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东妹［沈阳师范大学， 沈阳 110034］

沈从文《萧萧》写于1929 年，铁凝《孕妇和牛》发表于1992 年。汪曾祺评价《萧萧》说：“我很喜欢这篇小说，觉得它写得好。但是好在哪里，又说不出。我把这篇小说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看得我的艺术感觉都发木了，还是说不出好在哪里，大概好的作品都说不出好在哪里。”而他又评价《孕妇和牛》说：“我也只要说一句话就够了：我很喜欢这篇小说。这篇小说‘俊得少有’。”细读这两篇同样被汪曾祺评价为“很喜欢”的作品，不难发现内在的相似性。两篇作品同样以女性成长经历为中心书写：主人公同样是目不识丁的乡村女性，同样具备居住在婆家的“妻子”身份，同样经历“生育”这一女性生理的特殊阶段，在她们的成长过程中，婆家人和“学生”的形象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们同样处在传统乡村家庭结构和现代文明象征之间，在这些方面显现出诸多相似点。同时，她们的内心状态和作品本身的精神指向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研究，分析二位作者笔下的女性成长书写与文化象征意蕴传达之异同。

一、乡村女性的成长历程

沈从文笔下的萧萧没有母亲，十二岁嫁为童养媳，照顾年幼的丈夫。文本中虽然没有详细描写婆婆如何对待萧萧，却也指出婆婆“把凡是给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但“乡下的日头同空气都帮助人长大，却不是折磨可以阻拦得住”。由此可见，萧萧的确受到婆婆的苛刻对待，只是作者更多强调她在乡村自然环境中的生活。

从萧萧登场到儿子迎娶童养媳，萧萧的成长几乎仅限于肉体的成长。“萧萧的人格、心理并未伴随怀孕生子走向成熟，而是一再被悬置、延宕了。”她的理智始终处在被蒙蔽的状态中，即使经历了出嫁、怀孕、生育这些女性生命历程中重要的转折点，仍然未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人性成长，也几乎从未显现出对成长的主动追求。

铁凝笔下的孕妇年龄不详，父母双全，她的出嫁寄托了父母的希望。她嫁入一个充满关爱的家庭，丈夫愿意为了她去打工，婆婆特意搬来照顾她、对每个人夸赞她，在为数不多的细节中塑造了理想中的婆婆形象。娘家人的关爱和婆家人的照顾给孕妇的成长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婆家所在的富裕平原提供了开放的文化空间。孕妇身为文盲，却有着清晰的内心思绪。怀孕使她的身体迈入新的生理阶段，也使她在精神上有了明确的成长追求。“她的孩子对她也必有许多的愿望，她也要像孩子愿望的那样，美好地成长”。这不仅来自孕妇自身的感悟，也隐含着对父母希望的传承：父母将她送到开阔的平原，而她则会将孩子送向现代文明的世界；在孕妇的成长意识中，呈现出希冀的传递。

萧萧处于乡村传统规范和自然欲求之间，对自己的处境茫然无知。面对花狗的挑逗，她不怀疑也不设防，事后才朦胧意识到这是坏事。萧萧几乎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她的命运转折取决于生命中出现的每个成年男性的主动行为：伯父将她嫁出，促成了物理空间和身份的变化；婆家祖父向她讲女学生的故事，使她生出虚幻的憧憬；花狗以情欲挑逗，使她从少女变成妇人；由于伯父的不忍，萧萧免受处罚。萧萧的命运显示出乡村规范中女性主体性的极度缺失。

孕妇虽然生活在乡村，却没有受到乡村规范的束缚，拥有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自由。婆婆思想开明，给予她充分的支持和尊重，让她出门是因为相信她能照顾好自己，让母牛陪她是因为担心她疲劳。婆婆怕孕妇累，孕妇又同情母牛，在文本结构中呈现出一种关爱的传递。孕妇主动选择将石碑抄下，因为她知道是为了胎儿的未来。孕妇可以把自己的每个愿望都付诸行动：想出门就出门，同情母牛就不骑它，想借纸笔就去借，想抄石碑就抄下来。这一系列的行为呈现出强烈的主体性。

萧萧和花狗的情爱以山歌开始，以花狗离去结束。花狗追求萧萧时，百般倾诉思念，得知她怀孕后却“全无主意”，不辞而行，出于欲望的思慕经不起现实的重担。萧萧将胎儿视为累赘，想方设法要打掉胎儿，甚至想到寻死。最后她得以留在婆家，看似是人性战胜礼教的喜剧结局，事实上却是沾了宗族社会重视男丁的光。无论是与花狗的情爱还是怀孕、生育的经历，对萧萧的精神成长均未起到积极的作用。

孕妇与丈夫的爱情没有被详写，但丈夫常说：“为了媳妇，什么钱多我就干什么。”他因此跟随建筑队进城工作，显现出一个老实本分、愿意为妻子付出的乡村男性形象。胎儿是孕妇和丈夫的爱情结晶，孕妇对胎儿充满爱和希望。这种爱使她对怀孕的母牛生出关怀，使她描下碑文，使她理解了文字的价值及其背后的文化价值。孕妇对胎儿的爱和希望，是促使她走向启蒙的强大动力。在孕妇的故事中呈现的是“尚未出生的孩子促进母亲成长”这一悖论之美。

