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小说的叙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对这部小说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成功就与其独特的叙事模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不同于以往乡村文学作品的叙事模式，在这部小说中，刘震云以一种缠绕重复的叙事风格时刻映照着其所要表达的主题和思考。他的《一句顶一万句》进入了人们的精神领域当中，进而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问题：孤独就隐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无法避免，又不知该如何解决。这种孤独的来源就是我们日常话语当中的“绕”，其实也不是我们的话“绕”，而是这话语背后有着绵密复杂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一句顶一万句》就是通过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叙事策略，以上部杨百顺“出延津记”和下部牛爱国“回延津记”的故事，用横跨了近百年的时间向我们展示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在语言之下隐藏着的精神上的孤独，以及坚持不懈地寻找摆脱孤独的方法。

一、叙事语言的重复隐喻孤独的来源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语言比较“绕”，可也正是这种“绕”的语言特点，使得他的小说有着很大的张力，更能凸显出作品的内涵与外延。一句话里嵌套着另一句话的模式，暗示着小说当中的故事嵌套着另一个故事，一个人也联系着另一个人。语言是人与人交流沟通、传达情感最基础的工具，可是语言在传递的过程中会因为某些因素的出现，反过来制约着人的思想，使人成为语言的奴隶，这就很容易会产生一种交流的困境。这是语言的多义性和人的复杂性造成的。德国作家赫塔·米勒说：“沉默可能产生误解，我需要说话；说话将我推向歧途，我必须沉默。”而刘震云的伟大之处就是能将这种复杂荒谬的现象清晰地展示给读者。小说当中有许多“不是……而是……”的句式，表达了生活当中这种语言的复杂，以及缠绕的人事关系。如吴摩西（杨百顺）离开县政府的这件事，作者在文中这样写道：

半年后突然离开县政府，并不是吴摩西厌烦了种菜，或吴香香改了主意，或因何事又得罪了县长老史，老史把他赶了出来，而是县长老史出了事，离开了延津县。县长老史出事并不是老史县长没当好，像前任县长小韩一样，因为一个爱讲话，出了差错，被上封拿住了，恰恰是上封出了问题，省长老费出了事，老史跟着吃了挂落。省长老费出事也不是因为他省长没当好，恰恰是因为要当好省长，这省长没有保住。

再如老曹买巧玲这件事，他本以为自己的老婆不会答应，可是结果出乎他的意料。“等孩子买下之后，老曹才知道老婆要这孩子，既不是为了孩子，也不是为了老曹两口，也不是为了造七级浮屠，而是为了跟二叔置气。”刘震云之所以这样表达，是为了告诉我们生活逻辑的“绕”，即人事复杂曲折，难以言说。刘震云的深刻之处便是在这绵密、复杂、纵横交错的地方，把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用他看似“绕”的叙事语言，帮我们理出了一条清晰的逻辑，让我们看清那些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弯”。正是因为生活当中复杂、缠绕的人事关系，让人们觉得憋屈，所以人们渴望去表达，去倾诉，希望找到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一句能顶一万句的话，而这便是孤独的来源。

刘震云说：“事不绕，但事背后的生活逻辑是绕的。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从别人说不清的地方开始，我来把它说清楚。”正是他这种“绕”的语言风格帮我们认清了自己，揭示了我们在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难以言清的交流困境。

这种交流的困境也来源于人性的复杂。如文中讲老杨和老马“过心”，什么事都和老马商量，而老马却从来不和老杨“过心”，老马之所以为老杨出主意完全是为了截住他的话头，不想让他再说下去。老杨却从来没有体会到老马的这层用心，从而使得主人公杨百顺的人生轨迹一再被改写。在老杨瘫痪，没有人来看他的时候，老段来了。当年在集上人人都烦老杨敲鼓，只有老段喜欢听，老段曾为了听老杨敲鼓不知买了他多少碗凉粉。当老段想和他说一句话的时候，老杨却对他爱答不理。可老段把这些真心话告诉老杨后，老杨却认为他是来报仇的，把他骂走了。正是因为人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物，所以哪怕对方的话讲得再真诚，也不一定会被理解，反而会受到误解。这种交流的困境看似荒谬，可细细体味又显得那么真实。人性的复杂，加上汉语言多义性的特点，使得我们更容易出现这种交流的困境。刘震云正是意识到这种言说的困境，所以他通过《一句顶一万句》揭开了一直遮在我们眼前的那层幕布。

