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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三大效应

2020-10-12吴明华

决策 2020年9期
关键词:长三角机制科技

吴明华

“新场景效应”

《决策》:新发展格局凸显了加快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紧迫性。长三角如何深入推动科技和产业创新,当好开路先锋?

陈晓剑:新发展格局中,长三角最大的变量在安徽,而安徽的变量就在科技创新和教育发展。这两个“轮子”丢掉任何一个都起飞不起来,必须紧紧围绕这两个“轮子”创新打法。就好比一个篮球队,打得好不好关键看中锋,不围绕中锋来打,打什么招数都不对。

科技创新需要新场景,长三角一体化就是科技创新的场景。一体化给科技创新提供了新的场景,必须充分发挥“新场景效应”。怎么理解这个“新场景效应”?

一是当前科技创新更加强调交叉和前沿,科学技术创新要交叉,产业创新要面向前沿,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一体化新场景中,为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创造大量的前沿交叉。特别是长三角有很多大院大所、优质高校,可以充分的交流碰撞,企业和产业间也可以交叉合作,有合作交流才有交叉。一体化提供了很多好的场景和环境,科学和技术的交叉、融合、渗透和汇聚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二是科技创新需要增强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性。发达国家高层次人才流动是基本特征,我们如果把人的流动性限制住了,就很难进行科技创新。在长三角一体化新场景中,就有可能实现人才的流动。通过人才流动,就有可能实现科学和技术的交叉融合。

国家层面要出台相应的政策,允许高层次人才自由流动。长三角要鼓励高层次人才流动,百倍地呵护和重视人才的流动性,允许高层次人才多点执业,身份可以自由转换,可以去企业也可以去高校,有高校教授的身份也可以领办、创办企业,鼓励老师到多个高校多重兼职等。

在科技创新中,为什么科技转化最后一公里很难打通?这与体制机制有关。科技公司更多还要靠科研人员参办、领办或者创办,单纯卖技术成功率较低。跨越科技创新“死亡之谷”,关键就要破除从技术到产业的体制机制障碍。长三角一体化在新场景中,不仅要克服体制机制问题,还要面向前沿和战略,发现和解决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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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层面来说,科技的事情还是要交给科学家去做。科技和产业能不能交叉融合,政府规划不了。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是内生动力、自然生长的。所以,科技方面政府不要想着怎么去推动,而要营造好的政策环境。长三角一体化,政府要鼓励科技交叉融合,鼓励产业合作创新,鼓励人才双向流动,就行了。

《决策》:当前各地都在大力招才引智,特别是后发地区会不会担心人才流动引起人才流失?

陈晓剑:过去一讲到人才流动就是流失,特别是对我们安徽,对中科大来说,最怕的两个字就是“流动”。因为安徽是相对落后地区,人往高处走,一流动就流到上海、南京去了。

但现在一體化中,人才流动不是流失,人才流动不等于人才流失。人才在长三角范围内是合理流动,在一体化框架下通过建立体制机制,形成人才合理地双向流动。发达国家和地区,高层次人才工作生活不在同一个城市,这个特征是很鲜明的。长三角交通一体化成效显著,高铁已经成了通勤班车,为人才流动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决策》:由于核心科技和关键部件频频被“卡脖子”,我们能否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

陈晓剑:科技落后说到底还是教育发展的落后。科技和教育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科技和教育需要有长期的积累,这时候不能急,还是要沉着应对。

特别是当前,形势再复杂、困难再大,也要大力发展教育。像复旦、南大、浙大、中科大这样的高校,长三角再多一些,就会发生深刻长远的变化。现有的高水平大学,还远远不足以支撑长三角发生深刻长远变化的需要。

在全球排名前100名高校里,长三角只有2-3所,如果增加到10所、20所呢?长三角经济体量相当于德国或者英国,但在全球高校百强中英国有14所,德国有10所,我们的差距还很大。

“母国市场效应”

《决策》: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同时又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如何理解其中的辩证关系?

黄先海:经济学上有“母国市场效应”,一个产品如果在国内拥有大市场,在国内拥有竞争力,必然就会有国际竞争力。长三角在新发展格局中要率先探索,而在“双循环”构建中,这个定理非常有用,以往市场分割这种效应就出不来。

发挥“母国市场效应”,一是要把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更好、更充分地发挥出来。根据预测,今年开始中国可能会替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中国市场除了服务国内产业以外,还要为世界提供更大的市场。中国的发展要服务世界,这个作用要更大的发挥。

二是以国内市场为主体,打破国内市场分割,把内需潜力发挥出来。过去,内需受到国内市场分割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中国大市场一旦被切割为30多个分割的市场,规模经济效应就体现不出来。长三角一体化就是要变成一个大市场,打破市场分割和封闭。

同时,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并不是说不要对外开放了,内外循环都非常重要。特别是对长三角地区来说,既要带头整合大一统的市场,又要在更好融入国际大循环中发挥领头羊作用,这两个方面都要率先探索、取得突破。

《决策》:在长三角一体化中,如何构建大一统的市场,形成畅通的内部“小循环”?

