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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斯·巴特勒性别身份理论的话语研究

2020-10-09张永霞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20年9期
关键词:巴特勒规训话语

摘要: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身份理论从性别身份的述行性建构,身份形成的排斥机制及主体能动性等方面阐释了性别身份形成于对具有生成性、强制性、限制性和仪式性的性别规范话语的述行行为中;身份不是普遍稳定或可量化的概念,而是一系列流动开放的话语实践和排斥性手段;真正有效的身份颠覆策略应是在述行行为的基础上建立主体存在的动态开放的表达方式和展演多元话语实践。从话语实践的角度研究巴特勒的性别身份理论对于实现身份研究在研究范式上的后结构主义转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朱迪斯·巴特勒;身份;后结构主义;话语;规训

doi:10.16083/j.cnki.1671-1580.2020.09.040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20)09—0172—05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后结构女性主义哲学家。其学术论著在反思以往女性主义理论纲领的基础上,运用后结构主义范式和话语分析方法,在性别不平等关系和女性解放事业等问题上采取一个全新而独特的认识论视角——后基础主义立场(postfoundationalism)[1],从而形成了有别于以往女性主义的后结构女性主义,成为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巴特勒理论从哲学层面深刻剖析了话语、主体、权力、身份等重要范畴,开拓性地论述了身份形成的话语机制,暴露了自然化的霸权话语赖以维系和运作的政治化规制手段。这种后结构主义路径使女性主义对性别等级和强制异性恋的批判由追索源头或基础主义的认识论范式转向探索和质疑生产这些话语的权力运作机制的系谱学的探究方法上来。去中心化的探究方式不仅对性别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亦为精神分析、社会学、伦理学、文学等领域提供了丰富锐利的方法论视角和理论源泉。深入探索巴特勒性别身份理论不仅有助于改变人们习以为常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把对具体压迫制度的研究转向对话语实践研究的范式上来,同时也为学术界对身份研究的后结构主义转向和性别身份的交叉性研究提供一个多元可能的文化空间和全新的阐释空间。

一、巴特勒性别身份理论概述

巴特勒理论的核心是身份的建构问题。这是因为女性主义理论要改变女性受压迫的地位和争取性别平等就要充分了解女性身份是如何被生产和限制的。在传统女性主义框架内,身份具有普遍、稳定而统一的原则,女性被建构为一个饱受父权制社会压迫,具有普遍的基础和某种共通性的结构。巴特勒认为,这种不成熟的坚持稳定统一的身份理论虽然出于解放女性主体的目的,却因其建构了一个“东方”而陷入逻各斯中心主义,结果反而禁锢了女性主义试图解决的身份难题。巴特勒主张从稳定本质的身份概念中挣脱出来,“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本体论的身份建构”。[2]她的性别身份理论将身份建构为身体重复征引(cite)规范话语以及在征引行为中改变或重构征引的意指实践(signification)。身份是规范话语依赖其强制力重复作用于我们的身体而形成的,是规范话语在我们身体上不断书写和操演(performative)的结果。正是通过这种重复的操演,话语凭借其复现(reiteration)的权力塑造了它所规制的对象身份。这种身份观以反基础主义的立场对固化统一的主体身份和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等级架构提出质疑,拓展了女性主义理论的范式方法和行动纲领,从根本上颠覆了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性别本体论和基础主义的认识论。

二、性别述行论(gender performativity)

性别述行论是探究巴特勒性别身份理论的基础。梳理性别述行论的第一步是理解奥古斯汀(J. Austin)的语言理论和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话语权力论。在奥古斯汀的语言学著作《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里,奥古斯汀谈到言语在一定的社会规范和仪式下具有行事功能。这样,语言具备了一种对社会规范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和实施力。巴特勒在奥古斯汀的语言理论上注入福柯话语分析方法(Foucauldian Discourse Analysis),并聚焦于语言如何在重复引用中建构言说者。福柯认为,话语实践构成权力的运作方式,它制造并强化了权力,同时又是权力施展的结果;话语与权力相互交织,密不可分;这个权力不是一个压制性的否定力量,而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生成性网络,它是流动、分散、多元、呈毛细血管状的,它产生知识,构成意义,塑造主体。[3]所以,我们视之为正确的规范话语不是纯洁客观的,而是主流社会為维护其社会秩序和实施权力在人文社会及自然科学学生中进行知识生产的话语实践活动(福柯将这种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权力称为规训权力)。[4]它因代表了社会主流集团的种族、利益和价值观而具有稳固的社会基础,显得强大有力。[5]

