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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志节,不同的人生

2020-09-29徐志频

领导文萃 2020年18期
关键词:才气左宗棠李鸿章

徐志频

左宗棠与李鸿章同为晚清重臣,是举时代轻重的历史人物。

左宗棠由民间草野书生入仕,儒学的“忠孝廉节”是他十分明显的一根信仰主线。左氏迟至四十岁才出山办事,中年后又迅速发迹,平步青云,朝廷待他的恩荣、典赏每每逾越常规,这让他感恩戴德,竭力思图回报,当然不愿利用名位、声望来谋求个人利益。

作为“先秦儒学”的忠实信仰者,左宗棠在童年时习得儒学的“诚意、正心”,规牢了他毕生的忠心。他为官办事的手段、方法,依靠的是“孔孟儒家”加“申韩法家”,前者是理想主义,后者是现实主义。

崇朴尚诚,左宗棠对事业、对朝廷的忠心,某些时候达到近似“愚忠”的程度。

当一个人对一门学说忠诚到完全“无我”的程度,便是信仰。左宗棠忠于儒学大于忠于朝廷,这从他同治十二年(1873)大胆冒犯慈禧太后的心意,不惜将慈禧太后安插的亲信、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拉下马也可以看出来。

如果说,左宗棠办事的动力源在儒学信仰,李鸿章办事的动力源则在官阶势利。

跟草野民间成长的举人左宗棠不同,李鸿章早年考中进士,仕途虽然也有一些艰阻,但在同龄人中已算最为顺畅。

学问优长的李鸿章,跟曾国藩、左宗棠最醒目的不同的地方,偏偏就他最不相信道德文章。这跟李鸿章科场十分顺畅大约有一定关系。从心理学角度看,人往往“缺什么才补什么”,“越是拥有,越不珍惜”,李鸿章本人的经历能印证这点。

早年在京师、安徽两地为官,李鸿章见惯了官场的“套路”跟“忽悠”,内心对那些写在书本上的道义,其实已经是不信了的。在现实无数次的血与火的考验面前,他看懂了,也看破了,他相信成功唯一需要的是依靠实力。一旦事权到手,他不惜打破传统,大胆起用清一色的大老粗,根本没将学问放到眼里。

实用至上的李鸿章,为官的心路转折,发生在知天命之年。二十岁到五十岁,怀满腹学问的李鸿章只是看不上“书呆子”,除了迷信官阶势利,他什么也不相信;但到五十岁那年,他连封赏给自己官阶势利的朝廷,也都发自内心地不相信了。

年轻时以“诗言志”梦想拜相封侯的李鸿章,毕生有一种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因此他的骨子里免不了有一种鹤立鸡群之后沐猴而冠的心理。条件一旦具备,他开始迷醉于漫无节制的虚荣,似乎这是唯一实在且靠得住的东西。

随着年齿日增,权势日益烜赫,不信朝廷、不信书本的李鸿章耽逸习气和虚荣心暴露无遗,这为他成为晚清衰世的“裱糊匠”铺垫好最后一级台阶。这也是三人志趣的截然差异:“曾国藩拼命做学问,左宗棠拼命办事,李鸿章拼命做官。”

官本位的“实用主义”取代一切,头顶没有信仰,内心没有自律,带來后果也需要自己内心慢慢消化。梁启超在做《李鸿章传》时,也忍不住要批评他“不学无术”。

曾国藩晚年时,曾以自身多年阅历、心得提醒李鸿章,要他切记,“即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风,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漠之中,使其后来者为之应和”。这给他指明了儒家士大夫的道路方向,一两个仰望头顶星空的人,凭借自己的学理洞见,可以为自己的国家、民族找到出路,让千百个应和者呼应跟从,实现个人的时代使命。以李鸿章此后的作为对照,曾国藩身后三十年,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这句嘱托。

因此,对李鸿章学问新旧驳杂,内心漂浮游移,成色不纯,他个人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用得着梁启超那句评价:“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

比较之下,左宗棠则有所不同:四十八岁前,左宗棠因太平天国时势而起,属“时势所造就的英雄”;四十八岁到七十三岁,左宗棠主动谋国,事实上变身成了“造就时势的英雄”。

虽然历史从来不能假设,但我们可以依照逻辑最合情合理地推断:中国如果从1860年到1901年没有李鸿章,他所承担的职事,一定有能力大致相当的人替代;如果中国从1852年到1885年没有左宗棠,他所选择的事业却将不见于历史,因为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替代他。

但左宗棠存在的问题,同样在他的崛起起点时已经注定。作为草野民间成长出来的独立士人,他独有的“清气”与个人素质中的“明澈”,让他的家国事业能够取得空前绝后的大成功,却很难有第二个人能够跟进与延续,因为能有他的天资禀赋又同时遭逢崛起机遇的人,万中无一。

今天去探求左宗棠改变后世学问、陶冶风俗最见现实功效的地方,在于他开启了中国近代技术类“实学”的风气之先。他去世二十年后,八股取士取消,他当年所习的理工技术知识,成为所有新式学堂传授的主课。对三千年来一直缺乏“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的中国人,左宗棠无意中起到了先知与拓荒者的作用。

左、李相似的性格特点,是才高气大。《清史稿》作者赵尔巽对这点曾有过写实的评述:李鸿章一生“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左宗棠少年时代“喜为壮语惊众,名在公卿间。尝以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中年以后“锋颖凛凛向敌矣,士论以此益附之,然好自矜伐”。

从中可以看出,两人先天相同的禀赋,后天表现又大有不同:

李鸿章生平自负于才气,将自己看得高人一头,对部下习惯以金钱、官爵之类利益刺激加以笼络,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得到他们的心。因此,社会上那些自恃有风骨、重操守的人才,都不乐意附从他,替他办事。

左宗棠同样自负于才气,少年时代曾被人看作“狂生”;待中年出山办事后,他的才气转化成进取的锐气,刚毅过人,身先垂范,部属对他都发自内心地由衷敬佩,自愿鞍前马后跟从他,效死疆场,建功立业。待左宗棠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之后,也免不了顾盼自雄,以“天下第一”自居,虽然“惕励”如他,内心仍能保持足够的清醒与克制。

通过比较左、李“自负于才气”,大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少年自负式的意气是成大事者需要具备的一种强烈自信资质,毕竟成年后事业道路无论顺逆,事实上都充满了坎坷,遍布着荆棘。少年意气是一个人在青少年时代建功立业的朦胧初心,也是出人头地的原始动力,它支撑着人在事业的道路上不畏艰巨、义无反顾。

(摘自《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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