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 新

我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上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相继侵占了东北、华北和山东的胶东半岛，我的家乡处在日军占领区的中心。我从小就生活在敌占区，目睹敌人的残暴。我的哥哥、姐姐都是八路军，我们的家属长期遭到敌人的追杀，我从小就在血与死的环境中生存。

烈士们的遗骨在哭泣

我小时候，每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就将我叫起床，让我和村中的小姐妹去西沙旺地主地里捡花生。西沙旺是多年海潮形成的约几尺厚的沙地，面积很大，不长粮食，只种花生、地瓜之类。天不亮时，沙地里带着点点闪光，老百姓称之为“鬼火”。日军占领烟台后，西沙旺就成了日军的屠杀场，许多抗日干部和群众被拉到此地杀害，然后剁成肉块丢在沙里。我们走到此地都是提心吊胆，可是我后来知道那是烈士们的遗骨。当我参加革命以后，心里老是放不下那些骨和血。我想，他们的亲属，想起亲人被害，不知如何心痛。

地下党的老师被砍了头

我九岁时，东北来了许多流亡的学生，他们在村中哭泣，唱“东北流亡三部曲”。其中有位姓王的老师，担任村小学的教务主任，他是白日来，日落归。同学们说他在烟台西部聚会搞秘密活动。有一天他来到我们班，跟我说我五姐是他们的同志，还说我作文写得好，鼓励我长大以后以笔当枪打鬼子。有一天早晨，母亲告诉我:“你们的王老师被鬼子、伪军杀了。”我听后边哭边往学校跑，看到学校操场上一个铡刀张着血口咬住老师的半个身子，校门口的大树上挂着老师怒目圆睁的血淋淋的头。我心疼极了，晕了过去，后来病了三个月。我在梦里老是看到血的海洋，老是听到老师说：“以笔当枪，揭露敌人的罪恶，找你五姐去，一道抗日……”

到解放区碰上了飞机轰炸

我五姐让我到烟台第一中学找一位叫陈容厚的女地下党员，送一份情报到解放区。那时，八路军准备打日军解放烟台，陈容厚写了一张小纸条塞在我的长褂子里。我手提篮子，装入染红的鸡蛋，过敌卡时就说：“我二姐生孩子坐月子，我给她送营养品。”卡子过去了，但想不到在边沿区碰上日军的飞机轰炸。当时是冬季，白茫茫的雪铺盖着大地，群众往树林子跑，我还没来得及找路，炸弹就下来了。我趴在地上摸摸脑袋，还在，没死。但周围的雪地变成了红色。老百姓的尸体横卧竖躺，不少是跑不动的老人和孩子。我从血色雪窝内站起来，篮子也不知哪儿去了。我摸摸衣服，纸条还在。我既痛苦，也庆幸，我为八路军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感到无比欣慰。

到大连差点被狗咬瞎

1943年，八路军的力量逐步壮大，日伪军每况愈下，末日将临，他们在敌占区气急败坏，疯狂反扑，挨家挨户搜寻军属和抗日群众。日军抓姑娘当慰安妇，伪军抓壮丁补充兵源。我们的家被敌人砸得砖石横飞，母亲几次被抓去关在乡公所。不得已，我去大连二姐处避难。大连完全被日军统治，可怕的是日本宪兵队，凡中国人被关进去，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我在一家日本人开的衣衫厂当童工，每次都得经过日本人住的别墅门口。日本小孩经常放出狼狗追咬中国人，我见了狗老远就跑，但没狗跑得快，有一次被狗咬上了，从左眼咬下去，我两眼发黑血喷满身，幸好狗松了口，被日本小孩唤回去了。我跌跌撞撞走回家，二姐也没钱带我上医院，用香油调麦面敷上止血。好在我保住了眼睛，但留下了终身的疤痕。

昏迷中我看到了烈士的遗体

1948年初，我从烟台中学的地下党直接参军到部队。由于长时间的行军，又吃不饱，脚冻烂了，身上长满虱子和疥疮，又突然发高烧，嘴鼻出血，喉咙滴水难进，指导员和战士用担架抬我送到一个前方医诊所，医生掀开被子看了一下说：“患的是白喉病，不能进村。”因为白喉病传染性强，又无有效的退烧药，他们便将我放在田野的一个瓜棚里。指导员临走时流着泪说：“申文芹(那时我的原名)，你的党员关系塞在墙缝内，你如果能活过来，千万不要丢失党的关系。”我迷迷糊糊，时醒时昏。早晚有医院的护士过来给我灌草药，灌一口水进去，喷出来的都是血。我睡的瓜棚是在田头靠近路边，每天早上整列的队伍去前线，下午就整排单架抬下来，伤病员的血染红了道路。有一次，一个单架放在瓜棚门口，一位老大娘哭喊着：“那是我儿，我儿回来了！”她疯狂地抓着单架哭叫，将我从昏迷中惊醒了，我一轱辘从草铺滚到地上，正滚在单架边。我看到了没有头的烈士，他很像老师的遗体。太惨了，我欲哭无泪，一辈子难忘。