二、故事情节的重复隐喻消解孤独的探索和思考

因为孤独，所以每个人都渴望寻找到一个能说上话的人，寻找那“一句能顶一万句”的话。在小说中，每个人都在寻找能够对抗孤独的方式，但每一种方式都是短暂的。所有人都在极力地抵抗着孤独，却没有人能摆脱孤独的宿命。杨百顺虽然和自己的女儿巧玲“说得着”，但是巧玲在出门找吴香香和老高的过程中，被人贩子拐跑了。杨百利喜欢和别人“喷空”，可是几乎没有和他“喷”得来的人。汪先生在女儿死后，走路也无法静下心来，最终不得不离开这个让人伤心的地方。县长老史和苏小宝平常都不苟言笑，却因为一盘棋，竟相互抱着头放声大哭。然而，县长老史最终被撤了职，也与苏小宝分开。牛爱国曾经认为，他与战友杜青海最说得上话，最能聊得来，后来却发现一点也聊不来了。老了的曹雪娥不再乱发脾气，以为自己和孙女百慧“说得着”，可是她最后一个用手指的动作，却没有人能真正地理解。

在中国社会当中，由于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每个人在面对孤独的时候，都渴望找到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但是刘震云通过《一句顶一万句》告诉我们，人与人的关系是不可靠的，无论你们是哪种关系，都摆脱不了孤独的宿命。对此，刘震云做过深入研究：“在一个人人社会里，你如果有忏悔、痛苦、忧愁的话，你得在人中找到一个知心的朋友，才能告诉他……但是在人中找一个朋友是非常难的……就是找到了，当你变化了，朋友变化了，生活变化了，这其中任何一个变化发生了，你的朋友就不是朋友了。人生一知己足矣，并不是说你没有过知己，而是说你要找到不会背叛你的永远知己……所以在人人社会里面，朋友是危险的，知心话是凶险的。这就是中国的生活及文化生态所带来的孤独。孤独在这个人人社会是无处倾诉的。这种孤独和西方的不同，更原始、更弥漫。”

刘震云为我们揭开了中国人内心的孤独，让我们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从而认清我们自己。正如作者说的那样：“其实也不是话绕，而是没碰到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可就算好不容易碰到了一个说得上话的人，找到了那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可是时过境迁，这个人，这句话也已经变了。”但是，与神对话就能避免孤独吗？老詹在中国传了一辈子的教，只收了八个信徒，当人们都认为老詹有着坚定的信仰，永远不会感到孤独时，吴摩西发现了老詹留下来的教堂的图纸，图纸后面是老詹工工整整写下的“恶魔的私语”五个字。他们明白了老詹心里也有痛苦，也会孤独，那教堂象征着他心中的神，是他的信仰，但也象征着他心中的“魔鬼”。那图纸上的教堂就是他的向往之地，同时也是他的痛苦所在。老詹与中国的大多数民众不同的一点就是，中国人孤独的时候，会努力寻找一个“说得着”的人，而来自西方的老詹孤独的时候，可以向他所信仰的神诉说。虽然这避免了人与人之间由于不确定的关系而无法诉说的困境，但老詹依然会感到孤独。他也渴望着诉说、表达，只不过他的表达对象不会出卖自己罢了。与西方式的孤独相比，中国式的孤独确实让人感到“更原始、更弥漫”，甚至更绝望。但刘震云并没有止步于揭开遮蔽在中国人面前的那层面纱，而是更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看似荒谬又无比真实的生存状态。

