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翔 张二震

内容提要 以要素跨国流动和价值链分工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使得当代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重要。开放发展的利益关系也从基于比较优势的传统利益分配，逐步向利益共生共享的模式和格局演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全球增长共赢链”，是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开放发展理论的重要创新。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框架的数量模型推演表明，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具有高度的空间关联性，并且这种关联性会通过利益分配状况影响经济增长利益。秉持“全球增长共赢链”的发展新理念，不仅是中国开放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也是全球经济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构建起和谐、共赢的全球开放发展新格局。

问题提出

美国等部分发达国家错误地将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困局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加之当前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和蔓延，形成了一股反全球化的保护主义逆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则表现出积极的开放姿态，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忠实倡导者和推动者。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通过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主动扩大进口等重大举措扩大开放。即便在受全球经济下滑和当前全球新冠疫情叠加影响，中国开放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严峻、复杂、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不断增多的背景下，中国仍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并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开放发展新思路。实际上，在当前以要素跨国流动和价值链分工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新阶段，经济主体和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呈现“混血”“交织”“转基因”发展演变趋势①，从而使得各经济体之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中有他，他中有你我”的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共生格局。在这种新的发展格局下，试图走“关起门来”破解国内经济社会困局的老路，与以往的任何历史时期相比，不仅无益于摆脱任何危机和衰退，而且可能由此带来更为惨重的“俱损”结果。尤其是在当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之时，更应强调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实现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和新一轮繁荣发展提供强劲动力。面对新时期经济全球化发展表现出的新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出席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的主旨演讲，首次提出“全球增长共赢链”的概念②，可以说是为全球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开具了一剂“良药”。

“全球增长共赢链”开放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国际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创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全球增长共赢链”这一开放发展新理念及其理论贡献？这对于中国开放发展战略的进一步调整，乃至对全球经济发展有何政策含义？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出回应。

全球增长共赢链：开放发展的理论创新

经济学理论总是伴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以国际贸易分工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开放发展理论同样如此。始于19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至今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经济全球化称为第一轮经济全球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即20世纪中叶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一阶段，可以称为第二轮经济全球化；当前，经济全球化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可以称为第三轮经济全球化。

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突出特征，就是欧洲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为了突破工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和资源供给方面的约束，各主要工业国之间展开了以拓展更多殖民地、占据更大范围的领土、拥有更为广泛的“势力范围”为主要目的的国家之间的争夺乃至战争。因此，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是在殖民主义时代以战争和侵略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和市场的全球化，具有典型的“列强吞食”和“占地为王”的特征。在国际分工体系上就表现为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分工。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其无限的扩张力把商品经济关系推向全世界的开始，它打破了一切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使剩余价值规律向国际化发展。然而，任何分工形式都不可能脱离生产关系，国际分工的发展同样不可能脱离“国际生产关系”。国际分工的性质不能不受处于支配地位的国际生产关系的制约。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虽然有其进步性，但由于处支配地位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决定了国际分工又具有剥削、掠夺和不平等的性质，反映了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正性。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严重不对等的分工关系，尤其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无节制的争夺乃至爆发战争，最终决定了第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正是导致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工业化和市场化对经济全球化内生需求的逻辑并没有变，资本在利润驱动下需要在世界市场游走的本性没有变，变化的是各国之间进行分工、合作和竞争的模式。换言之，先进工业化处于主导地位的美国等发达国家，此时必须在尊重各国主权、主张民族国家独立和国家主权利益的前提下推进经济全球化，以攫取更多的资本收益。众所周知，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各国不断提高开放程度，不断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③。因此，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在无法继续采用掠夺、侵略、战争等手段的情境下，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方面需要找到要求各国“打开国门”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需要为其主张和推行的经济规则和制度提供必要的保障。就前者而言，以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等为代表的自由贸易理论，能够迎合美国等发达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成为要求和说服各国实行开放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就后者而言，为了能够使得这一理论在实践中顺利推行进而“开花结果”，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首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性组织和机构，就是旨在维护和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制度，为经济全球化的顺利推进提供制度保障。由此奠定了第二轮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开启了第三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与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相比，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是分工的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二是由此改变了分工和贸易利益关系及格局；三是由上述所决定的全球经济规则亟待做出相应调整。实际上，前两个方面的显著特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开始显现，但由于全球治理等第三个方面的特征未能适应全球新格局的变化，致使一些全球性问题不断积累，从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治理体系将会因为全球经济格局变化而发生相应改变，由此开启了第三轮经济全球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生产分割和要素流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从而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运行机制④，主导着国际分工形态发生深刻变革，全球价值链分工日益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与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传统分工模式相比，全球价值链的分工边界不仅体现为由最终产品向生产环节和阶段移动，即便是某一生产环节和阶段也成为多国要素共同参与和合作的结果，因此，价值链分工的实质是“要素分工”⑤，各国以各自的优势要素参与全球生产。

