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梁归智

儒和道“互补”

李泽厚发明的“儒道互补”，是海内外从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学者们都基本承认的一个理论概括。儒道两家以不同的思维方式、心理框架和价值系统互相颉颃，互相刺激，互相吸收，推动着民族精神的演进，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儒道两家的“互补”，基本上可以概括为阳刚与阴柔、进取与退守、庙堂与山林、群体与个体、恒常与变动、肯定与否定几个层面，这是儒道二家之“异”，各自着重于不同的侧面，因而互相补充。同时，它们又有一致之处，使它们互相联系贯通。比如，两家都不以物欲为齿。儒家信仰谋道不谋食、重义轻利、安贫乐道，道家则提倡见素抱朴、清心寡欲。

儒和道都重视道德修养。儒家要克己复礼，正心诚意，修齐治平；道家则主张“修道”“积德”，不以物累形，以保全人的本性。当然这种概括只是就基本特征而言，不是刻板机械的，如阳刚、进取的儒家也讲“穷则独善其身”；阴柔、退守的道家则讲究以退为进、以柔克刚，道教更曾多次成为凝聚下层民众进行反抗斗争的旗帜。

前面已经讲过，《封神演义》两条基本的情节线索贯穿着两条思想线索，商周兴替的故事更多地表现了儒家思想，神仙打斗的故事更多地表现了道教思想。元始天尊的小徒弟姜子牙而成为周武王的“相父”、元帅，正是“儒道互补”的艺术实现。

儒家思想本身也是发展变化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比如既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极端专制主义思想，又有“民为贵，社稷为轻，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为邦本思想。孟子讲“性善”，而荀子讲“性恶”。总的趋向是，越到传统社会后期，专制主义的色彩越加浓烈。

《封神演义》产生的明代——朱明王朝本来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残酷的王朝之一，朱元璋、朱棣都是杀功臣、兴文字狱的能手干将。朱元璋有一句名言：“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者，罪当抄杀。”因为孟子说了“民为贵……君为轻”的话，就被朱元璋下令取消“亚圣”称号，驱出孔庙。

到了明中叶，物极必反，出现了一股反抗叛逆的浪漫思潮，李卓吾、汤显祖、冯梦龙……一大批思想家、文学家蜂拥而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造成一个思想解放、“异端邪说”层出不穷的大气候。

《封神演义》中对儒家思想的取舍轩轾无疑与这个大气候极有关系，它的基本倾向是用道家、道教的思想淡化、否定儒家思想专制主义的一面，而竭力强化其较符合人性的一面，与道家强调变动、重视个体、赞成否定的思想融为一体。

“三纲五常”的渊源演化

“三纲五常”在汉代以后成为儒家思想的一块基石，统治阶级用以维护其专制统治，控制人民思想。追索根源的话，“三纲”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三纲五常”连用，则是在东汉的《白虎通义》中。但真正对“三纲五常”做了全面、系统论述的，还是汉代大儒董仲舒。

《春秋繁露·顺命》：“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君、父、夫为阳，臣、子、妻为阴，阳尊阴卑，定位不移，这就是“三纲”之说，“循三纲之纪，通八端之理，乃可谓善”（《春秋繁露·洞察名号》）。

很显然，“三纲”之说是在为传统宗法家族制基础上的专制主义统治提供理论根据。它以父子夫妇这种家庭关系为依据，以宗法制下的家庭制度为基础，以君亲、忠孝的联结为纽带，以移孝作忠的情感转移，实现家族政治化和国家家族化。家庭制度与国家制度自然地融贯为一，发挥着共同的功能。

对臣民来说，“三纲”既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又是一种必须认真体验并付诸实践的道德修养。对君主来说，它既是要求臣民尽忠的权力，又是以此施行教化的义务。

君主与臣民，规范与修养，权力与义务，就这样神奇地结为一体，内在控制与外在控制珠联璧合，社会的稳定便大大地加强了。这反映了传统专制主义加强的内在要求。这种家庭制度与政治制度的交融，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大特点。

