀远镇，在从都城向边境进发途中经过涿郡时，他与宇文士及有过密谈，其时当已有起兵异志的萌芽。职是之故，在怀远镇督运军粮期间，他敏锐地察觉到杨玄感叛隋的迹象。李渊迅速将杨玄感兄弟自高句丽前线逃回内地的讯息密奏给隋炀帝，在得到炀帝褒奖和封赏之后，李渊获得更大的权力。由此，辽东之役客观上提供了李渊仕途青云直上的机遇。在太原起兵前后，李渊集团谎称隋朝征兵赴辽东扰乱民心，煽动局势向于己有利的方向发展。此后，隋军中的“辽东兵及骁果”也为李渊麾下收编，因此，辽东之役客观上还给李渊集团起兵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资源和条件。

李渊建唐称帝后，对于高句丽及海东诸国的政策较为务实，力主和平相处，对称臣纳贡的礼仪性通交似乎并不感兴趣，这与隋炀帝、唐太宗形成鲜明对比。唐初百废俱兴的内外局面当然是这种政策的土壤，但大业九年亲历辽东之役及其反思或许正是李渊本人认知的基础。只不过，随着唐初特别是贞观以后追求汉晋在海东秩序的传统理念占据上风，李渊个人化的高句丽观也被攘除在国家政策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