无论是在以“产品”为界限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下，还是在以“要素”为边界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各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依然遵循的是比较优势原理。不同的是，前者的基础是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生产力状况，而后者则取决于优势要素所决定的融入全球生产的潜在能力。上述差异性不仅造成了以分工和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红利创造效应的不同，同时也内生地要求经济全球化红利朝着更加“互利共赢”和“包容性”的方向发展。在传统国际分工模式下，虽然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开展国际分工和贸易，具有“互利共赢”的本质特征，但实践中对利益分配关系和格局并不要求一定形成“互利共赢”，只要各国坚持开放，分工和贸易关系就可以持续，经济全球化进程仍可继续推进，哪怕是利益分配不均不公乃至部分国家受损，比如传统国际经济理论分析中的“贫困化增长”现象。以普雷维什和辛格为代表的贸易条件恶化论以及以阿明为代表的依附理论等，无不揭示了传统分工模式下利益分配格局严重失衡问题，但却并没有在本质上影响到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基于要素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本质上就是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因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生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此时，比较优势所带来的分工和贸易利益，在分配格局上更加需要真正“互利共赢”，因为如果由于长期的利益分配不均而导致某一参与方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必然致使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生产能力丧失，数量和质量都难以适应全球化生产的需要，从而影响最终生产的顺利进行，如此，其他国家也就难以获取预期的分工利益，造成整体意义上的不可持续性。相反，如果能够通过适当的利益分配机制，实现分工和贸易利益的共赢、共享，那么国与国之间不仅在“体量”上能够实现更加协调的发展，从而拓展进一步合作的范围和规模，也能够在合作层次和质量上实现更好匹配，最终实现全球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如果说，在传统国际分工模式下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和贸易利益，总体规模大体是既定的话，那么在新型国际分工条件下，利益分配关系和格局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改变利益规模。总之，在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国与国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利益更加具有“彼此相依”的共生性特征，经济全球化的可持续性，也就更加依赖于和建立于每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基础之上，互利共赢、包容性发展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分工条件下都显得更为重要。一国经济增长利益不再完全取决于从既定的全球化红利蛋糕中划取更大的一块，还取决于如何让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该国经济增长中获益，从而正向地反作用于该国以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这种作用与反作用正是通过全球生产网络和链条而发挥作用，从而形成了增长链、利益链和共赢链。这一理论逻辑，正是“全球增长共赢链”开放发展理念的依据。

