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升强 高原 赵凯

摘 要：基于实地调研获取的农牧交错区355份农牧户微观数据，运用最小二乘与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补奖收入对贫困农牧户收入及其稳定性的影响，以检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助力农牧交错区脱贫攻坚的有效性。研究得出：（1）补奖收入对促进贫困农牧户增收，尤其是对促进贫困农牧户中的中等收入水平群体增收效果显著，表明草原生态补奖能够缓解贫困农牧户的贫困程度，具有显著的益贫效应;（2）补奖收入能够显著促进贫困农牧户牧业收入的增加，但对农业与非农牧业收入影响并不显著，表明草原生态补奖的益贫效应主要通过促进贫困农牧户牧业收入的增加来实现;（3）补奖收入能够显著促进贫困农牧户收入稳定性的提高，表明草原生态补奖能够抑制贫困农牧户返贫。基于此，农牧交错区在推行草原生态补奖的同时，应通过“草原生态补偿+牧业产业发展”的生态扶贫模式，合理地利用和发挥当地的牧业资源禀赋优势，从而更好地发挥草原生态补奖缓解贫困、抑制返贫、助力脱贫攻坚的作用。

关键词：草原生态补奖;贫困农牧户;收入;脱贫攻坚;农牧交错区

中图分类号：F3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0）02-0138-10

作者简介：周升强（1990-），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引 言

当前，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1]。截止到2018年底，我国仍有1 660万农村贫困人口[2]，其中，西部农村贫困人口为916万，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55.18%[2]，且多分布于地理空间不经济和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区域[3]。其中，农牧交错区作为生态脆弱区内草地农业和耕地农业的契合发展带及东部地區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下，区域内土地沙化、草地退化问题日益严重[4]。目前，在资源禀赋和环境保护政策的双重约束下，农牧户收入总体偏低，贫困发生率与返贫率长期居高不下[5]，极易陷入“生态-贫困”的恶性循环，因此，该区域的脱贫攻坚任务成为扶贫开发中最难啃的硬骨头[6-7]。如何实现以农牧交错区为代表的生态脆弱区生态保护与缓解贫困、抑制返贫发生的有机结合，一直是困扰理论界与实践界的难题。2015年11月中央召开的扶贫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均提出要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通过生态补偿脱贫一批。2018年六部委联合印发的《生态扶贫工作方案》与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要扎实推进生态补偿扶贫，促进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协调。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表明，决策层已把生态补偿作为统筹解决生态脆弱区环境保护与脱贫攻坚难题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手段，对生态补偿的实施与完善提出了新要求[8]。鉴于此，结合典型生态脆弱区生态补偿实施的典型案例，分析和验证生态补偿助力生态脆弱区脱贫攻坚的有效性显得尤为必要。

一、文献综述

尽管国内外就生态补偿的内涵界定与实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学者仍就生态补偿与缓解贫困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诸多有益的研究。部分学者认为生态补偿扶贫可以成为促进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型扶贫方式，能够实现保护生态环境与缓解贫困二者目标的有机结合[9-11]。生态补偿缓解贫困作用的实现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现金补贴的方式增加参与者的转移性收入，二是通过促进参与者生计方式的转变，实现其非农收入的增加[12-14]。而就生态补偿的作用主体而言，生态补偿更有利于增加低收入群体的非农收入，以缓解其贫困程度[15-17]。部分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生态补偿的实施不仅加剧了收入的不公平性，不利于缓解贫困[18]，反而会因为兼顾扶贫这一目标导致保护生态的目标难以实现[19]。原因在于补偿区内农户的生计往往相对单一，且更依赖于自然资源，生态补偿可能会通过剥夺农户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权而对其收入产生负向影响[20-21]。除此之外，也有学者持折中的态度，认为生态补偿是否有利于缓解贫困取决于补偿机制在设计之初是否能够对贫困产生的机理、生态系统的各项功能以及贫困与生态二者之间的关系形成科学合理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实现保护生态与缓解贫困的双重目标[22]。同时，补偿标准的高低与补偿方式的选择也会显著影响生态补偿的扶贫效果。也有学者认为生态补偿在短期内不可避免地会使农户的收入受到冲击，但从长期来看，生态补偿具有显著的减贫作用[23]。

