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陈向国

能源的重要性正如习总书记强调的那样，“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总书记几年前做出的一个重大判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这一判断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尤其是到了今年，随着新冠疫情持续全球蔓延，这一大变局以更快的节奏表现出来，在这样的大变局下，保障能源安全成为新时代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命题。”国网能源研究院能源战略与规划研究所所长鲁刚在2020年8月底由北京节能环保中心等单位和本刊主办的“北京市能源资源节约及创新发展大宣讲”第27期宣讲上如是说。那么，目前我国能源安全态势如何？现代能源体系如何建设？能源绿色转型示范的北京如何构建新时期的能源安全？宣讲后，本刊就上述问题对鲁刚所长进行了进一步的采访。

我国能源安全态势研判

记者：请结合目前形势，简要说明一下我国能源安全概念的由来及其含义。

鲁刚：说到能源安全，一是必须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谈起。党的十八大后，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全局高度，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二是今年以来，在新冠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的复杂多变的局势下，中央提出了“六稳”“六保”，“六保”中，能源和粮食放在一起，说明能源和粮食同等重要，也说明形势的复杂性。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更高的层次看，我国的能源安全是建立在能源总量控制、资源节约的大概念之上的，能效尤为重要。

记者：我国能源安全基本面的情况怎样？

鲁刚：我国能源安全与否与世界能源格局、供需结构有密切关联。从世界能源格局或版图看，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量在增加；从供需结构看，“西倾东移”。所谓“西倾”主要是指美国通过页岩气革命实现了从能源进口国到出口国的转变。“东移”是指能源消费，以前西方国家是消费主流，但现在已经转移到亚太地区，诸如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这些地区是未来经济发展重心，因而成为能源消费重心。

具体而言，我国的能源安全基本面情况如下。

先说油气。对于我国而言，一方面油气的对外依存度持续抬升——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超过70%和40%，这在全球这是非常高的比例，是我国能源安全的一个要害。另一方面是进口运输路径的问题。我国进口油气有陆路和海路两种，其中海路占进口总量80%，海路必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马六甲海峡等。这两个海峡都是国际政治争夺的交通要道，美国等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能不择手段，这对我国的油气进口运输造成极大的威胁。

我国虽然是天然气进口大国，但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却明显不足——亚洲地区的价格高于其他地区价格。国家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上海油气交易中心的建立就是措施之一。

对于我国能源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的还有使用化石能源产生的碳排放。在碳排放方面，我国面临较大的国际舆论压力。我国政府已经做出承诺，到2030年实现排放达峰。目前的情况是，从全球看，不少国家火电机组正在逐步退出，我国由于“富煤少油贫气”的能源禀赋，煤电机组还在建设，这使我国面临舆论的压力。从我们自身的情况看，我们的环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因化石能源的高排放而受到负面影响。

还有，我国参与国际全球能源治理的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因为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能力越强，国家的能源安全就会增加一份保障。

总体看，我国是世界第一能源生产、消费大国，在近两年世界500强榜单中我国的水电、核电、煤电等能源领域的企业都占到相当的比重。可以说，从能源安全保障实力、核心竞争力上有一个不错的基本面。

记者：您认为，我国能源安全正在出现重大战略变化。为什么会出现重大战略变化？

鲁刚：一是我们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新冠疫情等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的概率大幅增加；二是中美大国关系、全球产业链分工全面重塑，将进一步凸显能源的政治属性；三是我国正全面发展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经济发展长期向好趋势不变，但挑战、风险和不确定性均显著增加；四是能源是技术发展的原动力，目前全球能源技术创新进入高度活跃期。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一次产业革命的先导都是能源技术的进步、革新，盯紧围绕能源技术创新竞争已成为能源安全的核心内容。

