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康和

小时家里穷，那无论什么颜色都跟我们的小脸一样，微微泛黄的彩色印刷课本，是我唯一能够拥有的图书。同学带来的小人书《大闹天宫》《哪吒闹海》是我接触最早的“闲书”，多半要歪着脖子，蹭在书主身边看。到了关键环节，这页我已看完，书主却迟迟没翻到下一页，我便忍不住自己动手，小心掀开一点儿，趴下去，拧着头看，看得意犹未尽。

上了初中，能拥有几本属于自己的“闲书”仍是奢侈的，但能看课外书的机会的确是多了，因为中学有了阅览室。看管图书的阿姨，她那长得像书本一样方正、像雕版印出的人儿一样面无表情的印刷脸，我至今难忘。

我那用了三年的借书证相片，是为省钱自己画上去的。每每借书，我都生怕这一作弊行为会被印刷脸发现。终于有一天，那有着狂想派风格的自画像借书证引起了印刷脸的注意。出乎意料的是，被她抓住反复盘问而我如实交代后，她竟有了几分和气，也不再提及此事。

那段日子，我读了好些书，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读下来，坐立间，小小的身板不觉挺得直直的，只道是男子汉要有勇、有谋、有担当;也有《聊斋志异》这样光怪陆离的，看过一篇《画皮》后，便好些时日不敢再翻开的。至于知道《三国演义》是小说、是演义，《聊斋志异》中竟有《席方平》等连毛主席都拍案叫绝的佳作;至于明白要论三国英雄，不可不读一读史书《三国志》，领会《聊斋志异》那“写鬼、写狐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的精妙，那都已是后话。

初中三年，我幸福于有书可读，也终究忘不掉，那白天板着木然的脸孔，收发着借书证，夜里在昏暗的灯光下，粘粘补补，修补着缺角少页的书本的阿姨。

高中，我去了县城，遇到了郭老师。郭老师有个“怪癖”，上课经常会讲“偏”。上到《羿射九日》，刚说着射掉九个太阳那神勇无比的后羿，忽而话锋一转，继而带我们去“看”夏朝篡位的后羿。总之，不到离题千里，这郭老师是不会意识到要回头的。

就在某节语文课上，郭老师正口沫横飞地大谈托尔斯泰，谈到了他的《复活》，谈到了他的《战争与和平》，谈到了他的《安娜·卡列尼娜》。当他从“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谈到安娜的出场，神秘婉约竟有唐诗“犹抱琵琶半遮面”之美感时，我正悄悄在课桌下，如痴如醉地看着《鹿鼎记》第三册。看完这册，后面几册又该如何寻觅？我且今朝有书今朝醉！忽然一个粉笔头重重地砸中了我的座位。

高三的我，早不是初中的小萝卜头，虽然家常便饭仍是青菜萝卜大米饭，个头却跟吹了气儿一般，两三年间突突地蹿到了将近一米八。站起来的我愤怒而羞赧：一边弓腰驼背，心不甘情不愿地用手撑着课桌站起来，一边歪头斜脑，翻着白眼，非常不满。郭老师仿佛根本无视我的这些渺小的示威，似笑非笑地走到我跟前，手往书桌里一掏，《鹿鼎记》便被他拿到了手上。谁知，他看了书名，竟笑了，大大咧咧地把书还给我，摸摸鼻子，说道：“看来我的课终究沒有金庸先生的书引人入胜。这套书，我就差第三册没看，你快点看完借给我，我一个晚上就能看完！后面两册，你借到没？”我摇摇头，他狡黠地、笑吟吟地看着我，幽幽地说道：“我有……”

拿人手短，受两册《鹿鼎记》恩惠之后，我再不敢不好好听他的课。他的那些藏书，都愿意慷慨地借给我看，而武侠小说更是允许我做推荐，于是这些小说便在班级中传阅开来。老师也因此被我们称为“郭大侠”。

多少美好的人、美好的事，一直在成就着今天无论纷扰几许，仍能静下来，捧一本书、执一支笔的我;成就着仍愿听从内心、无问西东的我。

那么，也仅以此文，一并向他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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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书店的日光灯忽地亮起来，我才发觉已经站在这里读了两个多钟头了。我合上书，嗯了一口唾沫，好像把所有的智慧都吞下去了，然后才依依不舍地把书放回书架。

我低着头走出书店，脚站得有些麻木，我却浑身轻松。这时，我总会想起国文老师鼓励我们的话：“记住，你们是吃饭长大的，也是读书长大的！”

——《窃读记》 · 林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