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实

张良，作为秦末汉初最出色的谋臣，在辅佐刘邦逐鹿中原的过程中立功甚伟，与韩信、萧何并称“三杰”。刘邦称帝之后，政治斗争进入新的阶段，张良又特具先见之明，及时功成身退，在后世留下无数赞叹。但张良的贵族身世何以成为平民皇帝的功臣？是张良深刻的洞察力突破了身世的迷障，还是时势变迁影响了张良的抉择？一个人的政治考量，怎样反映了历史变迁之方向？张良故事的这一侧面，至今不乏历史启迪。

张良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韩国的丞相，所以张良有极其深重的韩国情结。韩国被秦国灭亡的时候，张良仅有二十岁，还没来得及为韩国出力，韩国就灭亡了。于是，张良选择了一条艰险的人生路，为韩国复仇。

张良为何选择复仇，《史记》的解释很清楚，以“五世相韩故”。韩国国君，与周天子同为姬姓，那么张良呢？《史记索隐》提供的一种解释是，张良本来是韩国王族中的公子，后来因为博浪沙刺秦之后逃亡，隐姓埋名，改为张姓，以后没有再改回，于是就成了张姓。张良为韩复仇，即是为自家复仇，作为韩国公子，韩国的最高贵族，复仇这条道路的选择大可理解。

反秦运动从大泽乡开始掀起高潮。仔细分析，反秦的力量可以大体分为两派，一派是陈胜、吴广这种民众造反，他们跟秦朝没有世仇，实在是朝廷压迫导致的暴动反应而已。刘邦本质上属于这一派。项羽、张良等属于另一派，他们与秦朝从一开始就势不两立，是六国复仇派。

张良与所有复仇派一样，终于等来盼望已久的良机，他集合了一百多人的队伍，准备投奔自立为假楚王的景驹，但在留这个地方，他与刘邦不期而遇。张良在十几年等待的过程中，认真研究《太公兵法》，已经很有心得，这当然都是为了反秦做准备的。但是，与他人解说兵法，常让张良有对牛弹琴之感，而与刘邦谈起，刘邦却一点即通，并每每采用他的建议。张良看重刘邦的是他的个人才能，完全忽略了刘邦的平民出身问题，或者此时的张良，头脑中已经不再有出身观念了？

但是，张良与刘邦的合作并没有持续太久，恢复韩国的念头显然战胜了对刘邦的追随。

项羽的叔叔项梁，在秦末战乱中，一度成为事实上的领袖，而复兴六国，一方面符合六国之后的期望，一方面有利于瓦解秦朝的力量。于是张良乘机提出恢复韩国，韩成担任韩王的建议。这个建议获得项梁的支持，而张良成为实施复韩计划的执行人。这符合张良的夙愿，他找到了韩成，自己成为韩成的司徒。

韩国恢复了，但发展极其不顺。虽然获得韩地几城，但很快就被秦朝的军队夺回，致使张良不得不跟着韩王成一起打游击。旧日韩王的传人回到韩地，当时的人民自然还应该记得韩国，然而，张良盼望的一呼百应的局面却没有发生。

韩国的政治名号恢复了，但是恢复对韩国故地的统治却彻底失败。张良的复韩理想和热情，与韩国普通人的冷若冰霜，对比太过鲜明。这个冰冷的现实，对于张良的内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史书没有交待，但我们观察此后张良的复韩理想之火，确实逐渐熄灭。

张良在韩国故地遭遇的尴尬，直到一年以后刘邦到来才算获得解脱。公元前207年夏四月，刘邦的军队攻下颍川，张良充当向导，刘邦军队在韩国故地攻城略地。后来，刘邦让韩王留守阳翟，让张良跟自己经略南阳。从此，我们熟悉的张良回来了，奇谋屡出，刘邦的帝王事业快速向前推进。

但是，张良与韩国的关系，始终时隐时现。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张良依然是韩国人。秦灭亡之后，项羽分封天下，刘邦被封汉中，而张良却要回归韩国。如今天下已定，君臣各领名分，张良应回到韩王身边。

张良虽身在韩国，但一直心系汉王。而项羽对于张良追随汉王的经历显然十分警惕，最终韩王成也受到张良的牵连，不能返回韩国故地。当田荣举起反抗项羽的旗帜之后，韩王不仅不能归国，反而被降为侯，最后还是被项羽杀掉。

项羽杀了韩王成，张良最后的一丝韩国情结被斩断，这位末代贵族从此全力以赴拥抱一个新的时代。他再次逃亡，当然是去找汉王刘邦。

张良受到怎样的欢迎是可想而知的，从此以后他心无旁骛，一心帮助刘邦打败项羽。张良这位曾经热烈坚持恢复六国的贵族公子，现在成了平民汉王最得力的谋臣。不仅如此，他在刘邦企图恢复六国的时候，果断反对，最终让这一计划化为泡影。

公元前203年，楚汉荥阳对峙中，刘邦渐渐支持不住。另一谋臣郦食其提出重新分封六国之后的办法，刘邦还真的相信了，立刻决定“刻印”，积极推进。

就在这关键时刻，张良来见刘邦。刘邦便征求张良的意见。张良说：这是谁出的主意，大王的大事完了。然后，张良一条一条为刘邦分析，为什么郦食其的计划有问题。从多方面分析，劉邦目前的状况是与商汤不同的，分封六国之后，不仅不能获得天下，反而会瓦解现有的力量，因为现有追随汉王的人一定会有人转而去追随六国之后。刘邦立刻撤销了前一决定。关键时刻，张良制止了刘邦一项错误政策的出台，避免了刘邦的战略失误。

他的反对意见，确实对汉王刘邦的事业有利，然而恢复六国，不是他坚决反秦的初衷吗？一定是谋略家的大势观察，几年的教训体会，让他懂得六国的湮灭是注定无法恢复的，社会人心对于六国并没有希望的那种盼望。

张良立场的转变，就这样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转变。新时代的逐鹿战争，完全不顾及曾经的贵族，六国之后昙花一现，再也承担不了历史的要角。新的时代来临了，王侯将相无定向，英雄不必问出处。

中国曾经有过一个贵族时代，夏商周都可以作如是观。贵族掌控着社会，拥有经济、政治、教育和军事等特权。经过春秋战国五百五十年的历史运动，最终中国走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平民的社会，士大夫政治以及中央集权，凡此种种都明显不同于此前的贵族时代。陈胜可以称王，刘邦能够称帝，这些都属于历史新现象，在这些政治现象的背后，是更深层的历史运动与变迁。

从战争烽火中走出来的刘邦，最后即位成了第一代平民皇帝。在刘邦身边，是一群布衣将相，但也有张良这样的传统贵族。与一群屠狗贩卒的将相比较，张良的历史选择及其转变是十分显著的，也更具有象征意义。一个以复兴韩国为己任的韩国公子，终于走上了辅佐平民君王的政治道路，最生动地体现了时代的巨变。

（摘自《文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