巴特勒在奥古斯汀的语言理论和福柯话语分析方法之上指出,对规范话语的重复征引和表演构成了所谓的“性别本质和身份”。如,女婴自出生后在社会化过程中受到来自父母、老师、同学等规范话语的反复灌输:女孩应该身着粉红色,长发飘飘、亭亭玉立,长大后应会做家务,要学会温柔妩媚,成为男性欲望渴求的对象,做丈夫的贤内助,孩子的好妈妈等等。女孩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引用这些性别规范生成了社会理想的女人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认为的柔顺妩媚的女性身份或豪放阳刚的男性身份并不是一个有关某人的静态描述或她/他的内在本质,而是一个身体被管制规范强行物质化(materialization)的过程和实践,是性别规范在我们身体上被反复引用的结果,这些规范话语建构出了具有性别化的身体行为。巴特勒强调,“身份是由被认为是它的结果的那些‘表达,通过述行所建构”。[2]这里的述行指对规范话语的重复性征引行为。性别身份作为一种话语建构,形成于对话语规则的重复操演行为中,即语言的述行行为中,这就是性别述行论。

按照福柯的理解,规范话语具有生成性、强制性和限制性的特点。生成性指规范话语所承载的规制性权力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生产力,它将主体建构成权力和知识的对象,通过客体化的征服方式生产出其所支配的对象的领域和主体的身份,它具有生产、维系、区分和规制身体的力量;强制性指我们无法摆脱这些规范,规范使我们的主体身份得以生效,使其构成文化上可理知的界域,而不合规范的人是不健全、无法理知的,被质疑和排斥的。基于规范话语的生成性和强制性特点,巴特勒以性别身份为例,指出性别身份是被政治地建构的,是由性别规范所体现的规制性权力关系形成的。我们所认为的稳定一致的性别身份不过是某种受到文化律法和等级原则限制、以管制为目的的虚幻存在(phantasm);限制性指规范话语在构筑正常化的主体身份的同时,限制并排除了那些非正常化的因素。这是因为规范话语在权力上的合法性使它能通过一系列强制的秩序建构与维系文化理解体系(cultural intelligibility)的规范,而不符合文化上可理知规范的属性所展现的不吻合性被做为一个名词化的实在,冠以他者(Other)身份并被限制在正常范围之外,他者身份的可行性受到普遍质疑和排斥。在巴特勒看来,正是这种被排除在外的他者身份制造了棘手的复现,使对规范的象征界的再表述成为可能。

除了规范话语的生成性、强制性和限制性的特点,巴特勒还开创性地提出规范话语的仪式性(ritual)特点。仪式性指身份建构过程不是单独创立的行动,完成后就停下来,而是一个需要历经时间的推进而进行的述行行为。如出生前的婴儿被医生通过医学手段获知其性别,这种医学询唤(interpellation)将婴儿性别化为她/他,女婴出生后被带入语言的象征界,女婴从此开始了接受社会规制的过程,女孩身份受到各种权威,如来自家长,学校,朋友,社会主流话语的重复引用和物质化,例如女孩儿要淑女化,要美丽、端庄、稳重、安静,长大后要贤惠、温柔、体贴……。对女性规范的重复引用、灌输、安排设定了女性的身份边界,加强了性别身份的自然化效应。因此,持久不变的女性特质是性别话语统一性的管制实践通过重复操演而强制形成的,不能说女人生来就该如此。然而,这种性别物质化的不可或缺意味着重复操演从来就不是稳定和完整的,而且主体对物质化的复现从未俯首听臣。正是在复现的过程中产生的偏离规范的可能,为主体身份的话语建构开启了一个质疑规制权力和身份再表述的空间。

