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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阅读的方法，分析中国唯一政府全额资助的现代舞团——广东现代舞团，及广东现代舞周在实际运营中，政府介入的角度和程度不同对其节目策划和运营管理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分别从纵向的时间发展线索和横向的同类型艺术节对比来分析，并思考在转企改制的社会风潮下，政府该如何对待小众艺术使其按照自身艺术规律在社会中长远发展。

关键词：现代舞   政府   广东现代舞周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0）16-0026-04

现代舞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许多舞者由于不满足于芭蕾舞的因循守旧、束缚的芭蕾舞服和舞鞋，改穿宽松的衣服和赤脚舞蹈，便形成了现代舞的原型，后来，现代舞逐渐发展成一种打破陈规、强调个性的艺术形式。

在国内，现代舞作为一种小众艺术的存在，反映的是现代的生活和思想，然而，反映现代生活的现代舞却比反映古代生活的古典舞还要小众。在广州，现代舞演出并不多见，而广东现代舞团和“广东现代舞周”的出现，承担了推广和传播现代舞文化的重任。广东现代舞团作为广东省文化与旅游厅管理下的国有企业，政府的介入管理对其发展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发展历程

1987年，创始人杨美琦女士在广东舞蹈学校开设现代舞专业实验班，邀请曹诚渊①先生担任导师，这便是广东现代舞团的前身。可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实验班举步维艰，直至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社会上反对的声音才逐渐平静下来。1992年，广东实验现代舞团在广东省政府的支持下成立，是中国第一个现代舞专业表演团体，至今仍是全国唯一一个由政府批准成立并全额资助支持的专业现代舞团，成为中国舞蹈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2004年5月，第一届广东现代舞周隆重举行，其在国内首创的展演和教育意义使舞周一炮而红。自诞生以来，舞周始终是独立运营、独自承担经费。但也丝毫不阻止其成为国内舞坛的顶级盛事和广东省的文化名片。

2006年，广东现代舞团响应国家号召积极进行转制改企，改企后的舞团成为星海演艺集团旗下的一家企业，同时引入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的人才、资金和营销网络，成为省内第一家探索转企改制的试点企业，其粤港合资的国有控股文化企业性质大大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

2011年，广东现代舞周由于资金和人力不足宣布停办。广州亚运会的热潮使得整个广州物价飞涨，即便各方加大补贴力度，但舞周每年100万元的开销在票房上只能收回40～60万元，巨大的成本缺口让舞周运营抓襟见肘。另外，舞周多年甚至没有一个独立的运作团队，大多数都是舞团人员兼任或招募志愿者，专业运营人才严重缺失。

广东现代舞周要停办的消息一经传出，整个广东文化界掀起轩然大波。当下，广东省文化厅迅速表态，宣布出资并成立专门负责运营的舞周办公室以协助将来的活动发展，该举措成为舞周改革运营模式的重要起点。

2016年，星海演艺集团与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的十年合约到期，双方解除了合作关系，广东现代舞团变为国有独资企业，由于政策原因，曹诚渊退位让贤。这样一来，舞周办公室的管理运营模式完全改变，其资金来源、人力配置、节目设计和舞周定位也相应发生变化。

二、政府介入下的纵向变化

（一）2004—2011：民间独立运营时期

自2004年成立以来，舞周一直秉承着“中国舞蹈纽带，国际交流平台”的宗旨和定位，因此在节目设计上非常注重国内外节目的平衡。第一届广东现代舞周在五一假期举办，其完全以民间企业化的方式经营，在缺乏名气和经费、依靠内部垫资的困境下，邀请到包括中国台湾的云门舞集在内的国内四大现代舞名团，引起业界广泛关注;并招聚了70多位年轻的民间舞者，带来风格各异的舞蹈作品，这种专业性和开放性并重的模式也成为日后各地舞蹈艺术节运营的雏形;而第三届舞周更是邀请到了英国的“说舞”、意大利的体育现代舞②等一些新奇的国外团体，吸引观众的同时，影响力和口碑也广泛传播，使得全国開始形成一个以广东为中心的现代舞爱好者的网络。

