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艳 姜丽华

【摘 要】公案文本往往存于元杂剧多个门类之中，鬼魂戏中设置公案情节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在我国古代传统中，鬼魂信仰对公案文化具有深远影响。鬼魂戏中的公案情节具有叙事结构程式化的特点，一般都结局圆满，鬼魂成为判官审案的辅助力量。公案中清官与赃官的形象也在鬼魂戏中有着充分的诠释。

【关键词】元杂剧;鬼魂;公案

中图分类号：J8    文獻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24-0028-02

现存的元杂剧，按照题材划分，可分为历史戏、爱情戏、社会戏、神话戏、公案戏。据朱权《太和正音谱》分类法，把杂剧分为十二科，其中第十二科“神头鬼面”即传统说法中的鬼魂戏。鬼魂戏是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一个特殊类别，在戏曲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在臧懋循的《元曲选》和隋树森的《元曲选外编》中，鬼魂戏所占比重较大，有十五出。如关汉卿的《西蜀梦》《窦娥冤》、武汉臣的《生金阁》、郑庭玉的《后庭花》，曾瑞卿的《留鞋记》等。这些剧目中，鬼魂形象的出现一般集中在第二折第三折中，或是追求爱情，或是为了友情，或是申诉冤情。总之，主角都是以鬼魂的形象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延续着主体活动，深化主题思想。而在结局中，有一部分则借用公案形式推动剧情发展，如《窦娥冤》中，窦娥含冤而死，其幽魂托梦给父亲——两淮肃政廉访使窦天章，最终冤案得以平反;《生金阁》中，包侍制施以计谋赚取生金阁，定罪庞衙内，还郭成一家公道;《留鞋记》中，包侍制当堂勘问郭华之死，促成再生缘;《神奴儿》中，包侍制惩治奸恶，还神奴儿母亲清白;《盆儿鬼》中，杨国用被害，包侍制斩杀凶手“盆罐赵”夫妇;《后庭花》中，包侍制明察秋毫，侦破两桩命案，等等。

公案文本存于元杂剧多个门类之中，在鬼魂戏中设置的公案情节则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

一、鬼魂意象对公案文化的影响

《礼记·祭义》有言：“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古人认为鬼魂是人肉体死亡之后灵魂的存在形式，是一种精神幻体。先民们认为人死后灵魂是不会散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鬼魂。它们以另外一种形式保佑家人平安，也可以完成生前未了的心愿，冤魂昭雪之后才能回到阴间，今生未了的情缘也要了断。还可以轮回转世重新为人，历经再一世的磨练。这种观念在中国世代相传，影响着社会生活和文化等诸多方面。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由于文化迥异，元朝统治者统一中国后，废除了科举制度，关闭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入仕之门。体现在法律上，《元史·刑法志四》记载：“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在如此艰难压抑的环境下，剧作家托古讽今，在杂剧中伸张民族大义、体现文人风骨，创造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将鬼魂形象融入杂剧创作中，一方面是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另一方面，是为了真实再现社会黑暗现实，寻找乐观寄托。其作用深远广泛。

鬼神和清官历来是封建王朝处理刑狱所倚重的力量。传统信仰使得古人对神判、鬼神显灵的认知根深蒂固，元代剧作家们利用人们的这种信仰使得鬼魂自然成为清官审案的辅助力量。元杂剧鬼魂戏中包拯是主要的清官形象。对于《窦娥冤》中的窦天章，人们对其是否为清官有颇多争议，但窦天章不是贪官污吏，而且结局是窦娥平冤昭雪，所以可以不把窦天章看成是赃官。

鬼魂戏中设公案情节即把鬼神和清官两种重要力量结合起来。清官断案通常有以下几种方式：当堂审问简明断案、刑讯拷问迫使嫌犯自愿伏法、刑侦法找寻证据侦破案件、设计智取嫌犯供词。而鬼魂戏里则另辟蹊径，用鬼魂托梦、状告、设迷、还魂等诸多超自然力量伸张冤情。作为戏曲来说，鬼魂入戏自然增加了舞台效果，但这精彩纷呈的舞台演绎背后，体现出我国古代传统中，鬼魂信仰对公案文化的深远影响。

二、公案情节设置的固有模式

元杂剧鬼魂戏一般具有大致的框架。首先，鬼魂登场是主人公生前活动的继续。无论主人公是想与命运继续抗争还是渴望再续前缘，鬼魂情节的安排都利于推动剧情发展，实现圆满结局。其次，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彰显主题，最终都要回归现实。主人公或者还魂，或者大仇得报，均要体现在有血有肉的现实世界里。最后，鬼魂戏的叙事结构是按照背景起因、死亡、鬼魂作为、团圆结局等四个部分来安排的。