三、身份形成的排斥机制

福柯称规范话语为规训体制(disciplinary practice),它无所不在地通过一系列精心作用于身体表面的权力运作,对被社会渴求的理想形象做出规训性生产,以制造受其支配的被驯服的身体。规范话语是一种被强行物质化的理想建构,我们所以为的稳固的性别本质其实是一种规范、一种理想化的虚构、一种被渴求的幻想。巴特勒认为这种理想化建构通过各种在场和隐藏的运作,如排除(exclusion)和否定的话语手段来实现和维系。[2]也就是说,主体的形成要求对规范话语虚幻般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正是通过排斥他者完成的。[6]因此,身份构建的基础是排斥性手段,没有这种拒斥, 无法生成主体。这里排斥的对象,亦被称为嫌恶者(abject),指“非正常化的”[6]身份类别。这些被否认和排除的场域为主体域的形成设定了边界,成为主体生成的“构成性外在”(constitutive outside),一个被排斥,“被嫌恶的外在”(an abjected outside)。[6]主体正是通过与嫌恶者的对比反衬形成的。然而,这个嫌恶者不是一个绝对意义的外在,而是构成主体的必要条件和一种“缺席的在场”(absent presence)。作为主体身份的生成性排斥(founding repudiation),它是内在于主体的。所以,只说身份是被构建而成的并不够,主体是通过排斥和抹除一系列被嫌恶的场域来为具备文化表述可能性的主体身份划定范围。[6]如,一位母亲曾面斥其正在户外四处玩耍奔跑的十岁的女儿:“瞧你天天连跑带疯,哪有一点女孩儿的样子!女孩就该规规矩矩,稳当端庄点,安静点!别跑啦!”在这个例子中,这位母亲通过向其女儿强制灌输社会性别话语来界定女孩的身份,如女孩应该规规矩矩,安静而端庄,而不是四处乱跑。这种对规制话语的理想化认同是通过对不被文化所理知的非女孩儿身份的彻底否定与排斥完成的(“连跑带疯,哪有一点女孩儿的样子!”)。“连跑带疯”成为女孩儿身份形成的被嫌恶者的场域,这种被排除的场域为规范的女性身份划定了界域,成为其构成性外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别化的身份是述行性的,是对性别规范的重复性的引用和非规范话语的排斥行为。构成女孩身份的除了各种不同的话语实践外,没有什么本体论的身份,形成社会性别的内在真实性的是对身体表面上的一种文化铭刻,是初始稳定的身份话语产生的一种自然化的假象。

四、主体能动性(agency)

如果说身份是由话语所承载的权力关系所建构,而这种建构既是一种规训性生产,又是一种排斥机制,那么这种建构如何体现主体的能动性?传统女性主义错误地认为被话语建构意味着话语决定论,能动性要诉诸一个前话语(pre-discursive)存在的“我”——自由、稳定且理性,具有认识、控制和解放世界的能力,这样才能保证主体与外界政治抗争的可能。这种基础主义的“我”正是巴特勒批判的對象,因为这个“我”并不外在于政治抗争话语,这个“我”实际上是其努力寻求解放的政治框架的话语产物。然而,巴特勒否定前话语的“我”并不是要放弃“我”,而是要追问建构这个“我”的政治后果是什么?这种建构又排除了什么?巴特勒的后结构主义分析向我们表明本质主义的“我”建构了一个二元对立的性别等级体系,维系了社会秩序的异性恋规范,而女性被自然化为一个被排除、被嫌恶的“他者”。巴特勒认为,“我”存在的条件是由意指结构,由管制“我”是否具有合法性(legitimacy)的规制话语所提供的,而这些话语镶嵌于一个文化可理解性不断生成又持续受到挑战的开放的语言系统里。[2]主体对社会规范的述行行为不是机械地重复社会规约和文化准则,而是既重复引用现有的规范话语,又策略性地逆转、修正和瓦解规范话语权力的动态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论述能动性的问题就应在重复规制话语的意指实践中,在重复可能发生的偏差和变异中,在那些挫败和颠覆规制话语中,在被排除的嫌恶者中找寻。因为正是这些缺口和不合规范,不具理知(unintelligible)的“外在”制造了麻烦的回归,导致了对规制性律法复现的失败和破坏,形成了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稳固的霸权文化的再意指和再构建。如同性恋者在西方过去一直是个贬义的能指,被规范的异性恋霸权贱斥和驱逐为不清洁、不健全、被污染的嫌恶者。异性恋律法通过在医学、心理学、哲学、教育、法律等领域生产知识话语不断向我们灌输同性恋的各种危害和不适宜性,这些知识制造了同性恋者的他者身份,使同性恋者被排除在可理解的范围以外。人们以异样的眼光看待同性恋,对他们心生排斥、厌恶和歧视。然而近些年来,西方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如福柯、巴特勒等人大胆地质疑异性恋述行机制的政治建构,通过颠覆规范话语的命名实践来挑战异性恋的管制权力、自然化手段和性别等级制度,使性别化的身体从自然化的表面解放出来,对同性恋原有的贬义进行意义干预和政治化的再赋意和再意指,使同性恋身份得以重新建构。如今,同性恋的意指发生了动态的改变,如在悉尼西部的某个社区里聚居着教授、银行家、工程师等社会地位极高的同性恋者。他们有意识地拒绝“同性恋是病态的、边缘的、另类的”意指,而是以实际行动在仪式性重复中赋予同性恋以新的社会意义,使同性恋以社会精英的存在呈现在大众面前,这种再赋义打破了同性恋话语原有的意指结构,颠覆了异性恋权力的命名实践,改变了被挤压的性别命名实践,如今在该地区同性恋已成为中产阶级的代名词。这说明所谓的(性别)身份不应被设想为一个名词或静止的文化标记,而是某种持续的重复的行动,可以被扩张范畴和重新意指。虽然对同性恋的认同会遭到规范律法持续的否定,然而正是这种遭拒认的他者威胁到了性别规范的虚幻性基础,暴露出异性恋文化矩阵的局限性,并打开与之相抗衡、具有颠覆性的性别身份的矩阵(matrix)。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主义政治的首要任务不仅要寻求身份政治,更要寻找能动性可能出现的历史条件,寻求“再表述的关键资源,而真正有效的身份颠覆策略应是在述行行为的基础上建立主体存在的动态开放的表达方式和展演多元话语实践方式。

