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宸

摘   要：本文基于全国1978至201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及经济增长三个变量间的影响关系，根据脉冲响应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到结果：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随时间推移由正向转为负向，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存在相互正向影响关系。最后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要素市场、制度优化等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向量自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20）04-0010-08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不断推进，城市化和人均产出均取得了长足进步。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58.52%，人均GDP达到59201元人民币，相较于1978年的数据分别增长了2.27倍和152.77倍。伴随经济的发展，城乡收入比不断扩大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历史顶点3.12∶1，对比1986年的2.1∶1增幅48.6%。2016年和2017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分别为2.72和2.71。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不仅严重约束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增长动力的转变，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忽视收入不平等容易导致社会动荡[1]。

李克强总理于2013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曾提到，“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也是最大的内需所在”。然而，关于城市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论不尽相同。程开明、李金昌，阮杨、陆铭等从资本流动的角度出发，认为城市化的推进会使投资更多的投向城市区域建设，同时城乡分割的体制将进一步增强城市对农村的经济虹吸效应并由此加大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2-3]。郭剑熊等则认为城市化带来的城乡间劳动力流动会增大城市劳动供给，从而降低城市劳动力的薪资水平，同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相应减少又提高了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并间接提高了其收入，使得要素报酬均等化，一定程度上有效的缩小了城乡间收入差距[4]。周云波，李子叶、韩先锋，陈斌开、林毅夫 等认为城市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存在一种先扩大后减小的影响趋势，即城市化初期乡村中具有资本或技术等比较优势的群体进入城市使得城乡差距扩大，而到城市化中后期时，要素报酬的均等化会使得城乡收入差距开始减小的走向[5-6]。郑万吉、叶阿忠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剖析，认为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固然在短期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于长期来看将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抑制作用，从而对地区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7]。

针对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关系问题，Fishman&Simhon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将缩紧穷人的信贷约束，并进一步抑制其投资机会，因此较大的收入差距难以促进经济增长[8]。Galor&Moav认为人力资本仅在一国人均产出较高时可以明显得促进经济增长，而不理想的收入差距将制约低收入者们人力资本的投入，由此收入差距愈小，经济增长愈容易取得进步[9]。

既有文献大多关注城乡收入差距和城市化率的关系或者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鲜有关注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三者的动态影响问题。本文基于我国1978至201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将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三者关系联合起来，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得出三者间的函数关系，对三者内部的动态影响关系进行探究。

二、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

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的概念界定不尽相同。本文所述的城市化是一种可以用城市化率来表示的相对狭义的城市化，主要指农村地区居民向城镇地区转移的过程。城市化生而为一种非均衡进程，农村人口在城乡差距存在的背景下，通过衡量搬迁成本和预期收入的取舍做出迁移与否的选择，而若农村地区收入与搬迁成本之和大于或等于城市地区收入，则城市化将缺乏最基本的动力，同时也可以认为该生产力水平下的城市化过程已经完成，开始步入成熟期的城市化。

根据传统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始终存在，但会通过城市化的进步得到缩减。然而事实却是：世界上几乎不存在一个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不扩大的国家，只是有些国家的处理措施得当，有些国家相应的存在欠缺。针对这个问题，本文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相对于工业化来说农业本身具备一定的脆弱性，即便有了许多先进技术的改善，其仍受到许多本身固有的特性所制约，如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较高，不能跳出生产周期的自然约束等，这也导致了农业无法做到像工业生产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缩短生产周期增高产量。不仅如此，从产品角度来看，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较低，所谓“谷贱伤农”，产量丰收时并不一定带来农民收入的增加。因此，仅仅依靠农村地区人口的减少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大概率是不现实的。

其次，城市化进程可以视作工业化的伴随现象，而细观我国城市化进程可以发现其本身是农村资源向城市流动的过程，这当中一方面是人力资本的流出，一方面是物质资本的流出。由于户籍制度等门槛的存在，农村地区人力资源的向城市流出往往是具备较为优质人力资本的人口，而非传统理论所说的“剩余劳动力”，同样在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中，其必然伴随着物质资本等的城市转移，转移成本愈高，物质資本的流出愈多。

最后，在初期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尤其在存在政府导向的城市化中往往伴随着城市偏向的政府政策，这一定程度上将更多资源调配给了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甚至是被“吸血”的，城市倾向愈严重，其过程中导致的收入差距则愈大[10]。在本文后续的脉冲响应分析中也发现了这一点，城市化发展的前期发展几乎不可避免的会带动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与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有类似之处。

为了验证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高速经济增长中的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本文将进行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三、研究方法和变量选取

城市化。对城市化率的测量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为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第二为户籍人口城市化率。考虑到我国的城乡分割体制，大量从农村进城务工的人员难以获得城市户口，而城市的工业经济发展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存在较强的依存关系，故本文采取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作为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指标。具体计算方式为：若用URBit表示第i个城市t期的城市化水平，则URBit=i城市t期的常住人口/i城市t期的总人口。

