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

保护投资者权益必须提高效率，否则就成為一句空话。

《证券期货行政和解实施办法》的出台就是为了提高执法的效率。可是，从过往试点情况来看，历时5年只达成和解两个案例。而且第二个案例（“司度”公司案）曝光于2015年股灾时，达成和解的日期则是今年1月份，这个效率还是太低了。

行政和解制度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作为一项辩诉交易，受到指控的公司一方面“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自己违法，另一方面愿意与监管机构达成一致协议，免于继续追究，但在经济上必须拿出一笔资金解决赔偿问题。

行政和解制度的优势在于高效的解决问题，使得受害者拿到经济补偿，可以避免较高的诉讼成本。

需要注意的是，行政和解有其基础和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之下，才会和解。

这个基础就是——严厉的法律、严格的执法，而和解的内在逻辑是双赢逻辑。

众所周知，证券类违法犯罪活动具有取证难的特点，有时候很明显的内幕交易，可是你没有千里眼，也没有顺风耳，难以找到证据，提起诉讼;另一方面，法律严苛，官司真打起来也难免不被抓住尾巴，对于某些违法者，如果有一个悔过的机会，即使付出巨大的金钱补偿，也多半会愿意。

但是，如果没有上述基础，也就是法律不严、违法成本很低的情况下，违法者当然不会愿意和解，而是愿意接受处罚。不就是区区“60万元罚款”“禁入市场”等措施嘛，不痛不痒，无足挂齿。

因此，要使《证券期货行政和解实施办法》真正有效，必须修订《刑法》，加大证券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力度，以形成有效的法律威慑。

此前，证监会多次表态，要推动《刑法》修订，投资者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