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馨裕

摘要：二战后，马华文坛上出现了主张“马华文学独特性”的声音。在此社会背景下，南来作家姚紫在新加坡寄居两年后，陆续发表数篇中篇小说。其中，小说《咖啡的诱惑》中对新加坡本地的书写，在情感上呈现出二元化的趋势，并且小说展现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取向在本土与母国之间不断摇摆。姚紫借助《咖啡的诱惑》反映了寄居南洋初期、中期的体验，小说中关于本土与母国的话语书写也展现了他作为异乡人的徘徊与迷思。

关键词：马华文学 本土书写 母国书写 异乡人

中图分类号：I338.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5-0065-03

姚紫是二战后在马华文坛上崭露头角的作家，他于1947年只身南渡，著作颇丰。其中，中篇小说《秀子姑娘》（1949）、《咖啡的诱惑》（1950）较为著名，并且，他参与了当时文坛上几个重要的讨论，是马华文学传统建设的中坚力量。

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的马华文坛并不平静。在经历了二战创伤之后，一方面，华人作家们意识到“所居住的土地的可贵”[1]167，强烈主张马华文学独特性的建设[1]4;但另一方面，从1945年起，马华文艺进入了紧急状态时期，“言论出版，限制特严”[2]68。于是，在作家主体要求变革华文文学传统但受到大环境限制的社会境况下，文坛陷入了减产的困境当中。而在海峡的另一边，华人们的母国（中国）正处在民族解放、蓄势待发之中，如此，华人群体不可避免地产生皈依、归源的心理。小说《咖啡的诱惑》讲述了战后南渡的记者骆先生与如咖啡一般的舞女吴娟娟相互挑逗、相爱相知却又无奈分开的故事。

一、二元化的本土意象——物欲与纯真的呈现

小说《咖啡的诱惑》展现了新加坡截然不同的两面，刻画了具有物欲与纯真双重性的华人吴娟娟，展现了姚紫南渡后的初期对本土的迷茫和文化认同上的摇摆——他既看到了新加坡社会污浊黑暗的一面，又发现了都市之外的纯洁与宁静。

在小说中，姚紫着力描写了繁华都市里的夜场、咖啡厅、公寓，勾勒出新加坡都市的纸醉金迷、欢乐场里的灯红酒绿，并称新加坡市区是有“鸩酒般气氛的环境”[3]165，而舞女吴娟娟华服之下包裹的是苦难，展现出这座城市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特点。在评价吴娟娟的身份时，作家写道：“交际花只有在高度繁华的城市，如上海或者香港，才能寄身得下，在新加坡就难以立足”“对于女人的估价，像货物一样”[3]155，道尽殖民地的偏狭与势利。

“咖啡乌”是贯穿小说的意象，小说中对使用此意象做出了解释——

“一杯咖啡，它有纯粹的独特的风格，比拌上牛乳饮料更能惹人寻味，刺激，提神！无聊的时候大可一喝，可是不多时，排泄器官就要把它挤掉了，正像咖啡本身也不想在消化器官里逗留过久。”[3]156

骆先生最初只将吴娟娟当作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物，认为品尝像她这样的小姐，既方便快捷又刺激有趣;而当骆先生逐渐被吴娟娟吸引时，“咖啡溶成了大海”[3]65，包裹着他，将他带入幸福却危险的梦境中;当吴娟娟不拒绝其老相好的钱时，咖啡乌再一次成为隐藏两人矛盾的重要转折点。两人最初只希望这段“咖啡乌式”的情缘能给彼此带来刺激与愉悦，然而由于相知与同情，两人渐渐渴望永久的爱情，这就与当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形成了错位，在金钱和名誉问题的纠缠下，他们在新加坡社会中寸步难行。

咖啡乌的确能够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但它同时也苦涩、无营养，它不过是一种闲时消遣的饮料，因此，用咖啡乌比喻舞女吴娟娟也仿佛预示了她的开头和结局——虽在入口时能给人带来刺激与欢愉，却免不了被排泄、陷入绝境的一天。姚紫将华人身份的吴娟娟与当地必不可少的咖啡结合，融合效果达到了比喻意义上的恰到好处。最初的吴娟娟美艳迷人、放荡不羁，是“咖啡的诱惑”，而在她真心诚意爱上骆先生后，她丢掉从前的奢靡，露出本真纯朴美好的模样，这时，咖啡入胃“成为一杯糖水”[3]190，由此，咖啡这一本土意象随着情节发展，逐渐被赋予新的内涵，最终走向瓦解。

小说在描写都市生活时使用了揭露、讽刺的负面口吻，而在描写马来亚本土风景时的态度就温和了许多。骆先生与吴娟娟第一次约会地点就是在都市之外。在“椰风蕉雨”[3]167的岛上，两人第一次敞开心扉，在这个远离尘世的地方，吴娟娟也展现出一个风尘女子背后纯真、烂漫的一面。从两人第一次约会时透过酒店窗台可看到的“像美洲的红种人头上装饰的雉毛似的椰林”[3]180，到骆先生与旧爱相聚的“浓密的荔枝树林”[3]201，再到吴娟娟最初看到的有着“绿色的海波，青青的椰林”[3]203的南洋，还有她房里挂着的那幅“以马来风景做背景”[3]185的裸女油画，都在有意无意地提醒读者男女主角所处的环境。