加快推进现代能源体系建设

记者：加快推进现代能源体系建设，需要考虑那些现实情况？

鲁刚：推进现代能源体系建设是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根本途径。我国现有国情下，推动能源转型、能源革命，构建现代能源体系挑战巨大，需要考虑如下长期发展现实。一是面对第一排放国的国际压力，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要在能源电力需求仍有较大规模增长预期的前提下实现绿色低碳转型，难度大于处于能源增长饱和阶段的欧美国家。二是能源生产和消费规模全球第一，油气对外依存度高。这一体量的能源转型更需稳妥，要做好能源品种替代之间的衔接。但“少气”局面下必须走风光绿色转型路径，而这将带来可信容量低等一系列挑战。三是保障能源安全挑战加大。降低用能成本成为各方期望，生态环境资源约束趋紧，而能源电力各环节成本普遍上升——能源“不可能三角”进一步收缩。四是能源利用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节能是首要战略。能源由“以需定供”单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向考虑稀缺性下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转变，仍面临发展惯性等方面的挑战。五是能源资源和能源需求逆向分布，需要合理规划综合能源运输体系实现大范围资源配置。六是能源转型与电力市场改革交织推进，这增加了能源转型路径的不确定性。以上是我国能源发展面临的六大现实，推进现代能源体系建设必须考虑这些现实。

记者：在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下，在保障能源安全越发紧迫的形势下，即将来临的“十四五”该如何做？

鲁刚：“十四五”是我国能源发展的关键时间窗口期，我们要努力抓住这个窗口期。我国能源政策发展史的一个基本经验是，必须改变仅着眼于均衡当时历史格局，缺乏明确长远发展指导思想的政策制定方式；战略的不清晰、不稳定，将导致能源政策波动频繁，各方在形成具体能源政策中缺少共同的目标核心，影响协同。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唯有立足能源安全新战略看得更远，才能看清、锚定好“十四五”能源发展的方位。

“十四五”要奠定能源安全新战略长远格局，为迈向2035年乃至更远未来打通能源事业高质量发展快车道。开放条件下以多元化能源供应保障能源安全基础上，坚定依靠电气化提升能源自给水平，进一步深度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稳步推进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建设，并为能源安全新战略长远格局实施纵深突破。节能优先战略在“十四五”应进一步强化，这实际是一场社会革命，需要产业结构调整、节能科技攻关、近零能耗建筑到工业余热利用等生产生活方式的全方位变化。

“十四五”期间要努力突破技术研发产业化发展的瓶颈；要努力，把能源发展由支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位置向超越能源一域的引领性发展调整；突破能源建设数字化、智能化；大力提高能源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化全球能源治理能力。

北京能源安全保障体系探讨

记者：北京目前能源转型成效如何？未来消费结构会怎样变化？

鲁刚：城市是各类能源消费的聚集地，消费了80%能源，产生了75%碳排放。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普遍资源匮乏、污染严重，需要解决经济持续发展、减少碳排放、降低能源使用强度，实现能源转型等诸多问题。北京通过“脱煤”、“提气”、“增电”成为能源转型先行示范，成效显著。我们以TIMES和CGE模型为内核，构建城市能源综合规划模型，初步测算表明，通过提升电气化水平，2025年北京能源强度将达到1.15~1.21吨标准煤/万元，较2015年下降约30%~34%。总体看，北京到2030年能源消费进入饱和期，城市用能更多集中在都市型、服务型等第三产业战略性型产业上。未来装机电会增大，气会增长，油料会下降。

记者：北京如何构建能源安全体系？

鲁刚：北京能源安全问题主要是季节性、结构性以及政治能源保供等问题。总的来说，要由总量保供向高峰安全保供转变。要进一步实现低碳、经济的安全保障，大力发展新能源；把京津冀能源发展作为一个整体区域统筹考虑，通过新基建、城市升级，立足北京城市功能定位，提高供能服务质量。这其中有两方面需要强调指出：一是发挥需求侧响应作用。近年来北京电力供需形势严峻，尖峰负荷带来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电力供需资源不均衡问题突出，发挥需求侧响应的重要作用将成为缓解电力供需矛盾、提高电力系统运行效率的重要突破口。二是优化应急与灾备体系。包括全面增强区域能源互济和应急保障、重点用户应急场景应用、建立灾备资源网、移动、分布共享模式创新等。需要强调的是，北京应率先努力把能源发展由基础性位置向驱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向调整，发挥能源引领城市经济绿色发展、发挥智慧能源在智慧城市升级中的功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