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姝雅

【摘 要】音乐剧《悲惨世界》是享誉全世界的经典剧目，自它首次公演以来，被改编成多个版本，历经四十年仍然盛演不衰、热议如潮。笔者从服饰史论、服饰社会心理学等理论角度切入，深入分析了在音乐剧《悲惨世界》25周年纪念演唱会中，主人公冉·阿让的舞台服饰造型对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与意义。

【关键词】《悲惨世界》;舞台服饰;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J8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25-0006-02

音乐剧《悲惨世界》是由伟大的法国音乐剧作家鲍勃利和勋伯格联手创作的一部经典剧目，改编自法国小说家维克多·雨果的同名小说。作为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极少有音乐剧的成绩可以像它这样辉煌。自1980年巴黎首演以来，便逐渐以21种语言同时在世界多个城市上演，卖座率超过其他三个剧目。不可否认的是，音乐剧《悲惨世界》是不朽的经典。这部剧作通过一系列的人物冲突与连贯事件塑造了冉·阿让、沙威、珂赛特、马吕斯等个性鲜明、形象鲜活的极具代表性的戏剧形象，再现了19世纪法国的社会历史和阶级矛盾的全貌。剧作家根据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人生命运为其量身打造了音乐主题，使得他们在舞台上的形象更加立体饱满、深入人心。本文的重点是在分析音乐剧经典台词的基础上，从服饰史论、服饰社会心理学等理论角度切入，深入分析音乐剧《悲惨世界》25周年纪念演唱会中舞台服饰对塑造主人公冉·阿让人物形象的独特作用与意义。

一、服饰交代人物背景

舞台人物的服饰造型是观众观看音乐剧时最先看见的重要元素，演员往往一亮相就能直接吸引观众全部的注意力。它在舞台上承担着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和表现戏剧主题的功能。舞台上不同的人物服饰造型特点，代表了舞台上相应的戏剧时代背景、叙事情节和人物状态的变化。冉·阿让在音乐剧《悲惨世界》25周年纪念演唱会中一共有5套服饰，笔者重点分析其中的三套服饰。

在音乐剧中，冉·阿让第一次出场时的身份是关押十九年后获释放的罪犯，他的服饰造型是在原有的囚服外面裹了一件又脏又破的长风衣。囚服上衣的中间印着他在监狱的编号24601，尽管他已经获准出狱，但是囚犯的身份仍然涂抹不掉。这个长风衣款式普通，薄且破旧，无力御寒，颜色为土黄色，没有多余装饰，只做蔽体所用，更准确地说这只是一件为了遮掩身体的囚服。这个服饰造型非常符合冉·阿让现在的处境，他所代表的是法国社会中最下等的穷人形象。他带着牢狱的编号走进人群之中，醒目的号码提示着所有人他是罪犯的事实，这身衣服最大程度地说明了这个人现在的生活处境和以后即将遭受到的种种屈辱与不公。

二、服饰塑造人物身份

在音乐剧中，冉·阿让的第二个服饰造型彻底改变。冉·阿让改头换面，隐姓埋名为“马德兰”，他摇身一变为法国蒙特勒伊小镇的市长和一个治理工厂有方、广发善心的企业家，与之前的狼狈罪犯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在舞台上，冉·阿让一出场，他的服饰造型就说明了一切。冉·阿让穿着“毛宁·科特”（Morning Coat）晨禮服，黑色礼服内套着“基莱”（Gilet）背心，下着“庞塔龙”（Pantalon）长裤，为被冤枉的穷女芳汀求情，这时舞台上的所有人都尊敬地、礼貌地称他为“马德兰先生”。他高贵的身份、优雅的气质和沉稳有力的话语在这身衣裳的加持下使他彻底完成了穷人身份的转变。人物的服饰造型在这里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哪怕坐在台下的观众对雨果的原著小说和音乐剧的故事情节一无所知，也能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服饰在视觉上的巨大优势，它本能地让人能够快速进入并相信眼前的这个人物。在音乐剧中，冉·阿让这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为法国大革命后，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在西方服饰史中，这一阶段的服饰处于欧洲服饰进程中的“新古典主义和帝政时期”。这一时期，是服饰史上男子服饰现代化的发展期，此时法国的宫廷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抛弃了18世纪洛可可式的华丽的、绚烂的男装服饰造型，假发和配件几乎全部被取消，上层社会男子开始欣赏英国资产阶级的田园式装束，以作为对浪漫主义的反省。19世纪出现的实证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潮直接反映于男装中，男装开始向朴素化、机能化、实用化方向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和上层贵族的男士服饰以经典的男子三件套组合为主，也就是音乐剧中此时有着市长身份的冉·阿让在舞台上穿的这样。冉·阿让此时上身穿的毛宁·科特（Morning Coat）黑色礼服，和现代西方的燕尾服礼服裁剪款式不同：舞台上，19世纪时期冉·阿让穿的礼服，前襟下摆自腰部斜着向后裁去，属于当时的晨礼服，而现代的西方燕尾服下摆是齐腰向后裁去的。冉·阿让在舞台上身穿的黑色礼服正是西方现代社会男士燕尾服的雏形。