1948年，两个小战士参军了（右为作者）。

1948年，随军解放济南时留影（右上为作者）。

1992年，作者在当年老师牺牲的小学留影。

被土匪捅死的女干部

1950年福建永安解放，我在永安地委任机要秘书兼地专团总支副书记。有一天，接到地委和军分区领导通知后，地委团总支和地青委各派了两个身体好的青年干部，随剿匪部队去了某县。原来是共青团福建省委派了一位南下服务团的女同志到该县任职，被土匪抓了，绑在一棵树上用刀捅死。去收尸的同志回来说，尸体烂成一块一块，他们只能用铁铲铲到棺材里埋葬了。我听了，又想起过去的血和泪。我们地专机关开了全体团员追悼会，我哭得两眼肿了。

目睹“好孩子”张高谦被害现场

1962年，我在共青团福建省委任少年部副部长。一天，共青团福安地委报告寿宁县有个13岁的小学生张高谦，为保护生产队的羊，被坏人杀害了。我立即带着省《青年报》的记者，协同团地委、团县委的同志，赶到了张高谦的家。寿宁县山高路远，交通不便，我们坐一段车走一段路，从早上6点到下午4点才到了他们的破草屋。张高谦死在草屋角上一个小草窝里。他为生产队养了一只母羊，母羊生了两只小羊，母羊在生产队的大棚里，由于天冷，张高谦把小羊抱回家，守在屋角里一道睡。坏人陈某来偷他的羊，张高谦一手抓着小羊的腿，一手捂着另一只羊的头，陈某夺不下来就用刀砍，砍断了他的手，张高谦呼叫，陈某又砸烂了他的头。我们到的时候，那里围了许多人，张高谦的母亲已经哭昏了过去。我返回福州后，向省委林一心书记和福州军区政委卢胜将军汇报情况，他们非常重视。不久，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派《中国少年报》的记者来实地采访之后，团中央授予张高谦优秀少先队员称号，中共福建省委授予张高谦“好孩子”称号，号召全国青少年向他学习。

1964年，作者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柬埔寨。

艾地夫人壮烈赴死

1964年，我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柬埔寨，这是美越战争打得烽火连天之际。亚洲有的国家共产党处在困难时期，以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为首的许多人，被印尼反动派抓了，要将他们处死。于是我们利用庆祝柬埔寨国庆的机会组成好几个代表团到柬声援。有以陈毅元帅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有张茜(陈毅的夫人)率领的妇女代表团和中柬友谊代表团，还有青年代表团、军事代表团、贸易代表团和技术人员代表团等。

回国的那一天中午，在飞机上我突然接到陈老总(指陈毅)托人交给我的一项任务，护送艾地的夫人到北京。她逃难了两天，才逃到柬埔寨的。后来，我顺利完成了这项秘密任务。

1965年的一天，福建省委办公厅通知省直机关处以上干部到省府礼堂听报告。在礼堂里，我碰见了张茜，她和陈老总来前线检查工作。张茜突然问我：“还记得艾地夫人吗？”我说，我顺利将她交给联络部的同志了，她还住在北京吧？张茜叹了一口气说：“她死了。她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劝她不要回去了，逃出来一个是一个，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她很壮烈，非要回去和丈夫死在一起。不久他们就双双被害了……”我听后极为难过。共产党人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多么悲壮多么伟大，共产党的信仰永远是鼓舞我前进的力量。

我们活着的人是幸运者，我经常想起革命先辈的牺牲和流血，想着怎样去教育下一代。当今的社会，许多人被钱迷昏了头脑，真是可悲！有的人把革命传统教育说成“过时”，说成“僵化”，难道新中国这座丰碑，不是烈士们的血和肉建立的吗？忘了革命先辈就是背叛，有良心的中国人醒悟吧！为建成强大繁荣的中国，必须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努力前进，勇于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