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下的东亚国际秩序

2020-10-09张明扬

中国新闻周刊 2020年35期

关键词：辽国士大夫译者

张明扬

《冲锋队：一部新历史》

作者：[德]丹尼尔·西门子

译者：姚军

出版：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6月

定价：78元

纳粹冲锋队（褐衫军）演化的历程是第三帝国政治理念与现实的一面镜子，如此重要的历史角色，之前却没有详尽的专门研究。本书填补了这一空白，首次完整深入地讲述了冲锋队的历史，揭示了该组织存续的社会背景、人员成分、行为方式和独特的心理认知。

《巫師：一部恐惧史》

作者：[英]罗纳德·赫顿

译者：赵凯汪纯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出版时间：2020年9月

定价：89元

作者以尽可能广泛和深入的视角切入近代早期巫师审判，考察了世界各地之人对巫师及其他类似信仰的态度以及巫师嫌疑人的遭遇，追溯了巫术观念和猎巫文化的发源和流变，贯穿古代异教时期到当代社会，是巫师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

1063年，宋仁宗驾崩。宋朝使臣前来告哀时，辽国皇帝耶律洪基抓着使臣的手号啕大哭：“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从1005年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到1122年宋徽宗以联金灭辽的名义毁约出兵燕云，宋辽间的和平状态维持了117年。那么，在宋辽之间存在着燕云地区这一大块争议领土的复杂局势下，两国为何可以进入长达百年的“长和平”时期？

瑞士汉学家谭凯在《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一书中认为，宋辽这么长时间的和平共处，“是史无前例的事情”。他认为，这与当时的全新时代背景有关。北宋是中国“国族主义”形成的开端（虽然译者特意没有选择“民族主义”这个提法，但我们不必拘泥于此），中国开始形成一个跨阶层跨地域的“知识精英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国族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依现代人的政治常识，这难道不是应该导致大宋朝野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声音更加高涨吗？在国族主义的激荡之下，宋朝又是如何同辽国保持了上百年的和平的？我试着结合《肇造区夏》一书，说六点原因。

第一，在宋代国族意识崛起的同时，还有儒家这个更为主流价值观的对冲与抵抗。当主战派反复陈述着“收复故土”时，司马光的名句“始知恃险不如德”可能代表了反战士大夫的核心价值观。他们坚信对夷狄应该用儒家传统道德文化来感召。更何况，开战往往就意味着征税和加重民间负担，这又违反了儒家的仁政理念。

北宋朝野固然从来没有淡忘收复燕云，但也很少去否认澶渊之盟的合法性和价值。即使是主张富国强兵的王安石也曾正面赞扬澶渊之盟：“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

在国族意识的影响下，宋代士大夫的反战理论也被倒逼出了创新。流行说法是：“汉唐归汉唐，我们大宋有自己的疆域。”认为对前朝疆域不必寸土必争。

《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

作者：[瑞士]谭凯

译者：殷守甫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出版时间：2020年6月

定价：68元

第二，宋辽的军力差距，让收复燕云逐渐政治口号化。开国时代几次征辽大败，特别是宋太宗在高粱河一役中坐着驴车逃走的狼狈往事，始终停留在宋人的记忆中。因此可以看到，宋代士大夫的主战声音更多停留在诗文中，或者说，士大夫阶层都将收复燕云视作政治正确，但即使是再激进的主战派也不会将“立即开战”视作选项，收复永远都是一个“将来时”的话语。

第三，宋代的国族意识专属于士大夫阶层。谭凯认为，宋代国族主义与现代国族主义有很多共通之处，但一个核心差异是：宋代的国族意识是士大夫化的，广大农民阶层并不知道什么是国族意识，而宋代精英也没有通过大规模民众教育来对其进行动员。因此宋代也几乎不存在“民间国族主义高涨倒逼朝廷对辽开战”的现象，这也让宋代的国族意识相对理性和讲求实际，少了民粹主义的绑架。

第四，宋代出现了所谓的国际秩序，制度化了宋辽对等外交，而有对等才有和平的基础。正如《肇造区夏》一书所说：“北宋由此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对等外交的原则与草原相往来的王朝。”当频繁往来的宋辽发展出一套双方都能接受的交往规则时，“东亚国际秩序”就产生了。

陶晋生先生在《宋辽关系史研究》一书中指出：“宋辽间的平等外交，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它和过去以及后来一厢情愿的‘朝贡制度大相径庭。”

第五，宋辽外交的深度广度远胜前代，增强了双方的政治互信。在澶渊之盟的体制下，每年宋辽两国都会派出多个外交使团互访，这样群体性的外交体验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在谭凯看来，宋辽外交还呈现出了明显的“高端化”现象。在宋代，有60%的赴辽使臣后来成为了宋代高级官员，其中20%的使臣甚至做到了宰相级。宋朝政治精英不仅通过经常性的酒宴与辽国精英建立了私人关系，在觥筹交错中淡化了很多敏感政治问题，还因此具备了“国际视野”，培养了一大批“知辽派”官员，增强了双方的政治互信，由此避免了在互不信任的信息黑洞下走向战争。

第六，在澶渊之盟的关系框架下，辽国的上层精英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如《宋辽关系史研究》一书所说，辽国的皇帝、贵族和大臣直接获得了宋岁币的利益，而大众则通过贸易各取所需。

从这个角度甚至可以说，辽国的上层精英被宋朝的岁币所“赎买”，在实质上与宋朝的政治精英实现了结盟，形成了另一种更隐秘也更为坚固的“澶渊之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