黄先海:关键还是要打破市场分割,破除行政壁垒。国内贸易自由化和要素自由流动,最主要的障碍来自于行政边界,行政边界变成经济壁垒。因为每个地方都要追求本地区GDP的最大化,还要考虑本地区当下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就会跟经济一体化相冲突。

目前,长三角一体化也在突破。怎样建立激励机制,使得设置壁垒比不设置壁垒能更好促进经济发展,这也是需要探索的。

如果大家都是开放的,理论上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对于某一方可能得利少一些,或者得利迟一点。所以,一开始要有精准的政策设计和激励机制,利益受损的能够得到补偿。目前,生态补偿机制就比较成功,各个方面都要去构建这样的机制。

经济手段之外,还要用行政手段,明确哪些行为是不允许做的。有些产品的招投标,投标对象只限于本地,或者表面上对全国开放,但结果全是本地的,那肯定有问题。对这种行为要进行适当的行政管控。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两个都需要。

“双循环”,不是说每个省都去建自己独立的市场和产业链体系,如果这样又变成市场分割了。我们提出基于长三角三省一市来构建一个经济大区,在经济大区里推动一体化。特别是产业链重构中,要在经济大区基础上进行产业分工布局。

《决策》:经济大区的概念,跟行政区有何不同?

黄先海:经济大区是市场作用下,经济形成密切有机联系的区域。要把长三角作为经济大区来推动一体化,如果还是行政区的概念就很难深入推动。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经济一体化中,一种是基于各自比较优势和要素资源禀赋进行产业分工;另一种就是在经济大区里,通过适当的协商机制进行合作博弈。

一个是经济机制,一个是协商机制,两个机制都很重要。如果纯经济机制就是自然分工,没有一体化的协调机制。长三角一体化中,协商机制要进一步强化,要有一定的行政权力。长三角一体化难点就在这里,既有经济机制又有行政机制,既要有市场机制又要有政策协调机制。

“红绿灯效应”

《决策》:产业协同发展是一体化的重点与难点,也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要求。在这方面如何突破?

张学良:产业协同发展是一体化重要的任务,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不可能在一个地点都完备,必须在一个区域内进行布局,长三角就是最好的空间。

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变成了长三角的企业,一些大型企业在三省一市都有布点,这也是一种趋势,市场已经自发地在这么做了。政府可以做一些引导,沿着少数区域点线面做一些引导,把它变成区域小循环的骨架和心脏动脉,但也不能齐步走、遍地开花,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双循环”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国家提出了要求,这方面的端倪也有了,但要达到产业上错落有致、互相配合的目标,还要继续努力。

城市产业分工协同,没有长周期的积淀和积累是不行的,不能靠行政命令、政府主导。不能用计划的手段来进行产业布局和重新分工,那又走到老路上去了。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优势,都有可能成为创新链的起点,依托起点串起来的链条在区域内进行串联,单个产业的链条在加速形成,不同的产业链条之间也在互相促进融合。要结合空间形态,布局关键节点。谁能成为关键节点,就能在这轮产业重新布局过程中率先突破引领,谁就能占领主动权。

同时,长三角产业发展也不能小家子气,还是要着眼全国、面向全球,能用国际大循环的还是要用。当前国际形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国际产业合作仍然非常多。我们不能固步自封,不要成为井底之蛙,本来是有外循环的但自我封闭、自断后路。

内循环千万不要认为都是完全以为自我为中心,跟外部完全断裂了,该学还是要学,该用的还是要用。不能因为外循环受疫情和美国影响,就不开放了,闭门搞内循环,不对外循环了。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更重要的是“开疆拓土”开拓新市场,把影响减少到最小的程度

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世界的中国,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坚定对外开放的决心。过去40年我们这么走过来的,未来40年我们仍然要坚持。

《决策》:对于后发地区来说,在新发展格局中有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张学良:在新的背景下,后发地区率先突破、弯道超车,完全是有可能的。在新发展格局构建中有“红绿灯效应”,原来走在前面的人碰到红绿灯不得不停下来,跟后面的人一起过红绿灯,这对后发地区来说是很大的机遇。

现在疫情和对外开放受阻以前都没有遇到过,对每个区域来说都是一样的。对技术创新来说,中国已经从原来的跟跑走向并跑,某些领域已经走到世界最前沿,靠以前的学习模仿不行了。

在“红绿灯效应”下,就看谁创新的意识强,谁能看准未来先走一步,并且坚持走下去。新发展格局中机会很多,就看我们有没有看准,能不能先行一步。

同时,后发地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有些问题也需要考虑。以合肥为例,在城市集聚过程中是不是也要同步考虑城市功能的疏解,不要等到2000万人口的时候再来疏解。在发展的过程中能不能前瞻性地跟疏解同时进行?特别是在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时候,能不能真正把都市圈其他城市都考虑在内呢?在都市圈里进行产业布局,至少目前还不一定能做得到。

另外,后发地区很多城市还比较落后,很多城市都需要更新改造,要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让老百姓想消费、敢消费、能消费,前提是消费的后顾之忧有没解决?高品质的教育医疗和公共服务,有没有很好地提供?

老百姓如果养老、教育、公共服务等支出都存在问题,必须的基础性花费占比过高,哪有钱做一些新型消费呢?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提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这一块长三角还缺的比较多。

      对话嘉宾:

陳晓剑

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决策

咨询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长三角科技战略前沿研究中心主任

黄先海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长三角一体化研究中心主任

张学良

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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