城乡收入差距。现有文献中收入差距的相关描述指标包括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库兹涅茨比率和结构相对数等。考虑到各指标的优缺点，本文采取结构相对数作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描述，以GAP为变量名称，根据已有文献的结构相对数做少许变动，则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对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Yu表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r代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GAP值越大表示收入差距越大。

经济增长。根据已有的实证研究，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目前学者们广泛采取的两种衡量指标，但总值的数据难以体现我国国民个体的经济状况，采取人均数据可以更好的体现经济发展的均衡程度及经济增长中人口的影响程度。因此，本文选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以GDP记为变量名称。

以上变量（URB、GAP、GDP）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年度数据。为了一定程度上减少随机误差项的异方差性对模型回归的影响，本文针对选取的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处理后的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分别记为LNURB、LNGAP和LNGDP。本文实证分析借助于Eviews10.0软件。

四、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采取ADF检验法对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表1中，LNURB、LNGAP和LNPGDP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示均非平稳，接着对三者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处理后ADF检验显示为截距项平稳，拒绝三者存在单位根的。由此可以认为在5%的显著水平下，DLNURB、DLNGAP、DLNGDP为一阶单整，记作I（1）。

（二）向量自回归模型构建

依据表2的信息准则检验可结果可选取模型的滞后值为4并建立VAR（4）。接着依据生成的AR根判断其稳定性：若模型所有根的模的倒数均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则可判定模型稳定。若建立的VAR模型不稳定，将导致后续分析失去意义。根据表3和图1可知AR根的值符合上述判定法则，故建立的VAR（4）是稳定的。

（三）协整检验

根据建立模型的基本出发点，当某些经济变量与某经济系统相关时，这些变量间应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短期内，这些变量可能会因为随即干扰项的存在偏离均值。倘若这种偏离是暂时的，变量会随时间推移逐渐回归均衡状态，则可判定这些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倘若这种偏离一直持续，则判定这些变量不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取Johansen协整检验做进一步的协整分析。由表1可知，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数据均为一阶单整，符合Johansen协整分析的条件。接着依据上文建立的VAR（4），得到协整检验结果，见表4。

根据上表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URB、LNGAP、LNGDP的特征根迹检验与最大特征值检拒绝存在0个和1个协整向量的假设，接受最多2个协整向量的假设，即三者之间存在2个协整方程。因此可以判断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

（四）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由于协整检验仅可以检验多个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而无法展现某单个经济变量变化对其他变量冲击的综合反映，而脉冲响应函数可以较为直观的体现这一变化。下图2与图3分别给出了LNURB和LNGAP，LNURB和LNGDP相互间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图中横轴表示因变量受到一个单位标准差冲击后的响应期数，纵轴表示因变量受到冲击后的响应大小，实线为生成的脉冲响应函数，虚线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图2表示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脉冲响应曲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在给定城市化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后，城乡收入差距立即呈现正响应，在第3期达到一个高峰，随后影响效应开始下降，直到第7期转为负响应并趋于平稳，即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呈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从图3中可以看到，在本期给定城乡收入差距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其对城市化的前5期影响效应是负向的，尤其第4期时这种负的影响达到最大，此后不断削弱直到第6期时转为正响应且影响程度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

在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发展阶段时，得益于资源、政策等的优势，城市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其居民收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而农村地区依赖的传统农业很难获得突破式增长，其发展则相对缓慢，城乡收入差距天生是存在的。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区域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不断壮大发展，由此引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地区人力市场，农村人均生产力由于分母（即农村总人口）的减少得到了提高，进一步地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也得到了提高。与此同时，城市地区的人口流入会导致城市人均生产力由于分母（即城市总人口）的增加而减弱，进一步地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也将一定程度上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得到缓解。但实际的事实情况往往并非如此，相反，世界上几乎不存在一个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不扩大的国家，只是有些国家的处理措施得当，有些国家相应的存在欠缺。总的来说，城市化在初期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但随着农村与城市的资源配置不断優化，要素报酬等不断趋同，城乡收入差距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图4表示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曲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在给定城市化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后，经济增长立即呈现一个正响应，接着在第2期达到一个小高峰，随后趋于平稳且一直存在较强的正响应，即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经济表现出良好的增长趋势。接着观察图5可以发现，在给定经济增长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经济增长对城市化同样存在正向的脉冲响应，这种响应在第一期表现为0，随后缓慢波动上升，在第7期达到一个高峰，随后开始减弱。总的来说，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相互影响，城市化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反过来也会促进城市化进步。

