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爱》的创作背景

1847年10月，《简·爱》在英国出版并引起轰动。小说中的故事就发生在夏洛蒂·勃朗特写作的年代。1847年属于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当时的英国正处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英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女性社会参与度的提高在文学领域也有所投射。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女性写作空前繁盛。这一时期，更多女作家在英国文坛崭露头角。但女性仍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传统意识、性别歧视习俗、经济模式等因素继续维持着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女性写作仍不被看好。当时著名的批评家乔治·刘易斯认为，女性的首要任务，即婚姻与生育，将损耗她们的精力，因此要求人们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的艺术事业“并不适合女性”。从女性写作群体内部看，《夏洛蒂·勃朗特传》的作者，著名女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认为，“家庭责任是全体女性（当然也包括女作家）的第一义务，写作则是第二义务”。女性作家的伦理身份首先是母亲和妻子，其次才是作家。夏洛蒂选择以柯勒·贝尔的笔名发表《简·爱》，也是对环境的一种妥协。此外，维多利亚时期男性小说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逃不出“天使”和“妖妇”两大模式，该时期著名作家狄更斯的作品也不例外。前者往往美好到失真，后者则是纯然的批判对象。

因此，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作家试图在小说中打破女性地位的藩篱，但又不自觉地被这种藩篱所困。她们“既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发出代表女性的声音，又不可避免地将社会主流观点内化”，投射在作品主人公身上，则往往表现为伦理身份的迷失与追寻。夏洛蒂的《简·爱》也有此特点，以下详述。

二、简·爱伦理身份的迷失与追寻

在女性主义、社会研究、文化研究等领域，对《简·爱》的研究都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学术成果。但上述研究方法大多是“以批评家或批评家所代表的时代价值取向为基础的”，即用“文学阐释批评家所代表的一个时代的观念”。我们不妨摆脱这种思维定式，“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尝试得出更加贴近历史的文学评价。

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发现“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因此，简·爱伦理身份及其变化是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角度解读简·爱的关键。纵观小说全文，简·爱的伦理身份主要有三次主要变化：第一次发生在罗沃德孤儿院，其余两次均发生在桑菲尔德庄园。

（一）挣脱束缚，自给自足

简·爱幼时便父母双亡，被送往盖茨海德庄园交给舅舅一家抚养。在关心爱护她的舅舅去世后，作为寄人篱下的被抚养者，年龄尚小无法自食其力的简·爱只能仰人鼻息。面对一家之主里德太太，她努力培养“一种更加天真随和的性情，一种更加活泼可爱的态度”，以期得到“只给知足快乐的小孩的那些特权”，然而里德太太对她的反感并没有减少。面对骄纵的少爷约翰·里德，她“已经习惯于服从”，“听惯了责骂，从来不想回嘴”，却只换来更加过分的对待。幼年的简·爱把这种窘境归咎于自己爱看书的奇怪癖好和寡言倔强的性格，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并非根本。

自幼便丧失了“女儿”这一伦理身份，简·爱只能试图在舅舅家里弥补缺失。然而里德一家的结构已经固定，当局外人简·爱试图破除这种稳定局面，创造一个新的位置容身时，里德太太和孩子们都认为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伦理身份的动摇，他们采取了不同方式的排外行为。如此看来，就算简·爱变得开朗活泼，也不见得就能够免于冷遇。

或许是隐约感受到了自己境遇的必然性，简·爱不再一味退让，而是“像任何一个反抗的奴隶一样，在绝望中下了个决心，要反抗到底”。她的反抗可以看作追寻伦理身份的最后挣扎，随着这次失败，她自己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我毕竟不是她自己家的人，自从她丈夫去世以后，和她再也沾不上什么亲属关系，只不过是一个碍手碍脚的外来人罢了……（里德太太）不得不做一个自己无法喜爱的陌生孩子的母亲，眼看着一家人永远要受到一个合不来的陌生人的妨碍。”于是她不再留恋盖茨海德，而是决定到新环境去上学。

在盖茨海德，白茜对简·爱的态度也值得注意。不论是冲突爆发前对她的规劝，在床前流露的心疼还是临别时的拥抱亲吻，都显现出了珍贵的温情。女佣白茜的伦理身份不会因为简·爱而产生变化，因而更容易产生恻隐、激发母性。遗憾的是，由于地位的不平等，她不可能让简·爱得到足够的“母爱”，简·爱的出走不可避免。