作为内在控制的重要内容和手段，除了“三纲”之说，还有“五常之道”。它是由董仲舒在对汉武帝的第一次策问中提出来的：“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强调“五常之道”，是要为维护大一统政治局面服务。

与“三纲”之说主要用于要求、约束臣民不同，“五常之道”所浸润、延及的范围，包括君主在内。除了“礼”是区分尊卑等级的文教制度和做人标准外，仁、义、智、信都主要是一种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其中，君主的表率作用是主要的。

“五常之道”更是针对一般民众而发。董仲舒企图把君主与臣民都纳入共同的社会规范之中，使大家反躬自省，调节自己的情感和欲望，通过对“五常”的追求，达到自我完善，从而使社会处于和谐之中。

然而，事实上这一套对帝王并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五常”与“三纲”相合，恰成为统治者为自己文过饰非的遮羞布和推行专制主义、奴役人民思想的精神枷锁。统治者更乐于强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君权神圣的极端专制主义理论。仁、义、礼、智、信，则只要求臣下与民众，而不要求自己，顶多只是一种自我标榜而已。

《封神演义》赋予“三纲五常”新义

在明代中叶以后思想解放人性解放浪漫思潮的影响下，尤其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浸淫下，《封神演义》对“三纲五常”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三纲五常”不仅要求臣下，更针对君王。违背了“三纲五常”的君王就成了独夫民贼，应该被推翻，这一观点十分明确。《封神演义》第二回《冀州侯苏护反商》开宗明义，就写苏护与纣王冲突，在午门墙上题写反诗：

君坏臣纲，有败五常。

冀州苏护，永不朝商。

本来是“君为臣纲”，这里却成了“君坏臣纲”，为专制主义服务的“三纲五常”被赋予了反对君权专制的内容。这位对君主谏诤不从就公然造反的苏护却被写成是一位刚直不阿之士：

……鲁雄听罢，低首暗思：“苏护乃忠良之

士，素怀忠义，何事触忤天子，自欲亲征，冀州休矣！”

……姬昌曰：“……不知苏护乃忠良君子，素秉丹诚，中心为国，教民有方，治兵有法，数年以来，并无过失。今天子不知为谁人迷惑，兴师问罪于善类。……”

这位“素怀忠义”的苏护却因不肯将女儿献给纣王而题反诗，又与纣王派来的崇侯虎兵戎相见，已是货真价实的造反。可是书中反而对他持同情赞赏态度。西伯侯姬昌写书信劝她献女朝商，虽也有两句“足下竟与天子相抗，是足下忤君”的话头，核心内容却是所谓“三利三害”，以利害得失来打动他。后来这位已为国戚的苏护奉纣王旨意讨伐西岐，却一心只想倒戈归周。第五十七回《冀州侯苏护伐西岐》：

话说苏侯读旨意毕，心中大喜。……苏侯暗谢天地曰：“今吾方洗得一身之冤，以谢天下。”忙令后厅治酒，与子全忠、夫人杨氏共饮。曰：“……今武王仁德播于天下，三分有二尽归于西周。不意昏君反命吾征伐。吾得遂平生之愿。我明日意欲将满门家眷带在行营，至西岐归降周主，共享太平；然后会合诸侯，共伐无道，使我苏护不得遗笑于诸侯，受讥于后世，亦不失大丈夫之所为耳。”

……苏侯借此要说郑伦，乃慰之曰：“郑伦，观此天命有在，何必强为！前闻天下诸侯归周，俱欲共伐无道，只闻太师屡欲扭转天心，故此俱遭屠戮，实生民之难。……今见天下纷纷，刀兵未息，此乃国家不祥，人心、天命可知。昔尧帝之子丹朱不肖，尧崩，天下不归丹朱而归于舜。舜之子商均亦不肖，舜崩，天下不归商均而归于禹。方今世乱如麻，真假可见，从来天运循环，无往不复。今主上失德，暴虐乱常，天下分崩，黯然气象。莫非天意也。我观你遭此重伤，是上天惊醒你我。且我思：‘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不若归周，共享安康，以伐无道。此正天心人意，不卜可知。你意下如何？”……