经过几年的运营，广东现代舞周已经成为当下国内最好的现代舞艺术节。舞周在2008年改为暑假期间举办，同时增设“广东国际舞蹈营”，邀请国内外现代舞专家指导，当年邀请到24位导师，竟收到了来自全世界1800多份报名表，这种形式大大增加了舞周的参与性和交流性。在这一年同时增设了“另类平台”这一新环节，推出一些前卫的实验性作品，充分表达舞蹈创作的更多可能性。不管是名团或是民间舞者的演出，所有的门票均销售一空。

在这个时期，广东现代舞周的节目设计和定位完全体现出民间运营的高度自由、开放、活力和纯粹性，尤其是在以曹诚渊为艺术总监的港式风格团队带领下，现代舞的活力在这片务实的土地上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舞周里除了展示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舞团的大型演出，还为现代舞提供了一个平台。对于一般的现代舞舞者来说，他们缺乏资金制作、缺乏平台展示和交流、缺乏舞美技术、场地和专业指导，而在广东现代舞周这个平台上，只要足够优秀的舞者都能够找到充分的发挥空间，为艺术家创作解决了一切后顾之忧。

虽然是民间运营，政府没有一分钱的资助，但也无偿为舞周提供了星海音乐厅等演出场地，并在一些国外团体的邀请上起到积极作用。这些举动充分体现了政府对广东现代舞周品牌的重视，同时，这种政府间接支持的方式也为舞周的运营提供了最大程度的开放性和自由度。但是，这同时也引发了舞周由于资金不足而停办的矛盾。现代舞作为一种小众艺术，大多数企业不敢轻易赞助，广东现代舞周作为非营利组织，仅每年的票房收入根本不足以支撑庞大的行政费用。

（二）2012—2016：粤港合资的舞周办公室独立运营

2012年，广东省文化厅宣布出资成立广东现代舞周办公室后，原本资金和人手不足的状况得到解决。从2012年开始的舞周均由广东省文化厅主办，广东现代舞周办公室作为协办方之一，广东省文化厅拨出专项经费，省委宣传部也批出了专项文化产业扶持基金，由曹诚渊先生担任舞周总监，带领来自中国香港的运营团队，办公室独立于广东现代舞团运营。在政府参与后，舞周又生出一片与前不同的新景象。

2012年的重新開办的广东现代舞周，在策划上做出三个与前不同的创新。首先由于是政府第一年主办，主办方新增了“中国新锐”环节，该环节针对力量单薄的国内独立舞者，集中资源建立品牌为其推广，并在欧洲最大的舞蹈演出交易会上设立宣传展摊，让世界看到中国现代舞的新锐力量，也让更多年轻优秀的舞者通过这个平台走到更广阔的天地。其次，新增“舞蹈交织会”环节，这不仅是一个交流平台，更是一个交易平台，活动在广东现代舞团大院里设立摊位，吸引25个国家的艺术节策展人前来寻求合作机会，许多优秀的现代舞者都受到众多世界性艺术节的邀请，舞周的国际性和平台性属性极大地凸显出来。同时，舞周主体的举办时间移到秋高气爽的11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国外的艺术节策展人都是在年底到世界各地物色有潜力的节目。有了政府力量的注入，舞周的策划从以前的开放性转为专业性、交易性，使之不仅有充足的资金和团队运作，还更加注重利用这个平台打造独属于广东的文化品牌。

2013年广东现代舞周，一些本地的舞蹈团队破天荒地把演出场所搬到了室外，开拓“社区舞惠”新环节，在广州沙面上演《拾翠——猜·情·寻》节目，舞者与户外环境极大程度地融为一体，观众也可以近距离地欣赏现代舞，以实际行动打破普通市民对现代舞“晦涩难懂”的刻板印象。2016年舞周又在沙河顶大院策划了《河家何家猜》社区现代舞活动，设置了表演、装置艺术与亲子工作坊相结合的社区艺术拓展，从广东本地人的角度出发，使得现代舞既国际化又本土化。每年“广东省文化厅重点文化活动专项资金计划”向“社区舞惠”环节补助50万元资金，如此，舞周更有责任且更有力量向大众推广现代舞艺术。