以上分析表明，现有研究虽已就生态补偿与缓解贫困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但当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且就生态补偿政策缓解贫困方面的研究多指广义上的增加农户收入，鲜有研究瞄准贫困收入群体参与生态补偿的实际收益状况，以检验生态补偿是否有助于缓解贫困。同时，在以往诸多扶贫实践中，如何确保贫困农户脱贫后不返贫，实现收入的稳定可持续是一个特别突出且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24]。同样，在通过生态补偿助力扶贫过程中，如何确保脱贫农户不返贫，实现脱贫后“稳得住”，避免脱贫农户因收入的不稳定性重新陷入“生态-贫困”的陷阱中显得尤为重要。而当前有关生态补偿对农户收入影响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农户直接收入和间接收入绝对量的增加，鲜有研究从增加农户收入多样性，提高收入稳定性视角出发，就贫困农户收入“质”的提高来验证生态补偿能否在抑制返贫方面发挥作用。鉴于此，本文基于实地调研获取的农牧交错区355份农牧户微观数据，以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以下简称“草原生态补奖”）为例，试图从增加贫困农牧户收入，提高其收入稳定性两方面分析、验证草原生态补奖助力脱贫攻坚的有效性，以期为发挥草原生态补奖助力脱贫攻坚的作用提供一定的实证参考。

二、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2017年7月赴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实施的典型区域——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和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开展的实地调研。由于两区域贫困村与贫困农牧户分布均较为分散，在实地调研中采取随机抽样调查的方式，选取盐池县所辖的花马池镇、高沙窝镇、大水坑镇、惠安堡镇、王乐井乡、青山乡、麻黄山乡及冯记沟乡等8个乡镇的16个村，鄂托克旗的乌兰镇、阿尔巴斯苏木和木凯淖尔镇等3个乡镇（苏木）的9个村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研共发放并收回问卷388份。为保证样本数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在问卷收回后，根据样本农牧户是否为政府认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将样本农牧户分为贫困农牧户与非贫困农牧户。为最大程度上避免贫困农牧户和非贫困农牧户在家庭劳动力禀赋、牲畜数量等方面的差异而造成的草原生态补奖对其收入影响的不同，将非贫困农牧户按照年总收入由低到高进行排序，剔除了非贫困农牧户中的高收入农牧户，仅保留中低收入农牧户，这部分非贫困农牧户虽不属于建档立卡贫困农牧户，但其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建档立卡贫困农牧户相差并不大。最终获得有效样本355份，问卷有效率为91.5%。有效问卷中建档立卡贫困农牧户为185份，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为130份，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为55份。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1）家庭人均年总收入。选取家庭人均年总收入表征农牧户家庭收入状况，家庭人均年总收入由包括农业收入、牧业收入与非农牧业收入（经营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在内的2016年家庭总收入除以家庭总人口数得出。（2）收入稳定性。参考现有研究成果[25-26]，本文采用收入稳定性指数表征农牧户收入稳定性。农牧户收入稳定性指数反映了其收入来源渠道的多样性与均衡程度，通过收入来源渠道的多少与收入在各项收入中分布的均衡程度来表征农牧户收入稳定性的高低[27]。本文根据香农·威纳（Shannon-wiener）多样性测算方法对农牧户收入稳定性进行测算，当稳定性数值为0时，表明农牧户仅有一种收入来源，收入稳定性程度往往越低;稳定性数值越高，表明收入来源越多，各收入占比越均匀，农牧户抗风险能力与抗返贫的能力越强，收入的稳定性也随之越高。计算公式为：

式（1）中，St为农牧户收入稳定性指数，pi为农牧户家庭的某项收入来源占总收入的比重，s表示收入来源的种类。

2.核心解释变量。（1）是否贫困农牧户。根据是否属于政府认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对样本农牧户进行分类，若农牧户属于政府认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则记为“1”，否则记为“0”。（2）补奖收入。选取补奖收入表征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现有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机制下，补奖收入与农牧户参与禁牧或草畜平衡的草地面积严格挂钩，补奖收入金额越多，表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户家庭收入与生计的影响强度越高。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补奖收入主要为2016年农牧户获取的禁牧补助收入，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包括2016年农牧户获取的草畜平衡奖励和季节性休牧补助收入两部分。