郑伦曰：“君侯既有归周之心，我决然不顺从于反贼，待我早间死，君侯早上归周；我午后死，君侯午后归周，我忠心不改，此颈可断，心不可污！”

我们看，苏护与郑伦的辩论代表了两种忠义观，也就是对“三纲五常”的两种解释和因此而来的两种态度。苏护虽然“素秉丹诚，忠心为国”，却并不向君王个人效忠，一旦“主上失德，暴虐乱常”，他就题反诗，毅然决然采取“贤臣择主而仕”的明智态度，而且以“天心人意”为理论依据。“天”高于“天子”，一旦天子失政，他就失去了代表天的资格，臣子反叛他不仅没有违背“三纲五常”，反而是“顺天”的义举。

显然，这里巧妙地削弱了“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的专制主义性质，而赋予了更多的民主性、开放性内容。这是从早期儒家“民为贵，社稷为轻，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发展而来，也是道家道教重视变化、强调否定这一思维趋向的产物。

郑伦的言行则代表了维护君权绝对神圣地位、对专制独裁无限服从的“愚忠”思想，认为反叛君王是“不仁”“不义”，是“负国”，将“国”与“君”画了等号，因而采取“为国捐生，舍身报主，不惜血肉之躯以死自誓”这样一种效忠君王个人的态度，所谓“忠君之愿”。

这就形成了两种纲常观、两种忠义观。这两种“观”的冲突和斗争贯穿于《封神演义》始终，而其“倾向性”明显是否定专制独裁，儒教接受了道教的“改造”。

“君为臣纲”的新演义

首先，违背了“三纲五常”的大帽子被牢牢地扣在了纣王头上，并予以反复渲染。杀大臣，造炮烙，杀妻诛子，敲骨剖孕，桩桩件件，使纣王完全成了纲常的对立面。所谓“君坏臣纲，有败五常”（第二回），“养成暴虐三纲绝”（第七回），“不智坏三纲，不耻败五常”（第十回），直到第九十五回“子牙暴纣王十罪”指斥纣王“三纲五常”败尽，礼仪廉耻俱无。这就使纣王经常宣扬的君权至高无上的理论丧失了根据。纣王每当拒谏斩杀大臣时总是以君权至上为理论武器：

君命召，不俟驾；君赐死，不敢违；况选汝一女为后妃乎！（第二回）

君叫臣死，不死不忠。台上毁君，有亏臣节！（第二十六回）

纣王的暴虐无道使这种君权神圣的理论完全被摧毁。与此相关联，《封神演义》的忠义观自然带有开放性。纣王手下有三类臣僚，一类是以闻太师为代表的愚忠之臣，另一类是以黄飞虎为代表的明智之臣，第三类是以费仲、尤浑为代表的奸佞之臣。奸臣好处理，无论是被姜子牙擒杀的费仲、尤浑，还是企图投机取巧，虽降周而终被杀的飞廉、恶来，都因其奸佞而受到惩罚贬斥。这符合一般的道德观，无所谓儒教或道教之间的分歧。

对前两类臣子的态度则颇耐人寻味。一方面，基本的倾向性一目了然，《封神演义》赞赏黄飞虎、邓九公等弃商从周的明智之举，不赞成闻太师等至死不肯弃商的愚忠，因为前者顺从天命，后者违抗天命。黄飞虎反出五关，得到许多帮助，从太乙真人、清虚道德真君等神仙，到贾氏夫人的鬼魂，无不伸出援手，使效忠于纣王的五关守将一再失利。第三十一回临潼关守将张凤定计要杀死黄飞虎，张凤手下的萧银杀死张凤救黄飞虎，原文描写：