随着舞周运营愈渐成熟，每年的节目都会给观众带来惊喜。2016年广东现代舞周上，节目新增了丰富有趣的合家欢主题现代舞，包括有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创编的现代舞《西游记》。这种方式和题材的创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现代舞严肃深沉的印象，同时也拓宽了现代舞的受众范围。

这个既有政府支持又有专门管理团队的模式，使现代舞周最大程度地贯彻了“中国舞蹈纽带，国际交流平台”的宗旨，同时“小众”的现代舞又“亲民”了一些。在广州这样的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大城市里，市民并不缺机会看到国际级的优秀演出，而广东现代舞周的出现，不仅通过国内外知名舞团的展演拓宽了观众的视野，还营造出一种热爱者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氛围，更像是一年一度的以艺术之名的赶集，这就是品牌的巨大力量。

（三）2017年至今：国有独资企业性质的舞周办公室

曹诚渊让贤退出广东现代舞团，同时也意味着曹带领的资金、资源、管理团队、管理模式的退出，舞团和舞周的性质变为国有独资企业，由舞周特邀总监谭伟继续舞周办公室的运营。

从2017年开始，依据国家政策的导向，舞周设立“大湾区展演”新环节，召集粤港澳三地艺术家及团队，旨在促进地域性舞者的分享交流和联合创作。同时在节目构成上，2019年广东现代舞周，共38部作品中仅有4部来自国外，国外团队节目的比例从2012年的56%下降至2019年的10.5%;相反地，来自中国内地的节目数量占总节目的81%，其中不少来自湖南、广西等广东现代舞周网络辐射范围、但现代舞发展并不繁荣的地方，也体现了前十几年舞周在现代舞推广上颇有成效。

由此可见，这是广东现代舞周运营16年以来政府介入程度最深的一次，同时，舞周管理者的资源、战略思维、管理模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舞周的节目策划和运营方向，从前的经验也给舞周未来的发展之路留下更多的可能性。

三、政府介入下的横向对比

以上足以证明，政府不同角度和程度的介入，对小众艺术节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以下将从横向的角度，将三个政府介入程度不同、社会背景不同但运营理念相似的舞蹈节来进行充分对比，并对广东现代舞周的现状进行SWOT分析。

（一）优势

1.舞周品牌效应

广东省文化厅的充分支持，足以体现出舞周的品牌效应。经过多年的努力，广东现代舞周发展为全国最具代表性的展演和交流平台之一，这个平台所带动的文化传播和社会影响也会成为舞周有力的支柱。

2.充足资金支持

广东现代舞团是第一个、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个有政府背景、获政府全额资助的现代舞团，并背靠着星海演艺集团，在往后的资金和运营方面都没有大问题。

3.本地团体更多机会

由于舞周运营团队的变化，观众的视野也更多集中于中国大陆，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本地优秀的舞团和舞者将会有更多机会登上这个平台。经过多年来的耕耘，中国已经出现许多优秀的现代舞舞者和编舞，舞周的发展势必会带动更多二三线城市的现代舞发展。

（二）劣势

1.管理运营方式的艰难探索

广东现代舞周开办以来，曾经历过两次较大的组织变革，舞周的发展现状表明，在政府介入的不同程度中都曾出现不同的问题，至今仍未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能够平衡政府的介入和艺术自由开放性的关系。

2.节目设计与策划

从以上分析中发现，广东现代舞周近年来的节目构成逐渐单一化，其节目和活动策划比之前强势的国际性和平台性逊色不少，在之后的运营中，要逐渐平衡国内外的节目来源，继续为世界现代舞交流和推广提供有力平台。

3.资金来源单一

舞周近年来运营受到政府全额的支持，对于社会资源需求较少，资金来源单一。但在今后的发展中，舞周在拓宽融资渠道上仍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包括寻求不会影响其艺术自由的社会赞助。这种赞助不仅仅限于资金支持，更包括场地、食宿、交通、宣传媒介等各方面的赞助。

（三）机会

对比起其他地方的現代舞发展，广东现代舞周最大的优势就是政府的支持，多年来的发展体现了政府对现代舞发展和小众艺术的友好性，政府的支持对于重视社会效益的非营利性组织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四）挑战