挂在吴娟娟房里的那幅马来风景做背景的裸女油画尤其值得一提。裸女既是纯洁无瑕的原始象征，又是淫贱放荡的妓女风貌，类似的两重性体现在了生活在马来西亚背景之下的吴娟娟身上——她既可以为金钱出卖身体，又可以为爱情抛弃前尘，恢复本真与质朴。并且，关于“椰林”“荔枝林”等热带风景书写只在男女主角真心相交时才会出现，马来本土的风景画卷似乎与纯真、质朴联系在一起，象征着原始的、善意的、淳朴的人性。

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的地方感性，对新加坡这片土地的或负面或正面的情绪，这使姚紫的书写与“母体文化传统有所区隔”[4]46-47，使他区别于侨民作家。然而，朱崇科在论述本土性时说道：“当本土性成为许多人自以为可以理所当然的拥有时，他（她）所得意的其实往往是本土性的比较素朴的物质层面”[5]。小说当中，既包含了对流于表面的物质层面意象的描写（主要体现在对都市圈的刻画），又对暗含隐喻的本土意象进行了勾勒，这展现了姚紫作为战后才南渡到新加坡的作家在对本地认知上的局限。与其说姚紫在书写本土，不如说他运用了几个与本土相关的意象叙述一个华人舞女在新加坡社会里的堕落与救赎。

二、魂牵梦绕的母国情怀——中国身份与中華认同的书写

1.中国身份的反复确认

姚紫在某次对他人的批评做出回应时说道：“隔着数千里海外的华侨都有人性，对那遥远的故乡，有怀念，有担忧，有伤感”[2]120，可见其思乡情怀、归国念想是根植于心的。《咖啡的诱惑》中的故事虽然发生在新加坡，但从人物服饰、身份、对话中都清晰可见中国烙印。

中国元素时常出现在小说中，与资本主义世界交织在一起——吴娟娟穿着的各色旗袍、骆先生被激怒时蹦出的中国粗话、姨娘操的一口广东口音等，都展现了作者虽身在新加坡，心与根却始终埋在故国的情怀。小说中对于吴娟娟有这样一段描写——她“像一匹曾经乱窜在旷野里的牝马，毛背上湿着汗泥，依在衰黄的柳树下，望着那关山的太阳”[3]178。旷野、柳树、关山的太阳都是中国传统意象，是专属于中国的文化记忆。并且，吴娟娟在对比舞技好的男人时，很自然地分为中国人和外国人，将新加坡男人自然地归类到外国人一族当中。这些书写都展现出吴娟娟始终将自己视为中国人的情结，也透露出姚紫的母国记忆与文化底蕴基调。

小说中，骆先生和吴娟娟来到南洋并不是主动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迫不得已的，骆先生因追梦而抛下纯真的爱情，最后因为战事阻隔无法与旧爱重逢，最后只得到旧爱另嫁他人的结果;而吴娟娟则是因为跟随父亲南渡，后被香港小开欺骗而沦落到新加坡做舞女营生。战争与生活压力逼使两人被动选择离开故国，在新加坡社会里讨生活，然而二人关于故国的记忆却是淳朴的、天真的，因此他们对中国的认同是毋庸置疑的。

2.彼岸的致美想象

关于大海的描摹总会在小说人物感到内心平静时铺开，大海的意蕴不只局限在美丽的海面，而是可以拓展到海域与彼岸的隐喻。骆先生第一次拒绝吴娟娟的诱惑时，他看到了“远方，那眺不尽的远方呵，多么模糊的水平线，把天和海联在一起;一二渔火在晃着红光，多么渺小的，令人感觉孤单”[3]180;当吴娟娟与张盛德（曾包养吴娟娟）彻底决裂时，男女主角在兜风时“听海语椰声”“凉爽的海风剪剪扑面”[3]228;吴娟娟与骆先生诀别对饮时，“加东那辽阔的海面”[3]271-272再次呈现在主人公眼前，“潮水正涨满堤岸，银光洒在黛色的海波间，随着轻涌的细浪高低翻亮着”[3]271-272。在姚紫的笔下，宽广无边的海域总是沉寂的、不言的。而海边是城市的边缘，是男女主角在异乡得以喘息的地方。他们眺望的远方，既包括了神秘而美好的故国彼岸，又有纸醉金迷、残酷黑暗的新加坡都市圈，他们既向往故国的生活，又企图在新加坡的社会里寻找一片立足之地。

小说后半段频繁地出现与“归国”相关的字眼，但究根结底，归国并不是他们无干扰的自主选择，而是逃离污浊“地狱”的手段，他们怀着的是逃避的心，对彼岸的情况其实并不了解，只是在想象里认为无论彼岸境况如何不堪都会比现在的生活好，或者只是对未经历过的事情盲目自信。在他们的想象中，故国就像是一片净土，那里有纯洁无瑕的乡间可以避开尘世的纷扰，然而这些想象都仅仅只是一份念想与希望。

