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晨 杨晓虹

近年来，笔者在整理张学良口述史料过程中发现，张学良围绕“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这一话题从国共两党比较的角度谈了许多看法，比许多人谈得具体、生动、深刻，从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各自特点。

张学良虽然说自己的生命到36岁就结束了，但他从1925年认识孙中山起，就开始和国民党打交道;从1934年任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开始，就和共产党打仗，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都有较深的了解。他和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也都有过较深的交往，支持过蒋介石也扣押过蒋介石，又和周恩来亲密接触过，直到晚年敬佩之情仍难以磨灭。正因张学良具有不同常人的经历和地位，他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有其特殊的价值和重要意义。

国民党缺乏信仰，共产党甚至每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

一个没有共同目标和缺乏统一信仰的政党终究是没有前途的，它会使已经走到一起的人散向四面八方，即使它暂时是强大的，也会因共同目标的模糊和信仰的不统一而由大变小，由强变弱。张学良在分析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时，对此有着深刻的论述。

一是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缺乏统一的信仰。他说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国民党虽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而张学良认为：“所谓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

二是没有国家思想。国民党的军队没有中心思想，那它靠什么来维系呢？张学良指出，国民党的军队靠“彼此的感情”维系。“等于义气用事，你是好汉，我就跟你，你不行了，我还可以跟别人”，“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

三是蒋介石的中心思想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人家批评他（蒋介石），说他是买办政治。他确实是这样，投机，就是我能利用我就利用。你要说他有没有中心思想？没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我怎么能得这个权益，我就得。原来我对蒋先生很尊重的，后来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义。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

与国民党正好相反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共产党、红军，他们确实有他们的信仰，共产党信仰他的主义。信仰就是力量啊。”

张学良经常和他部下讨论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他的结论是：“主要是共产党、红军信仰他的主义，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哪，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这样子。这可受不了呀！”

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当共产党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此体会极深。他说：“‘九一八以后，无论是学生，还是老百姓，抗日情绪都很高哇。有人说这是受共产党的鼓动，这话我听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绪不能说是共产党鼓动的，这得反过来说，是人民自动，共产党顺应。”

张学良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发展壮大，就是因为共产党顺应了民意，并且说到做到。“既然大家都赞成抗日，那我共产党就去做。共产党的厉害，就是共产党能够看清这事情的趋势，知道民众往哪走，他知道了民众的意思，他就能够真正去那么做。”

共产党之所以越“剿”越多，就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对老百姓过于残忍，将老百姓“逼上梁山”。“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那真是把老百姓逼到山上去了，逼得老百姓都当共产党了，跟共产党一块儿和我们斗争。那杂牌军没有军饷咱不说，正规军也是一样，连烧带抢啊。老百姓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投奔共产党，和我们对打，我承认，这是官逼民反！”

老百姓和共产党站在了一起，国民党就陷入了被动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什么都要，房子、女人、钱，这帮坏蛋。真让人伤心。”

国民党政策不公，军队分成亲儿子和干儿子，把杂牌军都挤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众所周知，在整个民国绝大多数时间里，国民党军队从人数、装备、控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等方面来看，都远远优于共产党的军队，蒋介石一心想消灭共产党，可就是消灭不了。原因在哪里？除了国民党缺乏信仰和不得民心之外，还丧失了军心。    国民党是怎么丧失军心的？

第一，当东北军在“剿共”战场上被吃掉两个师之后，张学良发现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的政策是不一样的。1935年末，张学良在南京参加会议期间，陕西前线传来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他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我那两个师整个被共产党打完了，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剿共时受了伤，他说一句话，把我伤心透了。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只能流亡要饭去了。”

第二，张学良发现蒋介石让杂牌军“剿共”是在“一斧两砍”，借刀杀人。张学良说：“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杂牌軍对中央当然都不满……因为什么？这话我今天可以说，但我不希望记录下来，他就是借刀杀人嘛。”

第三，张学良发现不仅他发现了，几乎所有杂牌军，包括共产党都发现了蒋介石是在“借刀杀人”。“那时中央不是我说，不公平啊！那时两广是陈济棠，青海是马步芳，宁夏是马鸿逵，新疆那会儿是盛世才，华北是宋哲元、韩复榘，陕西是杨虎城。他们都不打呀！谁也不打，我打什么？谁都明白了，这等于用外头的力量来消灭我们。打，你不给我钱，你也不给我弹药;人打没了，你也不给我补充，又不许我自个儿招兵，这干什么呢？”

国民党中央政策不公，导致“剿共”内战谁也不真打。“我一想起这内战，就难过呀。所以西安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不干，我不打了，我宁可叛变。我那时候也等于叛变，那就是叛变呐。”

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共产党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

张学良在晚年做口述历史时，数次引用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什么事，陈诚他不咋发言，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张先生，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我当时还不信。他说：‘会后啊，他（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会开完以后，我就去关内去了，有人告诉我说陈诚去蒋先生那了。这我就明白了，顾祝同说得对呀。”

张学良说蒋介石心胸狭窄，不仅用人专用奴才，而且把自己的权力看得过重。西安事变前，“我和蒋先生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内攘外的问题。要说西安事变有什么秘密的话，最大的秘密就是这几个字。……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人，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只有共产党。那我就不同了，夺取政权也好，不夺取政权也罢，他（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换句话，这是我说，你的政权就算共产党不夺，也许被旁人夺去呢，你能防得了？”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