新型国际分工形态对“共赢”的本质要求，内生地要求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演进。像中国这样的政治稳定、基本经济制度合理、基础设施完备、人力资源充沛且市场容量大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在第二波经济全球化中获取巨大的开放发展利益，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上述逻辑的经验证据。遗憾的是，这种变化对那些凭借优势地位而长期“独占”经济全球化红利的发达经济体“惯性思维”，形成了严重冲击，以至于部分发达经济体片面地认为目前的经济全球化给自己带来了不利影响，并试图阻碍这种转变，以所谓“全球失衡”为借口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当前的逆全球化思潮，从根本上看，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格局变化所致。对发达经济体“惯性思维”的冲击其实不仅表现为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同时还表现为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因为新国际分工对国家间更加协调发展的内生需求，推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朝着更加“均势”的方向发展，目前“东升西降”的全球经济重心迁移就是明证。而经济实力的“均势”化发展，显然又会要求国际经济秩序做出与之更加相适应的调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指出，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形式下发展的，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时，就必须做出相应变革。众所周知，现有国际经济规则是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并主要代表发达经济体利益需要的旧秩序，已经很难适应新型国际分工发展的现实需要，应该说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均与旧秩序中诸多不合理的因素有关。从这一意义上说，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发展的绊脚石和阻碍因素。基于“共赢链”的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更确切地说，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需要有诸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贡献乃至引领。正如张晨等人指出的，多年的高速发展及其在全球经济中地位提升，中国不仅要做国际经济规则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而且还要做贡献者和引领者。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视角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体现的正是“增长共赢链”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需求，也说明了“增长共赢链”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目前以特朗普现象等为表现形式的逆全球化倾向，虽然是典型的霸凌主义表现，但更本质地看，实际上是发达经济体对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的理论认知不够所致，是理论发展滞后于实践的表现，当然更可能是“霸权衰落”和“均势发展”情境下的失落感，驱使其有意或无意地回避现实，甚至对现有合理的理论体系进行扭曲。比如特朗普的所谓“公平贸易观”本质就是对“公平贸易”的有意曲解。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增长共赢链”理念，是在对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和新形势作出准确判断和把握，并形成深刻洞见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总结和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全球化理论的重要发展。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扎根于我国对外开放长期实践，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一直在不断形成之中，所取得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国内学者裴长洪进行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梳理总结⑦。而从理论地位和贡献角度看，“全球增长共赢链”概念的提出，不仅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的重要总结和发展，也是基于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新实践而进行的理论创新，对国际经济理论的发展有重要贡献，深刻地揭示了新形势下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不仅取决于比较优势，同时还取决于“共赢”的发展模式，这既是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也是经济全球化得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

全球增长共赢链：基于全球投入产出关联的分析

在生产全球化条件下，各国产出及其增长具有相互依赖、共生共赢的特征，因为最终产品的全部生产过程不再完全被置于一国国内独立完成，而通常是由不同国家专业化于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全球“碎片化”的生产阶段，通过投入—产出而联系在一起，共同构筑起一条“增长共赢链”。因此，从实践经验角度理解“全球增长共赢链”，首先要从全球投入—产出关联角度，明晰各国经济增长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虽然在贸易增加值测算以及国际生产分割等方面取得了丰富成果⑧，但就国与国之间的生产通过价值链贸易所产生的互动机制和作用，尚未有专文研究。为此，本文借助全球投入—产出模型，从最终产出角度提供一个简单的测算框架，据此阐释一国总产出的变化，如何透过全球价值链带动其他国家(地区)总产出变化，以及外部产出变化又会如何影响本国产出。

假设在全球投入产出表中有n个国家，每个国家有G个按相同标准进行分类的部门，我们用eij表示i国对j国提供的中间品投入数量，直接增加值用V表示，总产出用Y表示，最终产品用F表示。用A表示中间品消耗系数矩阵，Y表示总产出矩阵，F表示各国最终产品消耗矩阵，每个国家的最终产品使用都被细分到L个相同的支出项中。

每个国家(产业)的产出既可以作为中间产品投入到任何一种产业的生产过程之中，也可以作为最终产品。而在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一国的产出Yi无论是作为中间产品使用，还是作为最终产品，既可以在国内使用，也可以出口到国外供他国使用。表1中的“行”是总产出按照其用途进行的划分，而“列”则表示某一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具体投入情况。Aij表示j国总产出中用于i国总产出生产时的投入比重。则上述投入产出关系用矩阵运算关系可表示为：

(1)