1.制度

目前，国内对非营利性文艺组织赞助的免税制度尚未完善，这就大大减少了组织获得社会赞助的可能性。

2.观众

尽管经过多年的发展，现代舞相对而言仍然是一种小众艺术，每年除了广东现代舞周和广东现代舞团的演出，还有一些引进团体演出，观众在广州能看到现代舞的机会仍不多。除了需要服务于忠诚观众，还需要吸引新的潜在观众，观众拓展工作任重而道远。

3.同类艺术节的兴起

广东现代舞周的运营模式开拓了中国舞蹈类艺术节的先河，为其他艺术节的举办提供可行的范本。现如今，国内外现代舞艺术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例如北京的“新舞蹈国际舞蹈周”，上海的“青年舞蹈培育计划”，深圳的“粤港澳大湾区舞蹈周”等也纷纷组织起以现代舞为主的教育和展演活动，广东现代舞周需要具备更强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市场中稳步向前。

四、思考与启示

（一）关于曹诚渊先生

曹诚渊先生于1979年创建香港城市当代舞团，1987年来到广州接手现代舞教学时，这片土地仍是舞蹈届的“荒原”，包括1992年接任广东现代实验舞团的艺术指导、2004年创办广东现代舞周、2008年创建北京舞蹈双周、2017年又创建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从踏上现代舞这条路开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持着“开荒”的行为，甚至无法衡量曹诚渊先生对今天中国现代舞的发展有多大影响。曹先生在博客上的一句话让笔者印象深刻：“不是因为艺术兴起了才要去发展，而是要投入了艺术才会兴起”，曹先生的良苦用心令人动容，感受着如今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的现代舞艺术，与40年前那一片荒凉对比，老先生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让后辈更甘心为此事业奋斗不辜负前人的“开荒”。

（二）如何看待现代舞

至今还有很多人觉得现代舞难懂，对此，曹诚渊先生曾发布了一篇关于如何欣赏现代舞的博文：“我没有一条‘如何欣赏现代舞的捷径，却发现有四条不同层次的通道，可以引领我们获得观看现代舞的愉悦，四条通道分别是：体性的直观、理性的思考、灵性的感悟和世情的检察”。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这种个性化情感表达极强的艺术而言，除了舞蹈技术基础外，没有好与不好的评判标准，在欣赏现代舞时，如果发现其中一条通道不通，可以尝试调整心态，走另外一条通道去接近作品感悟作品，往往四条通道中，总有一条可以连接观众与作品，带领观众进入作品的表达。

社会相对自由开放的空气和空间，才是适合现代舞生存的土壤。对于很多艺术种类来说，小众化才是正常的。如果有一天，现代舞变成了大众艺术，原来坚持做现代舞的艺术家们可能会更进一步去探寻新的尚未开荒的领域，他们永远都扮演着引领社会文化进步的角色。现代舞极具个性和抽象性，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创新性，而现代舞的抽象不正是五千年来中国抽象艺术的延伸吗？书法笔墨的风度、音乐弦歌的气韵，都是写意的、抽象的，在每个时代都走在世界的前头。

（三）关于政府介入艺术发展

经过了文艺院团转企改制的大背景，绝大多数文艺团体都改成企业化运作。但是，对于一些社会效益远高于经济效益的艺术种类和艺术团体，如果完全在市场中参与竞争，有多少可以真正存活下来？他们是否已经达到了转企的条件了？如果这时候需要政府介入对其进行资金补贴与政策扶持，那么其根本性质是否与转企之前有所不同？又或者是对于个别小众艺术，其艺术发展规律与大众艺术的普遍规律不同，一旦政府介入的角度和深度有所偏离，就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健康发展，包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社会制度、社会语境下，不同的艺术类型或艺术团体，需要什么方面、什么程度的政府介入，都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虞永红.“广东现代舞团实地考察报告”的现行思考[J].中国民族博览，2017，（10）.

[2]陈智敏.广东星海演艺集团的运营模式研究[D].上海：上海音乐学院，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