罗沃德孤儿院的新生活远远不像简·爱想象中的那样美好。虚伪专横又苛待师生的布洛克尔赫斯特院长、压抑的环境、难以下咽的食物都让她大失所望，是谭波尔小姐和海伦的陪伴留住了她。谭波尔小姐知书达理、自食其力、富有爱心，是她心目中的完美女性。海伦的安静和坚强让简·爱坚决的反抗心理产生动摇，然而她的死亡也给了简·爱“不反抗者终究消亡”的暗示。在孤儿院的八年时间里，谭波尔小姐充当了简·爱的母亲和保护人，赋予简·爱较为稳定的被抚养者和被教育者的伦理身份。然而谭波尔小姐有自己的生活——正如简·爱后来一直坚持的那样，她嫁给了一位牧师，随他搬离。在罗沃德做教师的两年里，简·爱从被教育者转换成教育者，但在心理上仍然是被抚养者。在谭波尔小姐也离开孤儿院后，简·爱被抚养和被教育的人生阶段彻底结束，完成了伦理身份的第一次变化。她不得不离开罗沃德，去追寻新的伦理身份。在谭波尔小姐的影响下，她选择成为一名女教师几乎是必然的，从此，简·爱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来到桑菲尔德之前，简·爱的反抗一直是成功的。她的身上明显地展现出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渴望摆脱家庭身份的束缚，投身社会完成职业抱负的想法。简·爱在前一点上具有先天的优势；在后一点上，夏洛蒂也让简·爱如愿以偿。此时的简·爱是先进女性的代表。

（二）情愫暗生，婚前出走

在桑菲尔德庄园做家庭女教师的简·爱逐渐爱上了女学生阿黛勒的父亲、庄园的主人罗切斯特先生。需要注意的是，从小说描写来看，简·爱过去接触过的女性远远多于男性，而夏洛蒂着墨较多的只有两位男性：药剂师和孤儿院院长。简·爱的择偶观必然会受这两个人的影响。药剂师固然温柔，但毕竟与简·爱只有一面之缘。院长固然令人畏惧，但在孤儿院的特殊环境下也有着类似父亲的重要身份。长期生活在缺乏温情的环境里，简·爱对他人眼中的美好反而无所适从，她“对于美、文雅、殷勤、魅力，抱有一种理论上的崇敬”，但若遇到具有此类品质的男人，她就会“像人们躲开火、闪电或者任何其他亮而可怕的东西那样”远离他们。因此，罗切斯特的种种奇怪行为和怪异脾性都没有使简·爱退缩，反而让简·爱更加好奇。

择偶标准别具一格的简·爱跳出了“天使”与“妖妇”的两极分化，是一个独特而真实的复杂形象。夏洛蒂把男性写作中扭曲单一的女性特质进行还原，塑造出更加贴近现实的简·爱，这既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地位提高的结果，也是作家女性意识觉醒的表现。

随着对罗切斯特先生的了解日益深入，简·爱的感情从敬畏到仰慕，最终陷入爱情。罗切斯特的示弱在转变中异常关键，他的酒后自白使简·爱看到了这位财富和地位都远高于她的庄园主脆弱的一面，这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达到一种内在的平等，而平等是简·爱以及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共同追求。在那之后，她开始追寻新的伦理身份——罗切斯特的妻子。

然而就在简·爱确定自己的心意时，才貌双全的名门闺秀英格拉姆小姐让她产生了强烈的自卑，她决定画两幅肖像以便认清二人之间的差距。对这两幅肖像，简·爱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创作方式。对于自己，她“用粉笔如实地画下……不能掩饰任何讨厌的丑处”，对想象中的英格拉姆，则连用了“最鲜艳”“最优良”“最纯粹”“最精致”“最可爱”等一连串最高级的表达。身为作画者的简·爱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到了被凝视者的位置上，用容貌、财富和地位评判自己和情敌在罗切斯特眼中的价值。