基于此，鬼魂戏中公案情节的设置有如下特点。一是结局圆满。《窦娥冤》中，窦娥的幽魂托梦给窦天章，质证公堂，窦天章下断：“张驴儿毒杀亲爷，谋占寡妇，合拟凌迟，押付市曹中，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升任州守桃杌并该房吏典，刑名违错，各杖一百，永不叙用。赛卢医不合赖钱，勒死平民;又不合修合毒药，致伤人命，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蔡婆婆我家收养。窦娥罪改正明白。”《留鞋记》中，秀才醉酒错失与月英相会，醒来悔恨难言吞帕而死，包侍制当堂勘问，幸得神明护他性命，剧末唱道：“也不枉了一春常费买花钱，谁承望包龙图到与我递丝鞭，赢的个洛阳儿女笑喧阗。都道这风情不浅，准备着今生重结再生缘。”如此结局，完全符合善恶有报的观念。无论是考虑到受众的接受程度，还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或是剧作者本身的取舍，在公案情节的推动下，终会是大团圆结局。

二是鬼魂出面对簿公堂，成为判官审案的辅助力量。以鬼魂超自然的力量化解冤情正是元杂剧中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但鬼魂的状告、作证等行为所起到的终究是辅助作用，最终解决问题的并不是鬼魂，而是真实世界的人。《生金阁》中，秀才郭成因梦问卜，知百日之内有血光之灾，遂携妻李幼奴进京，走时带走父亲交其的祖传宝物生金阁。哪知在汴京旅店遇权贵庞衙内夺妻杀身，郭成变为无头鬼在城中作祟。剧情发展至此，“日间剖断阳间事，到得晚间还要断阴灵”的包拯登场，便衣私访发现没头鬼，命人将鬼魂拘至开封府听其诉冤。剧作者没有把斗争希望寄托于虚无的鬼魂活动中，任凭没头鬼魂如何作祟也还是要对簿公堂，由包拯审知详情，“略使些小见识，智赚出杀人贼。”《盆儿鬼》亦如此，杨国用外出经商，回家途中在“盆罐赵”夫妇家寄宿，夫妻俩谋财害命，不仅杀了杨国用，还把其尸首烧成灰，制作成瓦盆送给退休差吏张撇古。瓦盆“叮叮当当”诉冤，恳请张撇古带它至开封府伸冤。瓦盆开口，无论情节多么荒诞，最终也是借助包拯之手提来“盆罐赵”夫妇，审问具实，将二人斩杀，还杨国用一个公道。

三是叙事结构程式化，基本依据案发、审判、结案的固有模式，此亦为公案戏演绎脉络。《神奴儿》一剧，汴梁有两兄弟李德仁和李德义，两房只德仁有一个儿子神奴儿。德义夫妇为了争夺家产，死气兄长又赶走大嫂母子，之后勒死神奴儿并诬陷大嫂害夫杀子，此为案发过程。包拯放屈死冤魂神奴儿登堂陈词，此为审判过程。最后结案，王腊梅不顾人伦，勒死亲侄，市曹中明正典刑;李德义主家不正，知情不首，杖断八十;何正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重赏花银十两。

鬼魂戏中公案戏份的设置皆为一剧一案，没有错综复杂的戏剧情节，叙事结构简单明了。

三、公案中的清官与赃官

元杂剧作品中鬼魂可以找清官断案，而现实生活中百姓忍辱含垢，伸冤无门。这种悲剧设定从侧面反映出冤案是封建专制下的必然產物，人们将美好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鬼魂戏中主角生前任人宰割，所遇官吏颠倒黑白，草菅人命，死后其鬼魂便向清官诉愿。清官与赃官的形象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蒙元帝国建立，战乱初定，蒙古贵族入主中原，给予蒙古人、色目人极大特权。据史料所载，元代贪官污吏搜刮、压榨百姓超过历代。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罢免了18473名赃官污吏，处理了5176件冤案。这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实际情况要更加严重。元杂剧鬼魂戏基于此背景产生，剧作家把鬼魂搬上舞台，借助鬼魂形象推动公案剧情，再现黑暗社会现实。

《窦娥冤》中，张驴儿诬告窦娥，“告状来的要金银”的贪官桃杌草率地将窦娥处斩。《神奴儿》中，“水面打一和，糊涂做一片”的县官和外郎，畏惧权豪、贪酷昏聩。从案发到对簿公堂由赃官断案，这一过程往往是对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极端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致使社会矛盾异常激化，权豪势要仗势欺人，得到官府庇护，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由此产生大量冤案。

千万遭受迫害的百姓无不希望能有伸张正义之士救他们于水火之中，于是具有反抗精神的清官形象应运而生。他们铁面无私，敢于和一切黑暗势力进行斗争，清官断案的过程无不体现着强烈的反抗精神以及对正义的憧憬。鬼魂戏中清官出场的情节一般有两个特点，一是在赃官错判之后惩恶扬善;二是被害鬼魂直接状告后阴阳并审。无论以何种方式出场，清官这一角色都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他们为民执法，实现的是人民大众的理想。

元杂剧鬼魂戏中的清官与赃官形象有着鲜明的对比，清正廉洁的清官和贪赃枉法的赃官在当时都具有积极的教化作用。一来赃官的丑恶嘴脸被搬上舞台深度刻画之后，对一些为官之士或即将步入仕途的年轻人有一定的警醒作用;二来也鼓励了百姓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尽管当时的局势不容乐观，但在排遣压抑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朱权.太和正音谱[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孔子.礼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7.

[3]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5]臧晋叔.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