当城市化水平发展到较高层次时，城市的种种特性逐渐被放大并作用于周边乡村经济发展，如溢出的资本、信息、技术、人才等资源在高度城市化的作用下逐步形成推动力，通过辐射带动效应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城乡互补而非单方面“吸血”的局面。[11]纵然短期分析中，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在所难免，大量涌入的农村劳动力甚至会对城市的就业市场、医疗系统、教育体系等方面带来一定负担，但仍可通过不同的行政或市场手段进行弥补与补救。而一旦越过城市化的拐点，农民的非农方面收入不断增加，城市各产业迅猛发展，对农产品及高品质有机食品的需求增加，农产品市场将被进一步注入活力，农村的经济增长得到显著提高，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有较强的缩减趋势。这一点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同样得到了论证，城市化发展的推进于长期来看并非总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相反，其将通过种种路径“回馈”乡村区域的经济发展，进而在脉冲响应图中的中后期显示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

图6表示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曲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到，在给定经济增长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经过了第一期的负响应后立即转为正响应，且响应效果不断增大，于第7期达到一个高峰并接着开始减弱。图7表示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脉冲响应曲线图，观察可发现，在第一期之后，城乡收入差距立马呈现一个正响应并于第2期达到顶峰，随即不断削弱并于第5期降至无响应，第6期后响应逐渐平缓。分析结果，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悖于我们的常理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会反过来促進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仔细剖析，其中的“奥妙”在于我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我国的城市化尚未成熟，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匮乏，难以承担经济活力较强的产业转移。由于城市无论从“硬件”、“软件”方面条件均远胜于乡村区域，故资源自然而然的向城市流入并取得丰硕的经济增长，同时也使得两地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五）格兰杰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一种衡量时间序列间相互影响关系的方法，其本质为检验两变量的联合预测误差是否小于其中单个变量的预测误差。在建立的VAR（4）中对LNURB与LNGAP、LNURB与LNGDP以及LNGAP与LNGDP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到结果如表5所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当滞后阶数为3时，不拒绝LNGDP是LNURB的Granger原因，同时不拒绝LNURB是LNGDP和LNGAP的Granger原因，滞后阶数为2时，不拒绝LNGAP是LNGDP的Granger原因，这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互为格兰杰原因，同时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该检验结果也与上文脉冲响应分析的结论基本一致。

在建国初期为配合工业化的推进，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如城乡迁移制度、福利分配制度等手段来人为的控制城市化的进程，使其最大限度地为当期的工业化服务[12]。这期间，城乡地区的二元经济相对独立，收入差距也较为明显。根据统计年鉴数据的测算，1978年我国城乡地区收入比达到2.57，这一数据相对于2017年的2.71也仅仅少了约5%。改革开放后，市场的作用不断凸显，且随着政策的逐步松绑如在1996年在取消了常住人口登记表中的“农业”与“非农业”两种类型户口，我国的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至1993年双轨制经济结束，计划经济正式退出舞台，市场化的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村的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13]。从相对量来看，1996到2017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以年均3.16%的速度增长，从绝对量来看，这期间年均城市化增长率达到1.34%。而此时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几乎同步开始走高，直至2009年达到3.12的峰值并开始回落。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和城市的快速扩张，城乡间的收入分配问题值得关注。厘清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三者的相互关系不仅可以为缓解收入差距矛盾提供理论依据，也能为深化经济社会改革提供有用的政策建议。通过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随时间推移由正向影响转为负向影响。改革开放初期，随着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向城市地区集聚，农村地区人口收入的增长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但随着城市地区劳动力供给的增加，技术、资本等要素同时的不断饱和并逐渐溢出，城乡两地要素报酬逐步均等化，收入差距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第二，我国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相互存在正向影响且互为格兰杰原因。一方面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城市的种种效应降低社会生产成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持续进步，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亦可以促进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回顾过往的几十年，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步伐的不断迈进，经济集聚的优势逐步显露，国民经济活力得到极大的激励，良好态势的经济又反哺了城市的投资建设，有利于城市的进一步扩张。

第三，我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会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阻碍的资源的跨地区流动，资本更倾向于投向回报率较高的城市地区以获得最大化的利益，经济的不断增长也更加加重了这一方面的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主要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应坚持城乡的统筹发展，促成城乡发展利益共享的格局构建。通过统筹发展的布局规划引导非农产业相关的投资逐步向乡镇和农村区域转移延申，使得工业产业在城乡两地尽可能地平衡发展，并以此逐渐消除城乡两地收入差距的物质基础，推进差距的逐步收敛。其次，不断提高我国各区域尤其是内陆城乡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并结合时下“一带一路”的政策积极鼓励各省市城乡的融入。一方面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等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走出去，拓宽产品销售渠道以刺激国内生产，同时引进了国外的优秀技术不断优化提高我国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承接与自身优势吻合的产业转移，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最后，继续优化完善我国城乡统筹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在经济进步的同时不能忽视低收入者，在农村地区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城市地区提高失业救济基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将农村户籍人口逐步纳入社保体系，通过福利制度等方式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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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