这似乎与简·爱的自尊和反骨有所矛盾，却恰恰符合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主流观点对女性的看法。夏洛蒂不遗余力地塑造出反传统的简·爱，但她和她的人物仍不可避免地服从于主流观点的评判。这是简·爱的局限，也是夏洛蒂的忧虑。平民姑娘简·爱与庄园主罗切斯特的结合如何才能顺理成章，简·爱要如何在与主流观点的较量中取胜？

答案就是那段脍炙人口的自白。她承认自己“穷、低微、不美、矮小”，但代表万千女性发出了“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这掷地有声的宣言。追求平等的新女性值得拥有美好的爱情，这是执笔的“夏洛蒂”们希望的结果。然而须知扭转乾坤的并非宣言，而是罗切斯特的心意。在简·爱自白之前，罗切斯特就已经认定简·爱是他的新娘，他不愿意娶英格拉姆小姐。

婚前，当简·爱得知精神失常的神秘女人是罗切斯特的妻子时，她又失去了所有合法的伦理身份。撇开令人热血沸腾的宣言，在惊心动魄的转折之下，简·爱伦理身份的转变是被动的。罗切斯特帮助她完成从情人到未婚妻的转变，伯莎·梅森真实身份的揭晓又把她打入了“第三者”的伦理困境。

（三）福祸承天，平等相爱

面对伦理困境，追求平等的简·爱坚决不肯做情妇。尽管余情未了，她还是决定逃离桑菲尔德庄园。逃避，也是当时大多数女性在男权压迫下的唯一选择。在简·爱陷入伦理身份的迷失、贫病交加时，她遇到了牧师圣约翰。他冷静敏锐地指出简·爱要独立生活的想法，从始至终平等地对待简·爱，给她介绍女教师的工作。但简·爱很清楚圣约翰并不爱她，所以当这位狂热的基督徒提出让她做他的妻子，随他离开欧洲去东方传教时，她拒绝了，她认为爱与平等不可或缺。当长期迷茫的简·爱在宗教的召唤下误以为与圣约翰成婚是上帝的意志时，她又听见了罗切斯特的呼唤，于是悬崖勒马，回到了桑菲尔德庄园。笔力高超如夏洛蒂，也想不到简·爱如何能凭一己之力扭转困境，于是从天外飞来的呼唤开始，用天命代替人力成为剧情发展的首要动力。

简·爱将从天而降的巨额遗产财产平分给她的表兄妹：“我多么渴望兄弟姊妹的爱。我从来没有家，也从来没有兄弟姐妹。我现在必须有而且渴望有。”从小缺失的亲情伦理身份，此刻失而复得。穷教师简·爱得到了巨额遗产，而罗切斯特庄园毁于大火；简·爱相貌平凡、身材矮小，而罗切斯特毁容瞎眼；简·爱依旧知书达理，罗切斯特甚至开始需要他人照顾。他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平等过，而那场大火也烧死了横亘在两人之间最后的障碍——伯莎·梅森。故事最后，简·爱对伦理身份的追寻也达到完满。她不仅成为罗切斯特的妻子，也成为圣约翰一家的亲人，找到了爱情和亲情的归属。在看似平等相爱的大结局下，却是夏洛蒂用一笔遗产和一场大火筑起的底气。

三、结语

综上所述，简·爱伦理身份的重要转变大多不是自身反抗的结果。以桑菲尔德庄园为分界线，此前，她依靠自身努力完成了从被抚养者和被教育者到抚养者和教育者的转变；此后，她在恋人、未婚妻、情人、妻子等伦理身份之间迷失，但改变现状的却不是她自己的追寻，而是旁人甚至上天的帮助。

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身处变革之中，力求打破社会对于女性的轻视和刻板印象，简·爱也是如此。然而夏洛蒂塑造简·爱，并非只为描绘愿景，她不得不考虑到依然严峻的现实。因此，在作品中后期，夏洛蒂频繁使用超自然力量为简·爱排忧解难，在构造出圆满结局的同时，留下了一些漏洞。有人认为，这些牵强的安排让简·爱回到了“家庭天使”的模式里，成为“当今女性白日梦的化身”。但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出发，简·爱后期的顺风顺水并非败笔，也不是人设崩塌，而是另一种写实，蕴含着夏洛蒂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凭借一己之力改变自身命运的悲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