张凤走马方出关门，萧银一戟刺张凤于马下。有诗为证：

凛凛英才汉，堂堂忠义隆。

只因飞虎反，听令发千弓。

知恩行大义，落锁放雕笼。

戟刺张凤死，辅佐出临潼。

不是为纣王捉拿反叛的张凤，而是为了个人恩怨杀守将、放叛逆的萧银被誉为“堂堂忠义隆”“知恩行大义”。“忠义”的标准于此可见，它的根本标准是顺从天命，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另一方面，闻太师等效忠殷纣到死方休的人被讥为不知天命，但忠君也毕竟还是“三纲五常”的应有之义，因而《封神演义》还是给予适当的肯定和赞扬：

从清晨只杀到午牌时分，桂芳料不能出，大叫：“纣王陛下！

臣不能报国立功，一死以尽臣节！”自转枪一刺，桂芳撞下鞍鞒——一点灵魂往封神台来，清福神引进去了。正是：英雄半世成何用，留得芳名万载传。（第三十九回）

……云中子在外面发雷，四处有霹雳之声，火势凶猛。可怜成汤首相，为国捐躯！——一道灵魂往封神台来，有清福神祗用百灵幡来引太师。——太师忠心不灭，一点真灵借风径至朝歌，来见纣王，申述此情。（第五十二回）

纲常忠义因此具有了双重标准。闻太师扶纣伐周，固是违逆天命，甚不足取，但他忠心耿耿，以死报君，又符合君臣之义。所以第九十九回封神时，姜子牙也得褒扬他：“辅相两朝，竭忠补衮，虽劫运之使然，其贞烈之可悯。”无论如何，忠君还是纲常大义，在儒教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不能一概予以抹杀。而反叛朝廷，即使因为君主昏暴，以天命有在、良臣择主为辞，也不是完全理直气壮。第三十三回黄滚骂黄明：“吾子料无反心，是你们这些无父无君、不仁不义、少三纲、绝五常的匹夫，唆使他做出这等事来。”

这里所说的“三纲五常”正是站在君权至上的专制主义立场上而言。不过《封神演义》显然不赞成这种立场，它借黄明之口说出另一番道理：“纣王无道，乃失政之君，不以吾等尽忠辅国为念，古语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国君既以（已）不正，乱伦反常，臣又何必听其驱使！”

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尴尬

纲常忠义这种开放与保守的冲突在对周文王、周武王的描写上表现得最突出。周代商而兴是天命所在，因而文、武二王都是典型的仁德之君，与残暴失政的殷纣王形成鲜明对比。

……众民进城，观看景物：民丰物阜，行人让路，老幼不欺，市井谦和，真乃尧天舜日，别是一番风景。（第十八回）

周文王、武王以仁德而得天下人心，他们本身就是纲常仁义的化身。第二十四回散宜生等请文王打猎，文王发表长篇大论，表现仁德。所谓：“古人当生不剪，体天地好生之仁。孤与卿等何蹈此不仁之事哉。速命南宫适，将围场去了！”

周既要代商而有天下，文、武二王又要谨守纲常，这是一个矛盾。《封神演义》把周代商兴，最后伐纣灭国写成全是道教的策划推动，而文、武二王则始终恪守君臣之义。文王临终嘱咐子牙不可伐商，武王则是在姜子牙的操纵之下完全被动地灭商建国，前面已经引及。这样，纲常与天命就统一了起来。在文王、武王身上，“三纲五常”具有正统、保守的内涵。

……文王听而不悦曰：“孤以二卿忠义之士，西土赖之以安。今日出不忠之言，是先自处于不赦之地，而尚敢言报怨灭仇之语。天子乃万国之元首，纵有过，臣且不敢言，尚敢正君之过！父有失，子亦不敢语，况敢正父之失。所以‘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为人臣子，先以忠孝为首，而敢以直忤君父哉！……”（第二十二回）