无论是上半部杨百顺的“出延津记”，还是下半部牛爱国的“回延津记”，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便是“寻找”。“寻找”成为他们当时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他们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而且他们从未停止过寻找。为什么刘震云会这样安排呢？在结尾的时候，宋解放劝牛爱国别找了，而牛爱国却坚定地说：“不，得找。”笔者认为，这其实是向我们暗示了一种宿命，即我们永远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但我们又不得不为了抵抗孤独而一直行走在“寻找解脱”的路上。这不免让人想到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西西弗得罪了诸神，诸神罚他将巨石推到山顶。然而，每当他用尽全力，将巨石推到山顶时，巨石就会从他手中滑落，滚到山底。西西弗只好走下去，重新把巨石推往山顶，因此他便陷入这样永远循环不止的苦役中。但是加缪认为，西西弗是一个注定要与失败的命运抗争的人，他知道他注定会失败，但这正是他对荒谬的抗争，也是他存在的意义。刘震云也正是因为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才写了《一句顶一万句》，这种看似继承的关系实际是上一个故事的重复。这种不停地寻找的过程就像西西弗来回推石头的过程，仿佛是一种轮回，一种宿命。可是刘震云同样告诉我们，即使知道孤独是我们的宿命，但是我们“得找”，这个寻找的过程也是我们抵抗孤独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人存在的意义。

三、情节冲突处理方式的重复隐喻人文主义的关怀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描写了一群有别于传统乡土小说中的村民的人，他们有卖豆腐的、卖醋的、教书的、卖葱的、卖馍的、杀猪的、剃头的、赶车的、贩驴的、做首饰的，等等，而刘震云对于这些人精神上的孤独给予深深的理解和关注。刘震云“在创作作品时同他们站在同一台阶上，用同样的心理进行创作”，这体现了他对人们的精神层面深深的关注和关怀。刘震云对人们精神层面的关怀更表现在他对故事情节冲突的处理上。在上部中，吴摩西（杨百顺）的老婆吴香香跟着邻居老高跑了。后来，女儿巧玲被人贩子拐走。吴摩西为了找巧玲，恰好在郑州火车站碰到了自己的老婆吴香香和老高。刘震云并没有用激烈的方式去处理这次冲突，而是安排吴摩西看到被生活摧残的两人相依为命的温馨、感人的画面。吴摩西看到这一幕后，便放弃了杀死他们的念头，决定离开郑州。为什么吴摩西会放弃这个念头呢？是因为害怕吗？不是的，他是想通了，理解了。当他看到吴香香的改变，看到吴香香和老高那么“说得上话”，他对人类的情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也有了更加宽容的态度，除了同情之外，甚至还有一些感动。下部牛爱国碰到自己的老婆和别人偷情时，小说也是采用了这样一种温和的处理方式。有论者认为这部作品解构了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比较重要的关系，如亲情、爱情、友情、师徒情等，但在笔者看来，刘震云之所以用这样的处理方式消解冲突，是为了向我们揭示，无论哪种情感关系都没有办法一劳永逸地帮助我们抵抗孤独。这其实也说明了刘震云对于人们寻求精神上的慰藉的理解和包容。

刘震云曾说：“我不认为，我的父老乡亲，仅仅因为卖豆腐、剃头、杀猪、喊丧、染布和开饭铺，就没有高级的精神活动。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活动特别‘低等’，他们的精神活动就越是活跃和剧烈，也更加高级。”刘震云确实是走进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当中，真正做到了体恤他们的灵魂，为他们而歌。

四、结语

安波舜在这部小说的编者荐言里说：“这样的孤独体验每个人都有；这样平视百姓、体恤灵魂、为苍生而歌的小说自‘五四’以来却是第一部。”刘震云确实进入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他通过重复、缠绕的独特的叙事策略发现了我们一直未曾发觉的问题，为我们揭开了遮蔽在眼前的那层幕布，从而让我们看清了这幕布背后赤裸裸的孤独。但是，只把这一面展现给读者并不是他的目的，他还向我们揭示了孤独是我们无法逃脱的宿命，而我们又不得不去寻找摆脱孤独的方法，虽然那种方法可能是虚无的、短暂的，甚至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