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完七夕节，朋友溧阳就和妻子协议离婚了。主要矛盾源于溧阳近乎着魔的工作状态，即便是出门逛街、约会，溧阳的眼里也只有项目和客户，久而久之，妻子觉得跟他在一起过日子索然无味。

在我们这些朋友看来，也觉得有些难以理解，溧阳的收入已经超出同龄人十几倍不止，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拼，拼到最后连家都没了。可溧阳的一番话却令我震惊，他说他每天都会做噩梦，梦见被解雇、公司破产，所以必须趁年轻挣足够多的钱，确保家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衣食无忧。听到这，我确实被他“酸”了，但也不忍心看他一直背负如此大的压力——再这样下去，感觉人都要被压垮了。

肖薇

聂宏斌  心理咨询师

我们先来看一组由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发中心发布的，关于居民幸福感指数的调查报告，报告表明，时薪为20元-30元时幸福感指数达到峰值，超过30元后幸福指数开始逐渐下降。时薪50元以上的金领阶层与时薪在7元-12元之间工薪阶层幸福指数相当。显然，并非挣得越多越幸福。

此外，从每天的工作时间长来看，工作时间越长越不幸福。每天工作8小时以内的人幸福感指数为134左右，超过11小时则降为126.8。可见，熬夜加班换来的血汗钱，并不能令人感到幸福。

通过上述數据以及你朋友溧阳的情况，不难发现，当一个人的收入越高时，往往会愈发地缺乏安全感。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曾系统地提出了“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想要了解自己的地位如何、能力如何、水平如何。一个人只有在社会的脉络中与他人进行比较，才能真正认清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对溧阳来说，他想要知道自己目前的能力属于什么水平、是否属于成功人士行列，只有在进行有效的社会比较之后才得出答案。于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现象就出现了。我们在选择社会比较的对象时，往往更倾向于收入水平高于自己的个体，从而对自身的价值和能力展现出怀疑态度，进而对生活失去安全感。

另一方面，从美国比较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角度上看，个体的经济收入、资产等，更多是属于物质需要的层次，随着个体收入水平的增高，其相应的需求层次也会逐步提升。从最初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等逐步上升到尊严、自我价值的需要。随着需求层次的不断提升，为了满足相应的需求，个体所付出的精力和时间也会相应提高，从而增大所面临的生活压力，最终导致安全感极度缺失。

溧阳已经基本解决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所以他要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尊严、自我价值的需要。实现这些需要的唯一途径就是无休止地拼命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填补内心的不安。

有一些针对溧阳的建议：首先他要对自己目前的价值和能力进行合理认识，不要盲目与资产差距较大的同事进行社会性比较，从而减轻自己的焦虑。其次要能够清楚认识到一个人的成功不仅仅局限在工作能力方面，经营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同样考验个体的能力与价值。最重要的是，要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制定合理的目标与内容，并对其进行规划部署，有条理地实现自己的理想生活，最终才能获得足够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