……武王曰：“当今虽是失政，吾等莫非臣子，岂有君臣相敌对之理？……”（第九十五回）

第六十八回又写“首阳山夷齐阻兵”，伯夷、叔齐阻止姜子牙、武王率兵伐纣：

伯夷、叔齐见左右皆有不豫之色，又见众人挟武王，子牙欲行，二人知其必往，乃走至马前，揽其辔，谏曰：“臣受先王养老之恩，终守臣节之义，不得不尽今日之心耳。今大王虽以仁义服天下，岂有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伐君，可谓忠乎？臣恐天下后世必有为之口实者。”

左右众将见夷、齐叩马而谏，军士不得前进，心中大怒，欲举兵杀之。子牙忙止之曰：“不可。此天下之义士也。”忙命左右扶之而去，众兵方得前进。迨至周兵入朝歌，纣王自焚之后，天下归周。

后伯夷、叔齐耻食周粟，入首阳山，采薇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至今人皆啧啧称之，千古犹有余馨。

这是对儒教纲常的推崇尊重。不过，就总体而言，儒教还是被道教淡化和改造了。道教的化身姜子牙以元始天尊为后台，以天命为招牌，诱导文、武二王走上了一条实际上背离儒教纲常的“革命”（这个词原本就是从“汤武革命”而来）道路。文、武二王保留了儒教的精神名义，实质却是道教徒姜子牙的傀儡。这是《封神演义》特有的“道儒互补”。

对“孝道”的开放性描写

前面说过，“三纲”之说是以父子夫妇这种家庭关系为依据，以移孝作忠为目的。《封神演义》在道教思想的影响下，不仅对“忠”做了淡化改造，对“孝”“悌”也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这突出地表现在哪吒和殷郊、殷洪的故事中。

第十二回《陈塘关哪吒出世》、第十三回《太乙真人收石矶》和第十四回《哪吒现莲花化身》以三回大书敷演哪吒出世的故事，足见哪吒其人的重要性。哪吒是灵珠子化身，“奉玉虚敕命出世，辅保明君”，后来成为姜子牙的先行官，在殷周更替的动乱战斗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哪吒出世的故事历来脍炙人口，被认为是《封神演义》中最精彩的章节。这不仅因为哪吒这个少年英雄被写得栩栩如生，其敢于斗争、勇于牺牲的精神被表现得活灵活现，还因为里面包含着向孝道这一儒家思想基石的某种挑战。

哪吒以一个七岁顽童而打死巡海夜叉和龙王太子，又去南天门痛打上天告状的东海龙王，中间又射死石矶娘娘的徒弟，给他的生身父母惹下滔天大祸。在师父太乙真人的授意下，他“剖腹、刳肠、剔骨肉，还于父母，不累双亲”。

自杀身死而免父母之难。他本要受人间香火还魂再世，却被父亲李靖将泥身打碎，烧毁行宫。当他以莲花化身二度出世后，就去找李靖报仇，要杀他父亲。在连帝王都标榜“以孝治天下”的传统时代，这一情节包含的思想确实惊世骇俗。

……哪吒向前赶来。木吒上前大喝一声：“慢

来！你这孽障好大胆！子杀父，忤逆乱伦。早早回去，饶你不死！”哪吒曰：“你是何人，口出大言？”木吒曰：“你连我也认不得！吾乃木吒是也。”哪吒方知是二哥，忙叫曰：“二哥，你不知其详。”哪吒把翠屏山的事细说一遍“……这个是李靖的是，还是我的是？”

木吒大喝曰：“胡说！天下无有不是的父母！”哪吒又把“剖腹、刳肠、已将骨肉还他了，我与他无干，还有什么父母之情！”木吒大怒曰：“这等逆子！”将手中剑望哪吒一剑砍来。哪吒枪架住曰：“木吒，我与你无仇，你站开了，待吾拿李靖报仇！”木吒大喝：“孽障！焉敢大逆！”提剑来取。