五、反思与展望

巴特勒所著理论在风靡国内外学术界的同时,亦遭到各种质疑和误读。其中争议颇多的是巴特勒的身份物质化理论。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批判,如Barad[7]强调语言被巴特勒赋予过多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权力,以至于物质性在巴特勒那被沦为被动静止的因素。她指出,由于福柯未能全面考虑权力运作中物质性范畴在身体的历史化进程中扮演的积极作用,深受福柯影响的巴特勒应进一步修正其身份的物质化理论,并聚焦于非话语实践方面。次年巴特勒在一次访谈中在为物质化理论辩护中指出[8],她所说的物质性具有时间维度,即身体是在时间的推进中以物质的方式表演社会规范,因此物质性并非被动静止的。同时她也坦言,她的物质化理论并非完整,还需在批评中进一步丰富和修正。这里笔者并不否认物质存在的客观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但将巴特勒的物质化理论静止化无异于将身体贬为被动的白板无法再意指。而Barad对于巴特勒话语决定论的批判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界对巴特勒理论的普遍误读,即认为被话语建构就是被话语决定。巴特勒本人亦承认这是可理解的误读,因为我们常在现代主义框架内思考“自由”,将“自由”与束缚二元对立起来。笔者认为,巴特勒将身份研究和政治抵抗的目光转向话语实践领域,视“约束”为“自由的一个条件”反而有助于我们关注话语的生成性效应及理解“什么是身份”的问题。尽管女性主义阵营内部对巴特勒褒贬不一,但笔者坚信巴特勒的性别身份理论因在尊重多元文化差异基础上寻求意义的多样性、流动性和开放性而更具“解放性”,尽管“解放”一词在巴特勒看来只是一个空中楼阁。

尽管巴特勒理论在性别身份的理解和研究方面掀起了变革性的深远影响,但她在论著中除了阐述戏仿性实践等外并没有详细论述其他形式的身份颠覆策略。既然身份是一个由话语建构、不断意指的过程,那么有哪些独特的话语交集模式产生新的暂时性的身份?而这些新塑造的身份范畴如何通过排斥机制得以维系、挑战和彻底的挪用?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巴特勒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探讨。有些后女性主义学者如Eva Petersen[9][10]旨在将巴特勒的性别身份理论运用于非性别研究领域并在其基础上提出身份范畴边界理论来研究学术界里学者身份的维系和颠覆策略,笔者也曾运用巴特勒的性别身份理论和Eva Petersen的身份范畴边界理论探究民族学生身份的话语构建策略[11],这些学术尝试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尽管巴特勒理论在身份颠覆策略的阐述上稍欠翔实,但其对后结构主义范式下身份的话语研究方面无疑开启了重要引领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Judith Butler. Contingent Foundations: Feminism and the Question of "Postmodernism" [A]. In Feminist Contentions: A Philosophical Exchange[C]. eds., S. Benhabib, J. Butler, D. Cornell and N. Fras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2]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M].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3]张永霞.福柯话语分析:话语研究新视角[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8(09).

[4]张永霞.《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话语权力研究——以福柯话语理论和规训理论为视角[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9(09).

[5]张永霞. 教育研究新视角:女性后结构主义方法论[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7(11).

[6]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Sex”[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7]Karen Barad. Posthumanist Performativit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Matter Comes to Matter.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J],2003(03).

[8]Vasu Reddy & Judith Butler , “Troubling Genders, Subverting Identities: Interview with Judith Butler”, Agenda: Empowering Women for Gender Equity[J], 2004(62).

[9]Eva Bendix Petersen, Academic boundary work: The discursive constitution of ‘scientificity amongst researchers with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2004, Copenhagen University, Copenhagen.

[10]Eva Bendix Petersen, Negotiating Academicity: Postgraduate Research Supervision as Category Boundary Work.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07(04).

[11]Yongxia Zhang. ‘Do You Ride Horses?: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of Chinese Minority Mongolian University Students Subjectivities. Unpublished PhD, 2014,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Newcastle. http://hdl.handle.net/1959.13/1057617

[責任编辑:马妍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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