很明显，冉·阿让此时的服饰不仅款式独特，样式新颖，而且在服装面料、色彩、装饰和配件上也变得考究起来。因为从19世纪开始，男装逐渐走向现代化，抛弃了过去几个世纪过度装饰的特点，外套和裤子的款式、颜色变得极为简单，没有了过去鲜艳华丽的颜色，也没有了袖边和领边的精美蕾丝装饰。此时的男子服饰，“与过去几百年旧制度时期的贵族富丽堂皇的服饰直接地炫富相比，要显得含蓄许多，新兴资产阶级此时如要表现财富与地位，开始转而用更为低调的方式来进行，因为毫不克制地大肆炫富已经被认为是暴发户才有的‘坏品味，含蓄克制地显露出地位、身份与财力则被认为是只有资产阶级（新的统治阶级）才有的‘好品味，这种新的服饰审美趣味建立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新的社会结构逐渐成型的过程。”因此，此时判断一个上层男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则要看他外套内的基莱（Gilet）背心和衣服上的配饰搭配。舞台上的冉·阿让虽然外着简单朴素的黑色礼服，但是其内的基莱（Gilet）背心，却是由昂贵、柔软的丝绸面料制成，上面还有精美的花纹装饰;同时，领间还搭配着精致的“克拉巴特”（Cravate）黑色蝴蝶结，一个新兴资产阶级上等社会的绅士形象立马展现在观众面前。音乐剧中，主人公这套精致时尚的服饰充分说明了伪装成市长的冉·阿让在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三、服饰推动情节发展

在舞台表演进行到了全剧的高潮——“巴黎起义·街垒战役”的时候，主人公冉·阿让又换了一套全新的服饰。在反抗的斗争中，冉·阿让穿着红白蓝三色的制服来到了起义的青年学生当中，正因为这一套衣服，他差点被叛乱的青年们当做间谍抓起来。冉·阿让立马告诉了大家他的来意，他是起义大军的一员，而更重要的目的，他是来暗地保护马吕斯的，一旦马吕斯遇到险情即可穿上这件衣服逃脱。为什么这一件普普通通的制服能够帮助马吕斯保住自己的性命？这就和音乐剧《悲惨世界》中复杂的法国历史背景和服饰与生俱来的独特性质有关。

在音乐剧《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当时所处的法国刚刚完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在这种新旧交替的动荡时期，帝国和共和国政权轮番上场，千千万万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国民自卫队就以红、白、蓝三色为队旗，其中，白色居中，代表国王，象征国王天赋神权的神圣地位;红、蓝两色分列两边，代表法国市民;同时这三色又象征着法国王室和巴黎资产阶级联盟，因此，三色旗就变成了法国大革命的象征。此外，受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影响，红白蓝三色又代表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

服饰作为一面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镜子，具备了两大与生俱来的特性，第一是服饰的“象征性”，第二则是服饰的“认同性”。冉·阿让身穿的红白蓝三色制服就能同时说明这两个特性。一方面，在服饰的“象征性”上，因为“红白蓝”三色象征着法国，所以冉·阿让身上的红白蓝三色制服就象征着法国国家政权，因此在剧中，起义的青年分子们一见到身穿红白蓝三色制服的冉·阿让，不等他开口，就认为他是敌人。剧中的这一幕，揭示了服饰作为社会文化符号具有的明显的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在服饰的“认同性”上，“服饰是自我存在的符号，穿着统一服饰的人会产生一种自我认同感，使自我归属于某个革命群体的概念得以强化;服饰也是一种价值的符号，这种价值表明了穿着者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意义，人们希望从穿着者革命化的服饰中体现其革命思想;服饰还是一种态度的符号，一个人的着装和对社会事物的态度紧密相关，它反映了穿着者与已有社会价值的一种一致的或者背离的程度，它是人们用来确认其身份认同的一种工具，人通过服饰被符号化了，所以，在某些必要的时刻，服饰就可以成为保护个人生存的一道特殊的屏障。”所以，很多人用富有强烈革命象征意义的服饰来突出或者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主人公冉·阿让的红白蓝三色制服就代表着鲜明的政治立场，代表着他支持法国当时的国家政权，拥护当时的国家新制度。因此，冉·阿让为马吕斯准备的红白蓝三色制服就可以用来掩饰他们的真实政治立场，从而成功地在巴黎叛乱战役中“保护”受伤的马吕斯。

音乐剧《悲惨世界》长达40年盛演不衰的辉煌成果，不仅有赖于雨果原著小说复杂的历史背景、强而有力的戏剧冲突和鲜活典型的人物形象，更与音乐剧本身动人心弦的音乐、令人称赞的舞美设计有着莫大的关系。其中，音乐的表现形式是抽象的，当音乐响起时，观众就会在脑海中联想到贴近音乐的画面，于是形成了一种视听一体化的审美。在一部音乐剧中，观众通过音乐而产生的心理想象，是由舞台上的视觉画面直接传达的。因此，音乐剧《悲惨世界》舞台上的服饰造型等视觉画面与音乐相结合，才创作出了人类艺术史上如此伟大的戏剧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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