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美关系研究课题组

一、制造业对中国最根本的重要性何在

中低端外贸带来的美元越多，客观上会造成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增加，即便在发行机制方面进行调整，不断扩大的美元顺差也会为境内金融机构的信用扩张带来依据。如果中国内部施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信用扩张就会快速成为现实，国内资金将会向能够短期获利的资产聚集，资产泡沫会快速形成，进而对中低端外贸产业构成巨大的挤压。

这相当于通过中低端外贸辛苦赚来的收益，成为了国内信用宽松的基础，而国内信用宽松又引发资产泡沫。资产泡沫又反过来影响了各项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房产、原材料和人工成本，从而使利润率并不高的中低端外贸产业，进一步丧失了产业升级的机会，甚至大量退出市场或开始迁入东南亚，对长珠三角外贸制造业造成的巨大负面冲击，以及为什么本可渐次进行的国内制造业产业转移却步履维艰。

我们要理解，中国的外汇管理措施对控制全球金融资本流动风险会有较大帮助，但这种帮助不是绝对的。凯恩斯曾言，要实施资本管制，政府必须加强对所有国际交易（无论是货物还是资本）的监管，因为国际贸易的发展可以让人通过篡改货物的流动来隐瞒资本的流动。通过经常项下的外贸交易来掩盖金融资本的短期跨境流动，正是前一阶段中国外汇储备发生剧烈波动的现实。

中国的外贸出口，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不少观点认为，当这驾马车不灵时，其他两驾马车就要再拉快一点。实际上很长时期我们并不理解，中国的外贸出口，是美国信贷福利制度得以维系的必要环节，也是维持中国外汇管理模式的关键。中国选择目前的外汇管理模式能够尽可能地防范资本跨境流动的冲击（但也只是尽可能），是十分必要的。但选择这种模式，就会要求人民币的发行与外汇收入相挂钩。如果出口下降， 外汇收入下降，以外汇占款为依据的人民币发行就将受到影响。此时如果以境内投资拉动经济，关键是看这种投资是否用以激励外贸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升级发展，为下一阶段的外贸恢复和扩大提供帮助。如果这种境内投资脱离外贸（尤其是制造业）需求，甚至导致内部资产泡沫进而对产业升级产生负面作用，那么因外贸受限而出现的通缩趋势就会叠加资产泡沫的上  限，进而引发货币发行机制的运行障碍。

二、中国如何应对

中国是一个外贸大国，但并非一个外贸强国。如果中国境内资产泡沫继续膨胀，生产要素价格继续上升，中国中低端外贸产品会逐渐被其他后发国家所替代。美国在政策取向上极力摆脱对中国中低端制造业的依赖，扶持其他小国替代生产，以继续维持美国本土的信贷福利体系。

近年来，国内有观点认为，制造业衰落是必然的一个过程，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是每个工业化国家的必经之路。这样的观点深受美国前些年一些经济学观点的影响。但美国主动去工业化，依靠信贷消费维持经济发展的恶果今天已经摆在眼前，况且中国完全没有复制美国模式的经济基础。德国逆势再工业化的选择值得我们深深思考。

我们要十分尊重那些目前看似不那么“高科技”的制造业企业，要让市场来识别它们，而不是让市长来评判它们。不能单纯为追求个别“高科技”产业，期望将普通制造业赶走，就能换来“高科技”。每个产业的发展都有极大的路径依赖，要顺势而为，而不能期待抹掉一个地区的产业历史去实现转型。一些看似落后的产业，在今天仍然有非常大的升级进步空间，要允许这些行业的企业家依托市场去探索升级，而不是将其简单赶走。美国的康宁公司以玻璃为主业，从1955年就位列美国500强第209位，至今它仍然是这个榜单中的企业，是名副其实的长青树。我们很难讲玻璃这个行业就是高科技产业，但如果没有康宁，今天的iPhone都无法生产出来。我们在美国500强的榜单中可以看到非常多这样的传统行业的长青树，正是它们的点滴积累，才成就了今天各种伟大的进步。

在科技进步带来制造业劳动力需求的变化时，要尽可能让劳动力去匹配新的岗位，要对制造业流程实施再造，要与人的就业相契合，更要顾及中国广阔腹地那些尚未发展起来的地区。这不只是政府的责任，更是企业家的责任。中国的企业家不应像美国上层精英那样漠视自己的员工，那些只顾及高层短期收益的行业和企业在中国应当得到制度性的扼制。对中国这个人口第一大国而言，没有比就业更为重要的问题。

当中国的制造业走向高端时，将会触及美国中上层的核心利益。美国今天的跨国企业和金融企业利益，必须以美国继续维持在高端产业的优势地位为前提。在中低端已经逐渐外包的情况下，只有高端产业才能支撑起美国经济继续运转，配合美国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使其他外贸国家辛苦挣来的美元不断回流美国本土进行投资。如果这一美元回流进程被打破，不但美國中下层的信贷福利制度无法维继，中上层的利益也会受到冲击。这就是今天中国真正的高科技企业会遭受美国以国家力量予以打击和扼制的根本原因。

我们由衷地希望，中国能以美国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教训为戒。这两项具有公共属性的领域，可以利用市场机制，但绝对无法依靠自由市场去实现。这是一个现代社会安全保障网的底线。我们要充分理解美国教育曾经成功的真正经验，要充分了解欧洲、日本在教育方面的投入现状，要充分认识今天中国国民在教育支出方面存在的压力。

在基础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建议政府应当在加大投入的同时创新制度，由优秀的企业去引领优秀的人才，通过由企业和高校共同举办研究机构，以及允许企业单独举办研究机构，将大量科研人员从繁重的行政事务中彻底解脱出来，让优秀的企业来参与选择科研需求的方向。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更加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社科基础研究的至关重要性，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日本，这些先发国家社科研究实力之强，对全球资料、信息收集之充分，社科研究与跨国企业一线的交流之紧密，绝非今天中国社科学研界可比。可以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滞后，已经造成了中国政策应对选项的极端缺失。美国的政策之所以能在短期发生根本转向，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国内长期存在不同观点的研究力量，在实际施政时即可予以直接采纳。

（摘自《改革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