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罗兰·巴特的两本代表性文化批评著作：1957年的《神话修辞术》和1970年的《符号帝国》，充分体现了巴特前后期思想的变化。两本书有许多相似性，都是随笔集，是对一个国家某一时期文化现象的分析，是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处着手，也都运用了符号学方法。但前者是巴特正式转向结构主义前的著作，后者则是他转向后结构主义之后的作品，二者有着明显的差异。

关键词：罗兰·巴特;文化批评;符号学

不同于一般热衷于建立庞大理论体系的思想家，罗兰·巴特似乎更喜欢写一些简短、碎片化的文化随笔，这方面典型代表是1957年的《神话修辞术》和1970年的《符号帝国》。前者对巴黎1950年代日常生活的若干神话（周刊照片、电影、戏剧等）进行批判，揭示出神话背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后者则是巴特1967年日本之行的结果，对日本文化的许多方面（俳句、饮食、木偶戏等）大加赞赏。两本书都是对日常语境的一种敏锐捕捉，是对物件的细致陈述和分析，是巴特所有著作中最具有亲和性和可比性的[1]162。本文试图分析两本书的同异，比较巴特前后期思想的变化，并总结出他的文化批评的一些特点。

一、《神话修辞术》：解神秘化的巴黎

“神话”在巴特的语境中指的是资本主义创造出的貌似“自然”的现象和事实。在20世纪50年代的巴黎就包括了报纸刊登的作家度假的照片、自由式摔跤、卡赞的影片《码头风云》等。《神话修辞术》的第一部分“神话学”就是对资产阶级制造出的各式各样、光彩照人的神话的分析，试图揭示其中隐藏的意识形态。在《肥皂粉与洗涤剂》一文中，巴特对比了宝丝肥皂粉和奥妙洗涤剂的广告。虽然两者都是联合利华公司生产的，但对它们的宣传却截然不同：宝丝的广告重点在于结果（更为白净的衣物），彰显肥皂粉把衣物从污渍中解放出来的功效;奥妙的广告则强调其产生作用的过程：深入衣物内部和不断产生气泡，让消费者对洗涤剂有更真切的感受。“从统计的角度看，神话具有右翼属性”[2]，这一时期的巴特无疑带有明显的左倾立场。

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今日之神话”，巴特运用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建立起分析神话的模型。他认为，神话是一个二级符号系统，一级系统中的符号变成了二级系统中的能指（如下表）。比如《巴黎竞赛报》的一期封面是个身穿法国军服的黑人青年在朝着三色旗行军礼，整个封面照片无疑是一级系统的能指，和它的所指（黑人士兵行军礼）一起，构成了一级系统中的符号，它同时也是二级系统中的能指。新的所指则是黑人（被殖民者）对法国（殖民国）的效忠，是对那些批评法国殖民主义之人的反驳，二者结合成了意指，即神话本身。这种方法后来被英国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借鉴，广泛用于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文化商品和现象。

然而，如果我们用这一套理论去回看巴特在“神话学”中的分析，却很难看出这些文章充分运用了神话学分析方法。正如巴特后来承认的，他是在完成这些文章后、创作“今日之神话”前，才受到索绪尔理论影响的[3]51。实际上，“神话学”更多地是运用一种社会学的眼光，从巴特个人的观察、经验和思考出发直观地得出结论。这一点其实很容易理解。一方面，对“嘉宝的脸”“牛排与油炸土豆”这些现象和事实很难用语言学模型去分析;另一方面，尽管符号学分析可以有效地揭穿对象的构型成分，但却无法将对象置入特定的历史语境。语言学方法只能揭示出神话的构成、特征和表意，却不能解释神话的动因、意图和更迭，它不足以完成巴特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任务。因此，巴特需要社会学的眼光来提供立场和支撑，以和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保持基调上的一致[1]62。由于巴特的洞见和敏锐，读者最终得以看到一个解神秘化的巴黎。

二、《符号帝国》：去中心化的日本

尽管1968年法国的五月事件最终被遏制，但政治的余波仍影响到其他领域，比如在思想界后结构主义开始取得支配性的地位[3]75-78。此时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雅克·德里达，他在1967年发表了三部重要的作品：《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论文字学》，这些作品极大地宣扬了解构主义的思想。这股思潮也影响到了巴特，他从结构主义转向了后结构主义，这在他的《符号帝国》中体现得很明显。

这本书是巴特在日本之旅的基础上写的，但他把日本看成一个由各种符号构成的帝国，而非实体的国家。巴特的分析处处遵循“空的符号”原则：日语尽管“不通透”，却使得“符号的交换仍保留着令人着迷的丰富、多变和微妙”[4]11。俳句则因为充分体现了后结构主义的理念（能指并不指向所指，文本不过是能指的嬉戏、播撒和绵延）而受到巴特的极大赞赏，“俳句共同体是一张珍宝网，每个珍宝都反射着其他珍宝，如此无限接续，永远也不可能找到一个中心、一个放射性的第一核心”，“俳句让我们记起那我们从未企及的事物，我们从中确认的是一个没有起源的复制、没有起因的事件、没有本人的记忆和没有维系的言说”[4]88-89。