3.控制变量。诸多研究表明，资本禀赋作为农牧户赖以谋生的基础，会对家庭收入及其稳定性产生影响[27-29]。为控制家庭禀赋特征变量对收入及其稳定性的影响，参考现有研究成果[30-32]，结合样本区域实际情况，引入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在内的13个变量表征家庭禀赋特征。同时，在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户主作为家庭经济活动与重大事项的主要决策者，其自身特征因素势必会对家庭收入及其稳定性产生影响。为控制户主特征对收入及其稳定性的影响，引入户主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及是否外出务工等4个变量表征户主特征。生态脆弱贫困区贫困问题往往与地理区位和生态问题交织在一起，为控制地理区位及生态状况对收入及其稳定性的影响，引入距离最近乡镇的距离、草地退化状况和省份虚拟变量表征地理区位、生态状况及省域之间的差异。

（三）模型设立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家庭人均年总收入与收入稳定性均为随机连续变量，且二者的条件分布均服从正态分布，故采用针对此类数据常用的最小二乘回归模型（OLS）。模型的具体设置如下：

式（2）中，I为人均年总收入，式（3）中St 为收入稳定性指数;式（2）与式（3）中P为贫困农牧户，Su为补奖收入，P×Su是为了考察补奖收入是否能够缓解贫困、增强收入稳定性而设置的交叉项，C为控制变量所构成向量的转置，ε和δ为随机扰动项。在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式（2）和式（3）进行估计的同时，运用分位数回归估计方法做进一步的分析。原因在于分位数回归是以分位数为基准，估计一组回归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分位数之间线性关系的建模方法，能精确地描述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变化范围以及条件分布形状的影响，即，运用分位数回归分析补奖收入对农牧户人均年总收入及收入稳定性的影响，能够更加精确地呈现出补奖收入对贫困户中不同收入水平段农牧户影响程度的差异，并基于此就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否助力脱贫攻坚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判断。变量的界定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回归结果与分析

（一）草原生态补奖的益贫效应

在进行回归之前，首先对数据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最大的方差膨胀因子為2.41，平均方差膨胀因子为1.39，都远小于10，故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节省篇幅，检验结果未列出。为避免异方差的存在，采用稳健标准误最小二乘回归进行估计，结果见表2。

表2中方程1与方程2的估计结果均显示，在控制了家庭禀赋特征、户主特征、地理区位、生态状况及省域特征等因素的情况下，补奖收入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家庭人均年总收入，表明草原生态补奖的实施能够显著促进农牧户家庭收入的增长。方程2的估计结果显示，补奖收入与是否贫困农牧户的交叉项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家庭人均年总收入，且方程2的拟R2值为0.434，显著大于方程1的拟R2值0.402，根据温忠麟有关调节效应的界定[33]，可以得出补奖收入对贫困农牧户与家庭人均年总收入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表明相较于非贫困农牧户，贫困农牧户从草原生态补奖中的获益更大，即草原生态补奖具有显著的益贫效应。进一步根据样本是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将农牧户分为贫困农牧户和非贫困农牧户并进行分组回归。方程3贫困农牧户与方程4非贫困农牧户的估计结果显示，补奖收入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贫困农牧户家庭人均年总收入，而对非贫困农牧户家庭人均年总收入影响并不显著。这进一步表明草原生态补奖具有显著的益贫效应，能够缓解贫困农牧户的贫困程度。

