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词的定义及苏轼的农村词创作

对于主要描写农村风光及农民生活的词作类别，历来主要有三种说法。一为“农村词”，可见于陆坚《稼轩农村词琐议》、顾之京《辛弃疾农村词篇什探究》等；二为“田园词”，可见于周秀容《宋代田园词浅论》等；三为“乡村词”，可见李玉军《宋代乡村人居环境词研究——以苏轼、辛弃疾乡村词为中心》等。本文认同顾之京在《辛弃疾农村词篇什探究》中的定义，采用“农村词”的说法，并且认为农村词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农村的风光与风土人情、农民生活的剪影和词人的乡居生活、与农民的交往以及由此而生的感发。

考察词的发展历史，农村词最早萌芽于隋唐时期。早期教坊流传的曲子词如《拾麦子》《挫碓子》等可能是表现农村劳动的作品。张志和的《渔父》描写江南水乡风光，但不能算作完全意义上的农村词。刘禹锡的《竹枝》（山上层层桃李花）（两岸山花似雪开）等描写巴东农村的劳动生活和风土人情，却是模仿巴渝地区民歌而作。晚唐五代虽词体发展成熟，但农村词仍然较少，仅有李珣《南乡子》、孙光宪《风流子》等作品，且受花间词影响较大。到了北宋前期，仅有欧阳修《食糟民》《喜雨》和梅尧臣《田家》《田家语》等。北宋中叶，随着词体改革，词的内容和形式已发展成熟。苏轼首先在词中描写自己对农村生活的所见所感，开拓了词的题材范围，是第一个运用成熟词体创作出完全意义上的农村词的词人。从其农村词创作历程看，苏轼的农村词创作始于密州时期，成熟于徐州时期，并且在黄州时期呈现出特殊风味。本文将以此为线索，并以苏轼密州时所作《望江南》两首、徐州时所作《浣溪沙》五首、黄州时所作《浣溪沙》五首为线索，探究苏轼不同时期创作的变化，并窥见其心境的演变。

二、密州时期《望江南》两首

熙宁七年（1074）九月，苏轼离杭赴密。在密州任知州时期正是苏轼的盛年（39—41岁），他的词体创作也经过杭州时期而发展成熟。熙宁八年（1075），苏轼命人修葺城北旧台，由弟辙名为“超然”。次年暮春，苏轼登超然台，眺望春色烟雨，作《望江南》两首，后以同一词牌又作一首。从内容看，第一首上片写景，下片抒情，既隐含着词人难以解脱的苦闷，又表现出自我心理调适的过程。第二首写晚春游兴，抒发词人游春的满足与游兴的浓酣。从语言风格看，两首词兼具豪迈与婉约，化愁怀于清远的意境中，初步显露出苏轼清旷的词风，带有宋诗之趣味。在密州时期，苏轼表现出了作为地方长官的强烈政治使命感与责任感。在这个僻远的乡野，苏轼以豁达的襟怀欣赏此地乡村民俗之美，与民同乐，亲民爱民。面对接连而来的旱灾、蝗灾，他励精图治，与民同甘共苦抵抗灾情，表现出卓越的政绩才干。表现在《望江南》中的“超然”，是苏轼与百姓一同粗食陋居、相安为治的怡然欣慰，是于贫瘠处境面对挫折的乐观旷达、随缘自适。两首《望江南》，包含着苏轼不陷溺悲伤、以理性自我纾解的积极旷达，也折射出他关照百姓的儒家兼济情怀。

三、徐州时期《浣溪沙》五首

《浣溪沙》五首作于元丰元年（1078）初夏。是年春，徐州遇旱。因父老云徐州城东二十里石潭“置虎头潭中，可以致雷雨”，苏轼赴石潭求雨，并作《起伏龙行》。下雨后，又亲自赴石潭谢雨，于道中作此五首词。从结构看，五首词虽各自独立，但又于内容上紧密贯连，把“谢雨”作为中心事件，首阕以“采桑姑”为伏笔，引起后文一连串相关活动，前后反复照应，并以词人的活动贯穿而成，脉络清楚。从语言看，风格清新隽永，叙事活泼生动，延续了《望江南》两首的清旷词风与宋诗趣味。不同于密州时期的两首《望江南》仅是背景上涉及农村风光的描绘并抒发词人村居感受，《浣溪沙》五首是苏轼真正有意识地以农村生活为正面题材进行的创作。谢雨途中，广阔的农村生活画卷在苏轼眼前展开，无论是清新的农村风光，还是朴素的乡间人物，皆以本色在苏轼笔下呈现。鲜活之色彩、煮茧之香味、缫丝之声响，还有稚气未脱的孩童、胡须斑白的老农、争相观看使君的农家少女、醉卧黄昏的老汉、娇语窃窃的络丝娘、古柳下着牛衣的卖瓜人，苏轼简单几笔勾勒，表达出对农民的真挚情意和对农民生活的密切关心，洋溢着雨后与民同乐的欣喜。值得注意的是，五首《浣溪沙》描绘的是苏轼从客观视角所见的徐州石潭附近的农村生活。他在词中不事渲染，以细节描绘和考察农村所见的乡人，虽然在结尾发出“使君元是此中人”的感叹，这更多的是作为地方官的亲民体现，与主观抒怀的视角不同。这是因为苏轼实质上仍带着一种官员身份的隔离。作为地方长官，他能够融入农村生活，与农民同忧同乐，却不能放下他的职责与责任，做到完全超脱而享受农村隐逸之乐。他是清醒的，他是执着的，他是怀抱仁心爱民亲民的士大夫，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

