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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互呛,友谊翻船

2020-09-26莫一奥在这

百家讲坛 2020年8期
关键词:马奈左拉德加

莫一奥在这

每个时代都有艺术家交恶的例子,比如米开朗琪罗曾对达·芬奇的老套画法进行过不留情面的讥讽,而作为长辈的达-芬奇不甘示弱,说做雕塑的人太脏,总把弄得自己跟刷墙、烤面包的工匠一样。如何让友谊翻船,这两位大师做了“很好”的示范。

透纳和康斯太勃尔是19世纪初英国最为闪耀的两位艺术家,他们很少交谈,但只要彼此的作品聚在一起,必将引发一番波涛汹涌的暗斗。

透纳是工作狂,终生未婚,个性锋芒毕露;康斯太勃尔有些腼腆,是典型的英国绅士,直到54岁才成为皇家艺术学院的正式会员,整整比透纳晚了28年,所以憋了一肚子气。

1832年,两人同时参加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沙龙,他们的作品被安排在同一面墙上并列展出。康斯太勃尔的画法相对古典,他用两年时间完成的《滑铁卢桥的落成》色彩斑斓,十分惹眼;而透纳的《海景》画面比较单调,只是汹涌的海浪和几只帆船。

当时沙龙允许艺术家在开幕前三天对作品进行调整,以保持画面色泽鲜亮。那天,康斯太勃尔正对作品进行最后的修改,透纳不时来到展厅,悄悄观察他的进展,并趁他外出时在自己的作品上添了个红点,然后迅速离开。康斯太勃尔回来后发现了那个红点,自言自语道:“他来过了.还向自己的画开了一炮。”

开幕前一天,透纳再次出现,把那个红点改成一只漂在海上的浮标,画面瞬间生动起来,而旁边康斯太勃尔的作品显得有些笨拙,最终沦为陪衬。近200年过去,这两幅画仍按最初的方式被挂在英国泰特美术馆中,“较劲”还在继续。

其实透纳的做法情有可原,因为康斯太勃尔做过更过分的事。他曾凭借在展览委员会中的地位,用自己的画换掉了透纳原本展于主厅的画,并将其挂在一个不太起眼的侧厅里。透纳一直对此耿耿于怀,伺机较量,终于在那次沙龙中翻盘。

在印象派的代表人物中,塞尚属于不合群者,偏执且少言,文学家爱弥尔·左拉与他相识较早,算是他为数不多的朋友。从艺术到文学,从生活到感情,他们无话不谈。

1886年,这段友谊出现转折。左拉在小说中以塞尚为原型,描述了一个失败画家的艺术生涯。塞尚对此极其厌恶,收到书后回了一封字少事大的绝交信,“亲爱的左拉,非常感谢你寄给我的新小说——你曾经的挚友塞尚。”

“曾经的挚友”,意思再明确不过。此后的十多年间,两人再没联系过,直到1902年左拉逝世,塞尚闻讯悲伤不已,而此时他正经受病痛的折磨,脾气愈发暴躁。四年后,塞尚也匆匆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印象派大师德加终生未婚,甚至连一段真正的恋爱也没谈过。他的情感问题曾引发外界各种猜测,凡·高、左拉和博纳尔常开他的玩笑,马奈更是直接说“德加无力爱女人”。

生活中的玩笑,德加不会放在心上,因为对他来说画画才是最重要的,他可以对任何不尊重自己作品的朋友翻脸。

德加曾送给马奈一幅《马奈与夫人》,画中的夫人正在弹钢琴,马奈则懒散地坐在沙发上,目光游離。马奈看到画时非常不爽,认为德加画出了他们夫妻之间冷淡的关系:夫人背向马奈,而马奈满不在乎。马奈当时正与女画家莫里索玩暖昧,他觉得德加知道的太多了,于是剪掉了画面的右半部分。对这种故意破坏自己作品的行为,德加大发雷霆,两人的友谊也暂时走到尽头。

比起上面几位,贾科梅蒂与萨特的相遇和诀别更文艺。

1939年,贾科梅蒂照例在咖啡馆逗留到很晚,大部分客人已回家,只剩临桌的一个烟斗男。片刻,烟斗男朝他探身,说:“我常在这里看到您,觉得我们会是知己。今天我碰巧没带钱,您能帮我付账吗?”贾科梅蒂答应了,随后两人聊了起来,颇为投缘。

几年后,这个叫萨特的烟斗男完成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用文字深刻地剖析社会,逐渐成名;而贾科梅蒂将手中的雕塑反复打磨,使刹那凝为永恒。

后来贾科梅蒂被一位女士酒后开车撞到,成为跛足,但他非常乐观,若无其事地住进医院疗养。萨特却觉得贾科梅蒂的生活太无聊,在文章中写道:“贾科梅蒂的生活中总算发生了一件事情。”贾科梅蒂知道后非常生气,说:“他几乎天天见我,还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只能证明他完全不了解我,我的生活中每天都有事情发生!”从此,贾科梅蒂再不愿见萨特。

1945年,36岁的培根与23岁的弗洛伊德相识于伦敦。也许因为祖辈上的相似——培根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后人,弗洛伊德则是精神分析学派始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孙子,两人第一次见面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此后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并常在酒吧讨论艺术。那时他们籍籍无名,对肖像画有着不同的认识。培根认为传统肖像画几乎无法表现动态,更谈不上体现丰富的心理活动。弗洛伊德的绘画则建立在素描功底上,但在培根的影响下,他渐渐放弃以往的绘画方式,“我想,培根自由的画法促使我变得大胆,当我意识到自己是在描线而不是绘画时便非常恼火,此后多年没再画过素描。”正是这些差异,为两人的友谊埋下隐患。

1971年,巴黎大皇宫为培根举办大型回顾展,这是他在艺术生涯中的巨大成就。展览开幕前两天,培根的伴侣因服药过量死在酒店,使他的脾气愈发暴躁。不久,他与弗洛伊德在一次剧烈争吵后不欢而散,最终彻底决裂。

后来,培根公开说:“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弗洛伊德,只不过他老是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而弗洛伊德如此回应,“当我的作品逐渐成功时,培根就变得刻薄又恶毒了。他真正介意的是我的作品不断增值,有时会忽然转过头来对我说:‘当然了,你现在多有钱!这种感觉很奇怪。”

友谊虽终结,两人的艺术成就却不容忽视。在混乱的20世纪,他们的作品共同显示了一种反理想主义的倾向,那是对所处时代最真实自然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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