（二）草原生态补奖益贫效应的分解

进一步对草原生态补奖的益贫效应进行分解，探究草原生态补奖益贫效应的发生路径。首先，就补奖收入对贫困农牧户家庭人均年总收入的影响进行分位数回归，考察其对不同收入水平段贫困农牧户家庭人均年总收入影响的差异;其次，将贫困农牧户2016年家庭总收入分解为农业收入、牧业收入与非农牧业收入（不包括草原生态补奖收入），分别进行稳健标准误最小二乘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表3的估计结果表明，补奖收入的系数在0.1～0.8分位数上均显著为正，进一步表明草原生态补奖的益贫效应明显。但从系数的大小来看，补奖收入的系数大致呈现出“倒U型”趋势，即草原生态补奖对贫困户中的中等收入水平段农牧户的益贫效应更加明显，对极端贫困农牧户与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贫困农牧户益贫效应相对较弱。这表明，草原生态补奖虽然具有显著的益贫效应，但对不同收入水平段贫困户的益贫效应存在差异，在通过草原生态补奖助力脱贫攻坚的过程中，扶贫对象的选取应该更加“精准”，着眼于草原生态补奖促进贫困户中的中等收入群体增收的作用，以最大程度上发挥其助力脱贫攻坚的效能。

表4的估计结果显示，补奖收入在1%的统计水平上对贫困农牧户牧业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草原生态补奖的益贫效应更多的是通过增加贫困农牧户的牧业收入来实现。同时，根据实地调研获取的数据，牧业收入占贫困农牧户家庭年总收入的比例高达44.19%，可见牧业收入已成为贫困农牧户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贫困农牧户增收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能的原因在于：首先，无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的禁牧补助政策，还是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的草畜平衡奖励与季节性休牧补贴政策，两区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均不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彻底地剥夺农牧户对草地资源的利用，而是在给予农牧户补奖的同时，通过舍饲圈养或以草定畜的方式，合理地引导当地牧业产业尤其是养羊业的发展，将养羊业作为重要的产业扶贫项目，以促进贫困农牧户增收。其次，草原生态补奖已进入到第二轮的政策实施期（2016-2020年），相较于第一轮政策实施期（2011-2015年），补奖标准得到较大程度提高，农牧户补奖收入显著增加，牧业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有利于调动农牧户的牧业生产积极性。模型的这一回归结果也验证了现有研究认为在生态脆弱区推行生态补偿政策过程中，通过合理的利用和发挥当地的资源禀赋优势，寻求生态补偿与产业扶贫相结合以助力脱贫攻坚具有有效性这一结论的合理性[7，34]。表4的估计结果中补奖收入对农业收入与非农牧业收入的影响均不显著，且单从影响方向来看，补奖收入对非农牧收入的增加具有不利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根据实地调研的数据，样本贫困农牧户户均牲畜数量为51头，表明农牧户的牧业生产规模较大。牧业生产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规模越大往往意味着需要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数量越多[35]。而农牧户致贫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有效的劳动供给，在劳动力数量有限的情况下，牧业生产的发展势必会对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投入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在补奖收入与牧业收入呈正向相关的情形下，补奖收入的增加势必会通过促进牧业收入的增加对非农牧业收入的增加产生不利影响。

（三）草原生态补奖对贫困农牧户收入稳定性的影响

确保贫困农牧户收入增长的稳定性，使其在脱贫之后不返贫，是精准扶贫成败的关键。鉴于此，为考察草原生态补奖能否提高贫困农牧户收入稳定性，抑制返贫的发生，本文在参考香农·威纳指数测算贫困农牧户收入稳定性的基础上，运用最小二乘与分位数回归，分析补奖收入与贫困农牧户收入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见表5与表6。

表5中方程5与方程6的估计结果均显示，在控制了家庭禀赋特征、户主特征、地理区位、生态状况及省域特征等因素的情况下，补奖收入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收入稳定性，表明草原生态补奖的实施能够显著提高家庭收入的稳定性。方程6的估计结果显示，补奖收入与是否贫困农牧户的交叉项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收入稳定性，且方程2的拟R2值为0.293，显著大于方程1的拟R2值0.231，根据温忠麟有关调节效应的界定[33]，表明补奖收入在是否贫困农牧户与收入稳定性之间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草原生态补奖能够显著缓解因贫困而造成的收入稳定低下，对提高贫困农牧户收入的稳定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根据样本农牧户是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将农牧户分为贫困农牧户和非贫困农牧户并进行分组回归。方程7与方程8的估计结果显示，补奖收入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贫困农牧户收入稳定性，而对非貧困农牧户收入稳定性影响并不显著，这进一步表明草原生态补奖具有显著的益贫效应，能够通过提高贫困农牧户的收入稳定性，抑制返贫的发生。