二、文化象征的所指

“女学生”频繁出现在萧萧的婆家祖父的描述之中，在蒙昧的乡土眼光滤镜下呈现出变形的形象。“乡下人对‘女学生’形象的构建更像是以女性面目出现的‘洋派官老爷’形象，是‘城市新生活’和‘传统强权男性’形象的叠加”。想象中的“女学生”形象对乡下人而言新奇而独特，由于婆家祖父开玩笑说萧萧“像个女学生”，也使她产生了模糊的愿望。怀孕后她也曾想逃到城里，走女学生走过的路。但女学生不过是虚幻的寄托，萧萧不可能真正去了解她们。乡村的生活已经使她满足，即使她对城里产生想象，也不会选择充满陌生和不确定的城市。萧萧的种种想象都无法付诸行动。对蒙昧的乡村女性而言，城市不过是梦里的他乡，女学生不过是遥远的“他者”，不存在和现实生活发生关联的可能性。

孕妇与城市、与“学生”的关系都更加密切。她的丈夫进城务工，成为城市的建设者。她遇到的“放学的孩子”则是她的本家侄子及其伙伴。孕妇与侄子的熟识也暗示了她在文化场域中受到的影响。孕妇和丈夫都受经济条件或时代影响而成为文盲，但不识字的孕妇凝视着“与字有关联的”年少学子们放学归家的图景，想象着自己的孩子未来也会同样上学识字的场面，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叠合之中，却形成了一种张力。如汪曾祺所说，孕妇“把这十七个笔画复杂的字照猫画虎地描下来，不大可能。然而铁凝愿意叫小媳妇描下来，为她肚子里的孩子描下来，她硬是描下来了，你管得着吗？”他肯定了这种浪漫化处理的艺术价值，这样的情节之所指在于，孕妇憧憬文化的梦想并非虚妄，而是通过努力有可能实现的。

两篇作品中均出现了婆家男性长辈的形象，他们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女主人公的发展走向。萧萧的婆家祖父使她知道了“女学生”，因而产生向往。孕妇的婆婆的父亲（婆家外祖父）仅出现在简短的间接描写中，却可以看出：他在乡里具有一定地位，能率领乡亲保住牌楼；他对传统文化事物充满珍视，否则不会为了它们而试图在时代浪潮中与城里来的粗暴青年们对峙。婆家外祖父对先祖传承事物的爱惜，婆婆对家乡好风水的自豪，与孕妇丈夫认为石碑不过是“一个老辈子的东西”，形成鲜明的对比。婆家三代人对待传统事物的态度变迁从精神层面暗示着文化在浩劫中的断裂。而孕妇对牌楼之美的体认、对石碑文字的抄录、传给后代的期望，则反映出时代变迁带来的传统文化的接续。过去与未来在孕妇抄写石碑的行动中相互连接，呈现出一种“寻根”意识。

综上所述，《萧萧》的女性成长仅限于身体的成长，女主人公的心灵虽然稍微窥探到“女学生”的现代微光，模糊地意识到自己除了成为村妇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最终仍止于蒙昧，陷于成长被搁置的命运。《孕妇和牛》的女性成长则显现出自主的思索和选择，孕妇不仅经历了怀孕这一身体成长的特殊阶段，更经历了心灵成长的一次升华。她的主动选择不仅使自己沐浴在启蒙之光下，也使得象征“被推倒”的传统的石碑再度树立于心中。《萧萧》中的传统指的是乡村家族制度因素，左右着女主人公的命运，她因怀孕而差点面临惩罚，又因婆家重视男丁而得以留下。《孕妇和牛》中的传统指的则是以文字为主的文化因素，它曾以石碑被推倒、孕妇及丈夫成为文盲的形式显示出被抛弃的悲剧命运，但又因孕妇对文字产生的审美认识，而以美的形式复归。

《萧萧》的故事以萧萧像十年前抱着丈夫一样抱着儿子的场面收尾，在轮回的图景中，呈现出了在古老的乡土中国土地上似乎恒久不变的历史循环。而《孕妇和牛》的故事则以孕妇的精神升华获得的感动为高潮，以幸福的呓语结尾，将传统文化精神的接续和女性自身的精神成长融合，呈现出经过时代洗礼的现代中国在寻根中朝着未来进化的指向。

① 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

②⑨ 汪曾祺：《汪曾祺说铁凝小说〈孕妇和牛〉》，《名作欣赏》2005年第3期，第1页。

③④ 沈从文：《萧萧》，岳麓书社2013年版。

⑤ 梁小娟：《被悬置的女性成长——重读〈萧萧〉》，《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78页。

⑥⑦⑩ 铁凝：《孕妇和牛》，《铁凝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⑧ 郝英杰：《朦胧的出逃，理性的微光——论〈萧萧〉中“女学生”形象隐喻》，《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8年第8期，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