表1 世界投入产出矩阵

由式(1)可知，各国总产出Yi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关系下的投入产出，形成了一定的函数关系。比如，i国为了增加一单位总产出，必然要使用到其他国家的产出作为中间投入，由此，便带动了其他国家产出增长；与之类似，由于其他国家产出也要使用到i国的产出作为中间投入，因此，当其他国家产出增长时，必然又反过来对i国的产出形成了新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拉动i国产出增长。基于这种往复循环的关系，我们最终可以测算出i国经济增长一个单位，能够对其他国家和整个世界产出增长的拉动量，反过来也一样，即可以测算出其他国家或者世界经济增长一个单位，能够对本国产出增长的拉动量。

可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会通过价值链贸易而带动全球经济增长，换言之，经济增长会通过全球投入产出的关联作用机制而作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反过来，全球经济增长也会通过价值链或者说全球投入产出的关联作用机制而带动本国经济增长。可见，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增长具有了相互依赖的共生性特征。也正是由于具备了上述基本的相互作用机制，不难理解，如果一国能够将本国产出增长更好地外溢给其外部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那么反过来又能够带动本国经济更好增长；同样，如果其他国家和地区能够将其产出增长更好地外溢给本国，那么本国经济实现更好增长又会反过来带动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更好地增长。反之则反是。如此，按照上述基本逻辑，如果一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经济增长因为利益分配而受损，那么会通过上述反向作用机制而波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这一基本逻辑背后所蕴含的基本思想就是，从产出增长角度看，国与国之间的分工和合作所能产生的利益总量将是一个可变量，会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模式或者说利益分配不同而有异，分工和贸易也会呈现“变和”特征。这一特征显然与传统国际分工模式有着显著差别。因为经典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分析已经表明，国与国之间基于比较优势开展分工和贸易能够使得“世界总产出”增加，至于增加的总产出部分按照何种比例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分配，则并不会影响总产出本身，即利益分配状况并不影响总利益大小。针对这些经典的理论分析及其主要结论，我们可以认为传统国际分工模式下，基于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利益总量是相对既定的，即贸易是一种“正和博弈”。那么与之相比，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基于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利益总量则是显著可变的，即分工和贸易利益具有“赢则共赢，损则同损”的“变和博弈”特征。由此可见，生产力推动的国际分工向全球价值链形态的深度演进，不仅奠定了“全球增长共赢”的客观基础，也内生地要求全球增长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需要共赢。这正是前文分析的主要客观基础所在。

全球增长共赢链：影响利益分配的关键机制

上述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特征事实推导的分析，表明了全球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特征，但还没有从本质上反映“增长共赢链”对利益分配相对公平的内在要求，即更加公平的利益分配是否成为决定增长共赢的因素之一。换言之，当经济全球化红利主要表现为世界各国之间产出增长的共振和联动时，那么利益分配关系和格局的变化，是否会在产出层面上产生重要影响。应该说，在以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条件下，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因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贸易条件的改变影响到的不仅仅是消费需求，更重要的是通过影响需求而对产出产生重要影响。

众所周知，在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间产品贸易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内容和成分，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而中间产品与一般最终消费品不同，此类产品并不是供给消费者用于消费，而是供给生产者用于再生产。作为一种中间投入品，显然，其会作为生产成本的一部分而影响到企业的生产决策。因此，当一国贸易条件改变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意味着中间产品的购买和投入成本发生了变化，成本的变化显然会影响到企业的投入水平、产出水平，进而影响到最终产品的消费价格以及消费者的需求规模，并最终反作用于产出。在传统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条件下，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通常意味着本国分工和贸易利益的增加，而对方国家的贸易条件则趋向恶化，进而导致分工和贸易利益随之减少。一般来说，贸易条件出现的上述变化会导致贸易利益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并不会导致整体意义上贸易利益的消失。但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则不尽相同，贸易条件朝着利益分配格局更加不公平的方向变化时，可能不仅会导致利益在国与国之间的转移，而且以产出衡量的整体层面的贸易利益将发生改变，并且极有可能是，即便是对于贸易条件改善的国家来说，利益也未必会随着贸易条件的改善而增加。对于上述情形的利益，我们可以假定一开始两国贸易条件处于一个较为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状态，并形成了稳定的全球投入产出关系。现在，由于某种外生因素冲击导致贸易条件发生了变化。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另一国贸易条件的恶化，而从中间品交换的角度看，对于贸易条件恶化的国家来说，实际上意味着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成本上升，从最终消费品角度看，则意味着出口商品价格的下降。因此，从产出层面讲，一方面，进口中间投入品价格的上升意味着企业生产成本的提高，而出口最终产品的价格下降则意味着最终产出价格的下降。这种“一升一降”的价格变化，毫无疑问会导致产出规模的下降，也即对于贸易条件恶化的国家来说，生产萎缩从而产出增长层面的利益会随之减少。