“天下无有不是的父母”“子杀父，忤逆乱伦”，这正是儒家孝道天经地义的道理。哪吒这样一个敢于“弑父”的“逆子”居然被写成精彩四射的英雄，确实大大违背了传统。虽然哪吒终于在燃灯道人的玲珑塔下屈服了，实际上李靖也做了让步。在五龙山太乙真人当面责备李靖：“翠屏山之事，你也不该心量窄小，故此父子参商。”

哪吒就范于玲珑塔下是不是“封建主义的胜利呢”？自然不能这样说。这里面的问题很微妙，像父与子这样一种人际天伦关系很难做其他处理。如果真让哪吒杀死李靖就会让人感到一种人性的凶残，那就超出了人类伦理的底线。再说李靖与哪吒之间只是个人间的恩怨纠葛，李靖不是纣王那样的独夫民贼，因而也不存在“大义灭亲”的问题。

《封神演义》写到这种程度，已经表现了强烈的逆反色彩。钟惺从正统立场出发，对《封神演义》的这段情节表示不满，写了这样的评语：“今归太乙、文殊、燃灯诸菩萨俱是不爽利的。哪吒浮躁，便当明白晓喻他父子兄弟之道，何故反左右支吾？令李靖狼狈，不成为父之体。此所以谓之和尚道士耳。呵呵！”这正是儒者对和尚道士、儒教对道教和佛教的反驳。

哪吒和李靖形象的渊源流变

哪吒和李靖在佛教经典中能找到原型。海外学者论证“通俗小说中的托塔天王即佛书中的毗沙门天王”（柳存仁：《毗沙门天王与中国小说之关系》）。不空（Amogha）所译之毗沙门《仪轨》有云：

昔防援国界，奉佛教敕，令三子哪吒捧塔随天王。三藏大广智云：每月一日，天王与诸天鬼神集会日，十一日第二子独健辞父王巡界日，十五日与四天王集会日。二十一日哪吒与父王交塔日。

这里塔由哪吒与其父毗沙门天王轮流捧托，与《封神演义》所写不同。哪吒自杀还骨肉于父母之事则源于宋代普济《五灯会元》卷二，明代瞿汝稷所辑之《指月录》卷二亦引之：

哪吒太子析肉还母，析骨还父，然后现本身，运大神通，为父母说法。

这里哪吒以析骨析肉为父母说法，是一种别具孝心的举动。《封神演义》却由这段记载衍化出哪吒向父亲报仇的故事，充满叛逆反抗的思想。这应该是明中叶以后“狂禅”思潮影响下的产物。

毗沙门天王变成李靖，柳存仁认为：“托塔天王李靖之名，似袭自唐初对外武功彪炳之李药师，实源于佛经四天王中之毗沙门天王（Vaisravana）。四天王之记载，见于不少佛经。”“以李靖之武功，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浑，史所谓古韩白卫霍何以加者，使成为新介绍来华之外来信仰中四天王（Maharaja—deva）之一人，历时既久则渐泯其与中国传统风尚不相调和之迹而益增其可以华化之处，此固宋明以还说部传奇之功绩。”

《西游记》第八十三回也提及哪吒与父亲冲突的故事，但化解冲突的是如来佛：

天王无奈，告求我佛如来。如来以和为尚，赐他一座玲珑剔透舍利子如意黄金宝塔——那塔上层层有佛，艳艳光明。——唤哪吒以佛为父，解释了冤仇。所以称托塔李天王者，此也。

这与《封神演义》中的情节大同小异。哪吒生而为肉球亦有渊源，《佛国记·毗舍离国·塔条》：

恒水上流有一国王，王小夫人生一肉胎。大夫人妒之，言汝生不祥之征，即盛以木函，掷恒水中，不流。有国王游观，见水上木函开看，见小

儿端正特殊，王即取养之。遂便长大，甚勇健，所往征伐无不摧伏。次伐父王本国，王大愁忧。……

生育肉球一类怪胎中外都不是绝无仅有，因而在传说故事中就成了神话幻想。华夏文化中也有这种例子。如《新编五代梁史平话》卷上写黄巢出世也是“生下一物，与肉球相似，中间却是一个紫罗复裹得一个孩儿”。不过《佛国记》写小儿长大后“伐父王本国，王大愁忧”，与哪吒、李靖父子参商颇为类似。