四、黄州时期《浣溪沙》五首

元丰三年（1080），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他以谪臣身份寓居黄州，不仅生活清贫，还须受当地长官密切监管，所幸黄州知州徐大受十分敬重他。元丰四年（1081）冬十二月二日，黄州雨后下雪，君猷给苏轼送来扶头酒，苏轼则以寒蔬招待。二人酒酣之际，苏轼作《浣溪沙》三首，第二日酒醒后又大雪，以原韵再作两首。元丰四年正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第二年，幸有太守君猷善遇及临皋美景为伴，方减他贬谪之苦。《浣溪沙》五首，其一写欣赏临皋美景之喜，其二写与太守宴饮之乐，其三写对太守敬佩与感谢之情，其四写贫而乐之情，其五写瑞雪兆丰年之喜。前三首写苏轼对临皋景、事、人的欣赏，展现出佛老的超旷思想；而后二首则流露出儒家安贫的生活态度及慈爱百姓的仁者襟怀，五首词结构上相互联系，语言平淡自然，抒写贬谪时期复杂矛盾的人生感慨，兼有佛老的超旷思想以及儒家安贫、爱民的修养与怀抱。

然而，黄州所作《浣溪沙》五首虽与徐州时期所作组词曲牌相同，却改变了客观的叙述为主观的抒怀，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第一，在人物形象上，徐州的五首以黄童白叟、采桑姑等乡人为主要形象，“使君”形象只展现了苏轼作为太守身份“为政”的一个侧面。而于黄州所作的五首，人物只有自己和徐君猷二人，自我形象更加突出。词中有“雪里餐毡例姓苏”的自嘲、“荐士已闻飞鹗表，报恩应不用蛇珠”的感念、“空腹有诗衣有结”的自叹等，展现出一个豁达超旷、胸襟博大的自我形象。第二，从创作动机看，作者在徐州政务繁忙而政绩卓著，以诗余之力创作《浣溪沙》五首，记录徐州石潭附近农村生活之乐。在杭州，苏轼“多难畏人”，“不复作诗文”，把更多的创作精力用于“谑浪游戏”的“小词”，广泛地把个人抒情移入词中，更加开拓了词的意境和气象。第三，在思想情感上，徐州所写《浣溪沙》五首风格明朗轻快，洋溢着太守谢雨的欣喜、看到百姓安居乐业的欣慰。而在清贫寒冷、穷困谪居的现实中，黄州所写《浣溪沙》五首虽然交织着悲苦和旷达、消沉和豪迈的复杂情绪，但思想主调仍是积极超旷。黄州时期是苏轼思想矛盾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他怀着无法解脱的现实苦恼走入佛老寻求精神安慰，最终将儒家的固穷精神、老庄的超越态度、禅宗的平常之心有机结合，做到“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

五、结语

王水照先生在《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一文中说：“适，是中国士人倾心追求的精神境界，它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充分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人生哲学，平和恬适的文化性格，宁静隽永、淡泊清空的审美情趣。苏轼人生思考的落脚点和性格结构的枢纽点即在于此，并以此实现从现实人生到艺术人生的转化。”苏轼的农村词创作，萌芽于密州时期，发展于徐州时期，并于黄州时期呈现出独特风味。从《望江南》二首到两组《浣溪沙》，作品不同的风貌折射出词人生活与情感的变化。从密州到徐州再到黄州，尽管从只占词作总数小部分的农村词出发，我们仍可以窥见苏轼半生波折中思想境界的不断开拓，从密州时期的居僻远之所而能安贫自乐，到徐州的尽责守分而猛志常在，到了黄州，苏轼已经超脱生死，他从现实生活去欣赏临皋的景、事、人，以佛老喜乐、达观之心超脱贬谪之苦；由眼前的贫困环境及丰年之兆，写自己贫却乐、只愿民饱的儒家襟怀，真正做到在生活中实践儒释道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