即便我们不考虑最终产品贸易所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机制，从全球投入产出的关联作用机制看，贸易条件恶化的国家不仅在产出增长层面会遭遇不利影响，其投入产出的系统性传导机制同样会给贸易条件改善的国家，在产出增长层面带来不利影响。比如，由于贸易条件恶化的国家面临中间投入品进口价格的上升，从而对中间投入品进口需求会下降。中间投入品需求的下降从最直接的传导机制来看的话，就会导致对方国家即贸易条件改善国家相应产出的减少。当然，这种变化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或者说在全球投入产出的系统性作用机制下，会形成往复循环的作用。此时贸易条件改善的国家由于同样面临着产出减少问题，从而其对中间投入品的需求也会下降，这其中就包括对进口中间投入品的需求下降。这种变化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作用于前述贸易条件恶化的国家，致使其产出进一步下降，其产出下降又会反过来降低其对贸易条件改善国家的中间品需求进而导致产出下降，如此循环往复，直至达到一个新的均衡水平。不难想象，不论新的均衡点到底在哪里，在不考虑其他作用因素的情况下，两国产出的相应下降则是确信无疑的。也就是说，其实不管是对于贸易条件恶化的国家来说，还是对于贸易条件改善的国家来说，总产出水平都会伴随贸易条件朝着利益分配不均方向的变化而出现下降，进而在世界整体层面上也会出现总产出下降的不利结果。这一情况实际上就是本文前述理论模型测算的各国产出之间具有互动作用的重要机制。

由上述分析可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各国产出之间具有联动增长的本质特征，而这种联动增长正是通过国与国之间投入产出关系的作用机制而产生的。其中，更加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关系，是保证上述联动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当利益分配显失公平时，虽然表面上看似乎更加有利于贸易条件改善的国家，但是由于其中间产品价格的变化或者说投入成本的变化，最终会在全球价值链内引起产出增长的波动，会使得所有分工和贸易参与国进而全球整体意义上的产出下降，导致产出增长层面的利益萎缩。因此，从上述意义来说，要想充分发挥全球投入产出作用机制，进而实现增长层面的利益，“共赢”已经成为一种内生需求。

结论及启示

伴随国际分工的演化，全球各国之间呈现利益彼此交织、共生共赢的特征。与传统国际分工模式相比，在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开放发展的利益不仅取决于比较优势程度，同样还取决于利益分配关系和格局。换言之，在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下，分工和贸易的利益主要取决于参与国的比较优势状况，而在以生产要素为边界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分工和贸易利益既取决于比较优势，也取决于利益在参与国之间的分配状况。在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基于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利益总量是可变的，即分工和贸易利益具有“赢则共赢，损则同损”的变和博弈特征。基于这一实践特征，“全球增长共赢链”开放发展新理念的提出，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

