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玲

近日，改头换面的“女德班” 出现在山东曲阜，有关部门迅速反应，下令关闭该培训班。近6年来，“女德班”多次被取缔，却一直匿迹潜行。

“女德班”专指某些社会培训机构传播并传授贬低、丑化女性等伪女德思想的现象。2014年，“女德班”披着国学、传统文化的外衣在全国遍地开花，很快就因被曝性别歧视、反科学而遭到取缔。众多媒体曾多次批判“女德班”，呼吁对“女德班”零容忍;民间舆论也是一片讨伐之声。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女德班”几换马甲，一再死灰复燃。我们需警惕“女德班” 糟粕再起，并深入思考：“女德班”触及文明底线，为何屡禁屡开？又为何受到家长追捧？其滋生的土壤是什么？

屡禁屡开的“女德班”

针对“女德班”的办学资质审查不力。从媒体的爆料来看，国内“女德班”的办学主体并不复杂，2017年、2018年和2020年曝光的“女德班”办学主体同出一源，与辽宁抚顺某文化产业公司联系密切。它为什么能在各地开设培训班？据办学机构称，我国办学资质的审核按照地域进行分割，他们在抚顺被取消办学资格后可以去温州、曲阜等地重新开班，“打一枪换一地”。这涉及我国社会培训机构的办学管理机制问题。采取“黑名单”制可能会对不合格办学主体和主讲人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但目前监管力度有限。

政府相关部门缺乏对社会培训机构的过程性监管。教学是一种过程性行为，“女德班”的违规言论出现于教学过程中，很难监管。而且，相关部门对此类培训机构的警惕性不强、关注度不够。目前，几起“女德班”事件的发展过程雷同：开班招生——内容违规——媒体曝光——舆论施压——政府整顿。媒体作为民间监督力量，对事件的关注具有偶发性且难以持续，不适合作为监管的常规机制和手段。而具有监管能力的政府部门通常事后被动应对，没有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

家长追捧下的“女德班”

归根结底，“女德班”是一种逐利的社会行为，市场才是其生存、发展的主要空间和动力。要理解“女德班”赖以生存的市场，就必须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动力，即家长为什么会把子女送入“女德班”。

“女德班”通常披着“国学”的外衣，部分家长并不清楚“女德班”的本质。2020年，曲阜“女德班”全称为“阳光少年国学夏令营”，宣称要“把圣贤经典文化根植于青少年的思维观念及成长教育当中”。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此类培训班对家长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时，“女德班”的主办方通常挂着“国学馆”或“传统文化促进会”的头衔，看似有官方背书，容易取得家长信任。

而且，“女德班”的举办者对教育市场相当了解，能准确迎合目标群体的需求。2020年，曲阜“女德班”声称要解决“现在青少年存在的严重问题”“让坏孩子变成好孩子，让好孩子变得更加优秀”。宣传里没有说明好孩子的特征，但列出了“存在严重问题”的“坏孩子”清单，如不爱学习、没有理想、与父母家人关系紧张、沉迷手机游戏、早恋、逃学、自闭、任性、说谎，几乎把青春期孩子常见的问题一网打尽，并承诺在15天内解决问题。不管这个承诺能否实现，至少听起来“包治百病”，是家长的福音，也难怪“病急乱投医”的家长对其青睐有加。

有教育常识的人都清楚，孩子的成长是一个缓慢、动态的过程，发生在真实、具体、独特的情境中。有些孩子在成长过程可能遇到更多的不适应、面临更多的障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道德败坏。教育者应充分考虑孩子所处情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寻找对策，有些问题甚至只能交予时间来解决。但竞争性的教育环境助长了家长的焦虑和不自信，他们急需能够“短、平、快”地打造“完美孩子”的“灵丹妙药”。培训班瞄准家长功利性的教育需求，以“青少年问题”专家的身份，赢取家长的信任，获得办学和市场空间。

可见，不清楚“女德班”本质的家长很可能被其包装所蒙蔽，急于用“钱”购买教育。很多人将“女德班”视为急功近利的家长交的“智商税”。但笔者对此存疑，在信息发达的时代，一时蒙蔽可能发生，但是“女德班”被曝光后，依然有家长趋之若鹜。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部分家长正是由于“女德班”的言论和教学方法，才将孩子送入培训班。

大有市场的“女德”言论

“女德班”幕后老板曾高调宣称：“哪个地方请我们，我们就去哪办班。”这意味着首先有了滋生“女德班”的土壤，才催生了“女德班”这一怪胎。剖析“女德班”的言论和观点，有助于进一步探究滋生这些言论的土壤。

“女德班”一般运用某些似是而非的伪科学分析现代社会中女性的新形象和新行为，如把“戴美瞳”与眼科疾病相关联、把青春期的性冲动称为“邪淫”思想等。撇开部分极端观点，“女德班”课程本质上推崇男尊女卑、鼓吹男权主义，通过否定女性在身体、人际交往、性等方面的权利抹杀女性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认为女性特征应依附于男性（如认为女强人身上没有女性特征），反对女性进入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来实现自我价值。“女德班”强调女性应该遵守本分，并认为很多社会问题和生理疾病都是女性不守本分的结果。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性别包括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前者指两性之间天赋的生理性差异，后者则指两性之间的许多差异是一种社会建构，是文化加诸个体身上的角色特征和行为规范。社会性别概念已被广泛接受，它挑战我国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和行为准则，推动我国进一步朝着性别平等的目标发展。目前，我国的性别平等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也是“女德班”一曝光即遭舆论一面倒地批判和抵制的原因。

但我国女性的解放并不彻底，性别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随着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女性主流话语转向于强调独立、自主能力的个体人形象，集体时代发展出来的女性与国家、社会命运之间的关联被打破。更多的女性把自己框定在家庭和婚姻角色中，女性形象由此变得单薄，更易受到传统角色的束缚。近些年在大众传媒、影视作品甚至日常生活中逐渐隐现一些男尊女卑、男权至上等封建、过时的父权观点。这为“女德班”言论的滋长和传播提供了土壤，也是披着“国学”外衣的“女德班”在遭官方“封杀”前被部分人积极拥抱的原因。

简单粗暴的“女德班”教学法

“女德班”最常见的教学是通过典型案例“现身说法”，通过灌输、惩戒等方式压迫和操控学生，禁锢学生的思想，以达到重塑女性价值观的目的。

这种教学方法与“女德班” 鼓吹解决问题的目标以及矮化、丑化女性的教学内容相适应。简单粗暴的方法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学员畏惧、听话，迫使学生自我否定和自我厌弃，从而操纵其思想、情感和行为。家长发现“问题孩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听话的“好孩子”，便对培训班传播的内容深信不疑。而“女德班”的反性别平等不仅是要传授的教学内容，也是一种特别的“教学手段”。2020年，曲阜“女德班”通过恶意贬低女性让学员“听话”“守本分”，以达到规训的目的。在这种教育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会更加不自信，对自我缺乏认同感，在生活和工作中易受暗示和控制。

应对这种教学法的最好方式，是在学校教育中积极采取解放教育学和女性主义教育学来促进性别平等、对学生赋权增能，培养具有社会性别意识、主体意识和批判意识的男女学生，从根源上消除“女德班”的生存空间。

总之，要在短期内杜绝“女德班”现象，必须进一步健全法制、加强行政監管、改变家长的教育观念、家校通力合作以积极推广性别平等教育;从长期来看，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贯彻执行“男女平等”国策，推动性别平等教育。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孙雨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