小说的主人公纵然对新加坡社会失望透顶，也明白要回国只是一笔差旅费的功夫，但最终没有做出归国的行动，只停留在想象的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主人公对居住国残存的留念。姚紫本人也明白这一切都是幻想中的美好，他在小说中点明道：“我们在缥缈的幻想中互相慰藉着，爱恋着，用那荒唐的梦境来麻醉那绝望的心灵”[3]249，表现了寄居在南洋进退维谷的无奈。

三、南来作家的徘徊与思考——解构“异乡人”书写

小说中骆先生在抗战胜利回到故乡时，发现旧爱已有婚配，无奈南渡到新加坡。类似的，姚紫于二战结束后的1947年才到达新加坡。再者，骆先生在报社当编辑，平日里会作诗发表，而姚紫也曾担任《南洋商报》《南方晚报》等多个刊物的编辑。骆先生与姚紫本人经历高度吻合，如此，骆先生的身份与故事很有可能是以姚紫本人经历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小说带有较强的自传性质，姚紫借骆先生和吴娟娟的窗口传达了个人的迷思与痛苦。

姚紫在小说中曾多次笼统地责怪社会，将个人的失意归结为社会的腐朽和金钱至上的错误。骆先生每当抒发身世悲惨的感慨势必要咒骂社会，然而，笼统的责怪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从中倒也可看出紧急状态时期的端倪，“一般作品都避免触及当地的重要现实，特别是当地的政治问题”[2]68。小说也借吴娟娟的口揭示了笼统责怪社会的弊端，“你虽然看到了社会的黑暗，看到了我的痛苦，可是，你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相反的，有时候你却把一根汗毛看成了牛腿”[3]262。在资本主导的世界里，没有金钱与权势，一切都是纸上谈兵。吴娟娟深受资本世界所害，她明白无权无势的境况下，只有逃离才能短暂离开浑噩与堕落，不再软弱地苟且偷生，姚紫通过这一情节传达了他身处异乡感到的绝望与痛苦。

虽然《咖啡的诱惑》是以爱情为主线展开的，但爱情不是它的主题。骆先生与吴娟娟的关系与其说是深厚的爱情，不如说是一种同病相怜的友谊。他们的相爱更多的是由于同乡人彼此慰藉的心理需求。他们想要逃离却又有诸多顾虑，既厌恶新加坡都市的黑暗腐朽却又放不下本土的原始与美好，同时他们对未知也充满不安，于是就在本土与祖国之间徘徊和迷茫。张锦忠在《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一书中提出“离境”这一概念，将其作为马华文学的象征，认为“‘离境文学反映了被边缘化的人民，不得不然的离心选择。选择离境之后，其实还是一样要面对身份、认同、属性的疑义与问题”[4]43。而姚紫在书写《咖啡的诱惑》时就提出了回归祖国和融入本土纯净的边缘地带如“椰林”“海边”这两种可能性，身份认同在祖国与马来西亚本土之间摇摆不定，深刻展现了南来作家的疑虑与思考。

“新加坡这地方，虽说是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但是各民族的社会泾渭分得很清”[3]211，小说中一句话点明了当时新加坡社会的包容性与内部隔阂。作为异乡人，华人实际上难以真正融入本土，如若为了迎合当地，他们就必须放弃前半生累积的文化积淀，做个“失语者”，这不合情也不合理;可若是身在南洋心在祖国，又难以在当地立足，这就引发了“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讨论，“表面上看是文艺问题，实际上是社会政治与种族文化问题，是充分政治化的”[6]23，南洋华人作家既不愿做母国文字的翻版又不愿依附于本土文字，于是他们要求建立独立的、自主的话语权，而只有独特性才能将南洋华人作家群体区别于其他作家群体，从而夺得文化上、精神上的独立。但是，“马华文艺独特性”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究竟本土性和中国性融合到何种程度是为独特性，无从得知，因而这些主张最后大多数都流于口号式的情绪宣泄，成为身处异乡得到慰藉的一种途径。

四、结语

对比南来作家姚紫不同时间段的小说作品可以看出，他的异乡人的迷思在逐渐被本土认同所消解。《咖啡的诱惑》中既有对本土都市的厌恶与批判情绪，又有对边缘地带原始景象的赞美;既对中国有深刻的文化、价值认同，又有因不了解中国的境况而产生的致美幻想。小说展现了姚紫在本土与母国文化认同之间剧烈摇摆的徘徊与迷思，也略能展现马华文坛在致力于从母国翻版文学转向追求独立的马华文学的过程中的迷茫与思考。

参考文献：

[1]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M].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1.

[2]方修.马华文艺史补[M].长春：春艺图书贸易公司，1996.

[3]姚紫.咖啡的诱惑[M].厦门：鹭江出版社，1987.

[4]张锦忠.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

[5]朱崇科.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M].唐山：唐山出版社，2004.

[6]庄钟庆，郑楚主.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景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