后结构主义反对中心的思想，在巴特的书写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在他看来，任何日本菜都不提供中心，一切都是对其他装点的装点。寿喜烧是一道没完没了的菜，不停地做，不停地吃。一旦“开始”就变得没有中心，像无间断的文本[4]23-24。相比于西方城市中心的满满当当，东京虽然有一个中心（皇居），但这个中心是空的，因为这里住着谁也见不到的天皇。巴特由此断定东京优于西方城市，“其中心本身只不过是一个化作烟气的观念，它延续于此，不是为了散布权力，而是通过迫使交通永久改道而给整个城市的运动以中空的支撑”[4]36。

整本书读下来，我们不难发现巴特总是将他的分析引到无中心、无深度、空洞、纯能指等结论上来。由于后结构主义的观念盘桓在巴特的脑海中，他对日本的分析是观念式的、缺乏现实感的。例如他仅僅因为东京市中心是皇居这个普通人不能进的地方就得出中心是空的结论，却丝毫没有质疑日本天皇制的合理性及其对普通日本市民的影响。巴特的反形而上学欲望和倾向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乃至于歪曲和有意扭转对象[1]170。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东方于我无关紧要，它只是为我提供了一个保留着诸多表达方式的地带，这些表达方式的汇集以及人们臆想的活动，‘抚慰了我对闻所未闻、完全被我们（西方人）丢弃了的那个符号系统的构想”[4]2。在他的想象中，日本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能指、不存在至高无上的所指的文本，能够让他摆脱西方对于意义的迷恋，在空洞的语言、符号中获得愉快。

作为文化随笔来看，《符号帝国》确实是精致的，巴特娴熟地运用符号学方法分析了俳句、饮食、文乐木偶戏等各种日本文化现象，也体现了他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努力吸收东方文化的意图。但由于先入为主的后结构主义理念及对日本缺乏更深刻的了解，他的许多分析离实际相差甚远，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而缺少对现实问题的反思和洞察。或许巴特在这里显示的局限正是后结构主义理论自身的局限，太沉迷于文本的游戏和解构的快感而忽视了建构的必要性。

三、《神话修辞术》和《符号帝国》的同异

《神话修辞术》和《符号帝国》一前一后，构成了巴特文化批评中两个重要的部分。它们的相似性不仅体现在形式上，即随笔集，也是对一个国家某一时期文化现象的分析，是由小见大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处着手，也体現在不同程度地运用了符号学方法。

尽管巴特在“今日神话”中通过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总结出分析神话的模型，但在“神话学”中他并未充分运用这一套方法。其中语言学理论运用最多的一篇文章是“摔跤世界”，或许是因为摔跤比较适宜于符号学分析。巴特认为，不同于拳击，摔跤的每个片段都是可以理解的，它要求对瞬间性的东西进行立即解读。因此，摔跤中的每个姿态、每个符号都在最大限度地表意、扩充它的符号所指。然而，巴特对摔跤的精彩符号学分析却没有揭示出摔跤作为神话的一面，在他其他运用社会学方法的文章中，现象的神话学基础得到清晰的揭示。这种方法论分歧说到底是语言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歧，这两者的冲突时不时体现在“神话学”中。不过此后的巴特对语言学越来越感兴趣，而和马克思主义越来越疏远[1]66。《符号帝国》则是后结构主义运动的产物，尽管巴特已经告别了那种科学化的结构主义梦想，但他仍广泛地使用符号学的概念——能指、意指、表意，符号学眼光构成了他的观察本能。不过这一次他不再试图揭示深层次的所指，而是停留在能指无尽的嬉戏、绵延中。在这本书中我们几乎见不到马克思的影响，更多的是德里达的影响。

在将符号学方法运用到分析社会文化现象方面，巴特开风气之先，并直接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无论是他对资产阶级“神话”的敏锐洞察，还是对日本文化的独特体会，对后来的文化批评都有不小的启发与借鉴意义。最后，如果说有什么使巴特的文化批评获得统一性和延续性，那大概就是他的写作风格。他始终用优美的语言讲述一切，从未忽视语言的微妙感性。他在语言中找到了快乐，正是这种“文本的快乐”（1973年的书名）让巴特得以不朽，让他不仅是个著名的理论家，而且可以作为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汪民安.谁是罗兰·巴特[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2]巴特.神话修辞术[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79.

[3]艾伦.导读巴特[M].杨晓文，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4]巴尔特.符号帝国[M].汤明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作者简介：沈若然，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艺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文化研究和西方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