哪吒乃灵珠子化身，二次还魂又莲花化身。柳存仁寻绎出两个出处颇为有趣。《四游记》中的《南游记》第二回《灵光在斗梓宫投胎》写华光降生：

却说灵光上路，正走之间，被紫微大帝用九曲珠法，走转灵虚殿，来见大帝。大帝曰：“你这畜生，焉敢偷我金枪，放走二妖！好生把金枪还我便罢，如若不然，顷刻间叫你死在珠中。”光曰：“我何曾见你金枪？”大帝曰：“你令家人先拿回家去，何敢瞒我！”灵光再三不认。

大帝大怒，念起咒来，即把灵光困死于九曲珠内，把这朵灵光撇在半空，飘飘荡荡，无处依倚。有八景宫大惠尽慈妙乐天尊，正在打坐，忽见半空中一朵灵光，左冲右撞，无拘无束。天尊自思，不免用手招来，送往斗梓宫赤须炎玄大王那里去投胎，有何不可。

柳存仁认为，《封神演义》中哪吒之所以是灵珠子化身其实正是从这里的“灵光”“九曲珠”点化而来，这的确独具只眼。而哪吒之莲花化身，则可以追溯到《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三之《议论品》，其中说波罗乃国王娶一鹿母夫人，夫人产一莲花，弃花池中，莲花得五百叶，每叶下生一男儿。后五百子俱大，皆力敌千人。其长男至四百九十九男俱出家，而最幼之儿，逾九十日亦得辟支佛道，为父母现大神变。总之，即使就哪吒出世故事而言，也可见《封神演义》的渊源是以道教为核心的道儒佛三教的混融。

殷郊、殷洪故事的艺术张力

殷郊、殷洪的故事也很值得玩索。他们兄弟二人是纣王之子，纣王听信妲己之言害死他们的母亲姜皇后，又要斩杀他们，阐教神仙广成子、赤精子救他们上山，收为徒弟。

后来殷洪和殷郊先后奉师命下山助周伐纣，行前发誓，如改变念头，则受天谴。可是他们下山后受申公豹教唆，违背誓言倒戈反周，最后都受到惩罚，应了誓言，殷洪化为飞灰，殷郊受犁锄而死。

尽管纣王是暴君独夫，但公然鼓励儿子弑父，这无论如何不符合儒教的道德观念。正如申公豹所言：“虽纣王无道，无子伐父之理。……听何人之言，忤逆灭伦，为天下万世之不肖。”纣王杀子，虽然也灭绝纲常，但“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而以子杀父，则是大逆不道。这正是传统时代的“大道理”。钟惺有两段评语正是说的这个理：

殷洪对师发誓，言犹在耳，申公豹浮言安得插入。况当日亲见杀母，几遭杀戮，岂得一旦忘之哉！但申公豹之言，皆在天伦至极之处打转他，他不得不为之转念耳。

殷洪乃纣王之子，岂得概以违天论之。虽纣恶贯盈，而殷洪罪不应此，岂得定报之如誓当日？

既杀父兄又杀君王

《封神演义》中的道教神仙们公然鼓吹“父无道则子杀父有理”，以“顺天应人”否定儒教孝道，实在是非常大胆的思想。道教对儒教的这种冲击得到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现。第二十九回写崇黑虎“大义灭亲”，捉拿兄长崇侯虎献往周营，违背了儒教“悌”的伦理原则。儒家的化身周文王对崇黑虎的行为很不以为然：“是你一胞兄弟，反陷家庭，亦是不义。”