表6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补奖收入的系数在0.2～0.9分位数上均显著为正，这进一步验证了OLS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草原生态补奖能够提高贫困农牧户收入稳定性，抑制返贫发生的结论是可靠的。但从系数的大小来看，补奖收入对极端贫困农牧户收入稳定性影响的回归系数较小，表明草原生态补奖对提高极端贫困农牧户收入稳定性的作用较弱。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文基于实地调研获取的农牧交错区355份农牧户微观数据，试图从农牧户收入及其稳定性两方面分析、验证草原生态补奖对于缓解贫困，抑制返贫，助力脱贫攻坚的有效性。得出如下结论：（1）补奖收入对促进贫困农牧户增收，尤其是对促进贫困农牧户中的中等收入水平群体增收效果显著，反映出草原生态补奖具有显著的益贫效应，能够缓解贫困农牧户的贫困程度。（2）补奖收入能够显著促进贫困农牧户牧业收入的增加，但对农业与非农牧业收入影响并不显著，即草原生态补奖的益贫效应主要通过增加贫困农牧户的牧业收入来实现，反映出在推行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同时，通过舍饲圈养或以草定畜的方式，合理地利用和发挥当地的资源禀赋优势，引导牧业产业的发展，寻求生态补偿与产业扶贫相结合能够更好地发挥草原生态补奖助力脱贫攻坚的作用。（3）补奖收入能够显著促进贫困农牧户收入稳定性的提高，反映出草原生态补奖能够通过提高贫困农牧户的收入稳定性，在抑制贫困农牧户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效果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二）讨论

（1）有关生态补偿能否缓解贫困一直是理论界与实践界争论的焦点问题。本文基于实地调研获取的贫困农牧户微观数据，从收入及其稳定性方面验证了草原生态补奖助力脱贫攻坚的有效性，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生态补偿缓解贫困的研究。（2）草原生态补奖能够缓解贫困，抑制返贫发生，从而助力脱贫攻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与内蒙自治区在草原生态补奖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彻底剥夺农牧户对草地资源的利用，而是将草原生态补奖与舍饲圈养或以草定畜等形式的牧业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发挥草原生态补奖收入弥补农牧户牧业成本上升的作用，进而促进牧业产业的发展，增加农牧户牧业收入，以此助力贫困农牧户脱贫摘帽，实现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牧业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实际上是一种“草原生态补偿+牧业产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的生态扶贫模式。实践也证明该扶贫模式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已于2018年退出国家级贫困县的行列，基本实现脱贫摘帽。但“草原生态补偿+牧业产业发展”这一生态扶贫模式在助力脱贫攻坚中所发挥的实际效能仍需更多的研究进行实证剥离，以检验其有效性。（3）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奖对缓解不同收入水平段贫困农牧户贫困程度的作用大小虽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草原生态补奖具有显著的益贫特征。结合诸多学者认为当前草原生态补奖标准仍偏低，导致农牧户违规放牧，超载放牧现象频发的观点[36]，在今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机制完善的过程中，应将生态补偿扶贫这一目标纳入到政策机制的设计中去，通过进一步提高草原生态补奖标准，以更加有效地缓解农牧户牧业成本上升的困境，实现草原生态补偿与牧业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以更好地发挥草原生态补奖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缓解贫困，抑制返贫发生，进而助力脱贫攻坚的作用。（4）不可否认的是，本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农牧户脱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草原生态补奖仅是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一方面，如何将草原生态补奖的扶贫效应进行精准的测算与剥离仍需作进一步的研究。本研究选取农牧交错区为研究区域，研究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奖能够助力农牧交错区脱贫攻坚。而农牧交错区内农牧户主要以农业和牧业为经济来源和生活方式，显著区别于牧户，草原生态补奖是否有助于纯牧区贫困牧户脱贫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同时，农牧户脱贫与返贫的观测往往需要多年的追踪，运用多年的追踪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应该是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式。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重多年追踪数据的收集，运用多年追踪数据对草原生态补奖助力脱贫攻坚的有效性作进一步地分析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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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董应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