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测算框架分析表明，从最终产出角度看，一国产出增加会通过全球价值链贸易而带动其他国家和地区产出增加，带动效应的大小则随着关联程度强弱不同而有异，但其关联特征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一国产出增长会部分地决定着外部产出增长状况。这种关联特征的反向逻辑同样是成立的。换言之，如果一国能够将本国产出增长更好地外溢给其外部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那么反过来又能够带动本国经济更好地增长。反之，当利益分配失衡导致其他国家和地区受损时，最终也会反作用于自身从而使得自身也在不同程度上遭受损失。总之，当国际分工演进至国与国之间具有高度依赖的投入—产出关系时，本质上便有了“增长共赢链”的内生需求和实践基础。虽然传统国际经济学理论认为，贸易条件的改善能够提升一国即时贸易利得，但是在新型国际分工条件下，从产出增长的角度看，最终会对产出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创造不仅取决于比较优势，而且取决于红利分配关系和分配格局。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会创造更多全球化红利，反之则会对经济全球化红利创造产生抑制和压缩效应。在新型国际分工条件下，“共赢”对全球增长的重要意义显而易见；打造一个更加普惠、包容和平衡发展的国际经济体系，对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是多么的重要！

总之，新型国际分工演进既对“增长共赢链”产生了内生需求，也提供了实践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坚持现有的经济全球化轨迹，就能自然而然地进入“全球增长共赢链”。实际上，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发达国家主导的现行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和体系，由于未能与时俱进、因时而变，进而使得诸如发展失衡、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问题不仅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甚至还被不断放大。更为严峻的问题是，作为现行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主导者的发达国家兴起了“逆全球化”思潮，不仅未能在完善全球经济规则体系上做出积极努力，反而否定现有规则体系的合理部分。这对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和进一步深度演进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已经构建起来的全球价值链，破坏“全球增长共赢链”的客观基础。如果说技术进步推动的全球价值链发展已经为“全球增长共赢链”构建起了生产力基础的话，那么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则是适应和推动这一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遗憾的是，当前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和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遭遇到主要来自于美国的强大阻力。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对华贸易战，表面上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和对抗，实质上是美国对国际经贸规则的粗暴践踏，是对现行国际贸易体系合理成分的无视和否定。当前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和蔓延，不仅冲击了作为构建“全球增长共赢链”基础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国家还借防控疫情之名而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促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可能不利于构建“全球增长共赢链”的方向发展。正如现有研究指出，受到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和影响，未来全球价值链可能具有内向化发展趋势。⑨这对已经构建起来的有助于推动“全球增长共赢链”发展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显然是一种破坏。

虽然构建“全球增长共赢链”，面临着困难与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所作为。“全球增长共赢链”作为新型国际分工条件下的创新性开放发展理念，不仅对进入新阶段后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变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各国开放发展模式指明了正确方向，对中国开放发展战略的调整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方面，中国要积极倡导和努力维护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充分发挥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为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未来的开放发展道路，同样必须秉持“全球增长共赢链”的新理念，在继续发挥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作用的同时，以更能体现包容、共享开放的“榜样力量”感召全球，让世界各国能够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切实感受到开放发展的益处，引领经济全球化走出一条科学的可持续的互利共赢开放发展之路。中国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环境，适时提出的“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开放发展新思路，其核心要义就是要通过释放我国内需市场潜力，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实现共同发展。应该说，这是中国在新变局下构建“全球增长共赢链”、推动包容性经济全球化的重大战略思路和具体实践。

①金碚：《论经济全球化3.0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期。

②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

③华民：《经济全球化——中国准备好了吗?》，《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第5期。

④张幼文：《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与全球化经济的运行机制》，《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5期。

⑤张二震、安礼伟：《国际分工新特点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新思路》，《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12期。

⑥张晨、卢江、周端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阐释力》，《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2期。

⑦裴长洪：《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研究纲要》，《经济研究》2016年第4期。

⑧Los, B., Timmer, M. P. & de Vries, G.J., “How Global are Global Value Chains? A New Approach to Measure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JournalofRegionalScience， 2015，55, pp.66～92；Adao, R.，Costinot, A.and Donaldson,D., “Nonparametric Counterfactual Predictions in Neoclassical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Trade”，AmericanEconomicReview, 2017,107, pp.633～689.

⑨刘志彪、陈柳：《疫情冲击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重组与中国的应对策略》，《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