道教的代表姜子牙则予以赞扬：“贤侯大义，恶党剿除，君侯乃天下奇丈夫也！”“崇侯不仁，黑虎奉书讨逆，不避骨肉，真忠良君子，慷慨丈夫。古语云：‘善者福，恶者祸’，天下恶侯虎，恨不得生啖其肉，三尺之童，闻而切齿。今共知黑虎之贤名，人人悦而心服。故曰：好歹贤愚，不以一例而论也。”

儒家说“不义”，道教却说“大义”，其圆凿方枘昭然可见。

杀父、杀兄而外，《封神演义》又以赞扬的态度写杀君王：

……纣王将比干心立等做羹汤，又被夏招上台见驾。纣王出见夏招。见招竖目扬眉，圆睁两眼，面君不拜。

纣王曰：“大夫夏招，无旨有何事见朕？”

招曰：“特来弑君！”

纣王笑曰：“自古以来，哪有臣弑君之理！”

招曰：“昏君，你也知道无弑君之理！世上哪有无故侄杀叔父之理？比干乃昏君之嫡叔，帝乙之弟，今听妖妇妲己之谋，取比干心做羹，岂非弑叔父？臣今当弑昏君，以尽成汤之法！”便把鹿台上挂的飞云剑掣在手中，望纣王劈面杀来。（第二十七回）

……武王对众诸侯曰：“今日这场恶战，大失君臣名分，姜君侯又伤主上一鞭，使孤心下甚是不忍。”

姜文焕曰：“大王言之差矣！纣王残虐，人神共怒，便杀之于市曹，犹不足以尽其辜，大王又何必为彼惜哉！”（第九十六回）

《红楼梦》里贾政打贾宝玉，对劝解的众门客发话：“……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你们才不劝不成！”这一段描写曾经被称赞为“表现了封建卫道者和封建叛逆者之间的严重冲突”，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封神演义》却实实在在写到“弑君杀父”，并予以表扬赞美。

这在《武王伐纣平话》里已经滥觞，而且表现得更彻底。在《武王伐纣平话》里纣王之子殷交梦见神人赐他“破纣之斧”，“入华山中聚兵，一心待破无道之君”，而最后又与太公、武王联手擒捉纣王，并亲自斩杀，纣王竟被杀于亲子之手：

太公传令，教建法场：大白旗下斩纣王，小白旗下斩妲己。帝问曰：“教甚人为刽子手？”问一声未罢，转过殷交来奏：“陛下，小臣愿为刽子。陛下听吾诉之曰：纣王昔信妲己之言，逐臣到一庙中，以（即“已”之异体字——引者）睡朦胧，（梦神人——引者拟补）赐臣一杯酒，饮之力如万人；又赐臣一具百斤大斧，教斩无道之君。以此神祗所祝，臣合为刽子。”武王曰“据有此事，依卿之言。”

武王并众文武，尽言无道不仁之君，据此合斩万段，未报民恨。言罢，一声响亮，于大白旗下，殷交一斧斩了纣王。

这种描写表现了元代人思想的解放和大胆，弑君杀父集于一人之身，真是“无父无君”。元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和社会，有一种“浪子风流、隐逸情调和斗士精神融汇而成的反抗叛逆的时代精神”，“是明中叶以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梁归智：《浪子·隐逸·斗士——关于“元曲”的评价问题》，《光明日报》1984 年9 月4 日）。《封神演义》对《武王伐纣平话》叛逆思想的继承对此说又提供了一个佐证。

总之，《封神演义》的思想是以道教思想为主体，吸收改造了儒佛二教，形成一个开放性的道儒佛三教融汇的艺术载体。

本讲提要：

《封神演义》的思想是三教并尊而以道教为至尊——《封神演义》中道教参与政治的构思受历史启发——“三教”所指在《封神演义》中的变化——成功地将道教和佛教两种宗教境界用不同的艺术境界表现出来——构成佛教宗教精神境界的意象——用道家、道教的思想淡化、否定儒家思想专制主义的一面，强化其较符合人性的一面——对“三纲五常”采取开放态度——哪吒与殷郊、殷洪故事的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