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婕

李云雷，1976年生，山东冠县人。文学博士。现任职于《文艺报》。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在《文学评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与评论上百篇。著有评论集《重申“新文学”的理想》、《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故事》、《新视野下的文化与世界》、《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等，小说集《父亲与果园》、《再见，牛魔王》、《到姐姐家去》等。曾获2008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十月文学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滇池文学奖、冯牧文学奖等。

对于我来说，李云雷的文字世界算不上特别陌生的存在。李云雷的小说集《父亲与果园》、《再见，牛魔王》、《到姐姐家去》，评论集《重申“新文学”的理想》、《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故事》、《新视野下的文化与世界》、《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等都按照书本纸张的大小整整齐齐的排列在我的书柜第二层。但是，有关李云雷的不同类别的文字世界，以往的我是持有不同的接受姿态的。对于其小说，我常常秉持文学爱好者的“本能”对之进行品读鉴赏。对于其批评，我则常怀崇慕之心研读之，并没有过多的评价描摹之意。因此，有关李云雷的小说面貌，我应该是有些发言的底气的。而李云雷的批评面貌于我而言，却是有些难以把握的。因此，当我决定要为李云雷的批评做素描时，我以为这是一项几乎全新的、很有些难度的工作。但是，当我尝试对李云雷的批评进行系统的阅读时，似曾相识之感却扑面而来。随之，影影绰绰地徘徊在我的脑海中的一个念头逐渐明晰起来：李云雷的小说与批评之间有着血脉上的勾连和精神上的契合。

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李云雷的小说常常以从容温润的姿态书写个人体验，并在其中融入對世界的理性思考，“在焦躁的时代，展现素朴的力量”。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敢于介入的勇气、从容理性的思考、寻求独特美学等诗学特质，与李云雷所呼吁的批评品质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究其原因，无外乎李云雷对小说与批评在某种程度上的“等而视之”。在李云雷的批评理念中，批评不是文学的附庸，而是与文学相类的、极富能动性的一种创造活动，他认为批评家应该“对世界有新的理解与创造性的发现，应该有独特的观察思考与独特的个人体验”、“应该拥有自己创造性的文艺思想和审美标准，同时对这一思想保持开放性的态度”、“要创造出新的美学标准”……以李云雷的文学世界作为观照背景，辅之以对其批评理念的了解，我们可以发现，同时在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两个领域发力的李云雷，有着使自己的文学与批评之间互相映照、互相成就的独特优势。由此，我们基本可以搭建出李云雷批评素描的轮廓与框架，即勇气、理性与诗心。再结合对其批评文本的深入探究，李云雷批评素描的细部便可以获得进一步填充：突破批评成规的勇气、以理性寻找批评方向、以诗心建构批评美学。

一

李云雷是一位敢于言说、敢于突破的批评家。他的“敢”不是用来标榜特立独行的工具，而是实打实的、源自血脉的骨气与坚守。作为一个求学多年、从农村来的读书人，李云雷有着真诚踏实且直白敏锐的批评初心。“我读了那么多年书，难道只是为了个人的生活更好一点吗？难道这么多年的辛苦与努力，只是为了安稳地‘蜗居吗？如果仅仅是这样，我感觉愧对自己的父母与乡村”，李云雷如是说。这是李云雷对自己灵魂的诘问与鞭策。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使得李云雷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去审视当下文学生态，并敢于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提出合理的质疑。其中，对外国文学与西方文论在中国文学教育及批评中的无阻碍流行便是李云雷反思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文学教育形成了一种风气，以谈论外国文学为荣。”不能否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外国文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体的生发、还是中国八九十年代文学的呈现，外国文学都是如影随形般的存在。与之相应，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与探讨俨然成为一门“显学”。这种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风气本应是被提倡与褒扬的，但是，在外国文学轰轰烈烈的声势中，中国文学的“中心”却有些被迫偏移的趋势。在李云雷看来，将目光完全投诸于外国文学，尤其是“欧美几个发达国家”，会使接受者的审美眼光受到限制，从而导致“脚下的大地和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文化”的被忽视与被遮蔽。这种理性且中肯的文学观念在李云雷的批评理念里获得了延伸。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尤其是1985年及其前后，各路西方文论几乎是蜂拥而至，在批评中运用西方文学理论成为非常“时髦”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此种情境，李云雷依旧持有相当辩证的态度。李云雷认为西方文论的运用显然是极为正常的、“至少可以为我们打开看待世界的一个新窗口”。但是他又犀利地指出有关西方文论，“不少人的运用却是生搬硬套的”，他们“以某些理论的条条框框为准绳，对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做出简单的归类、判断，这样似乎就完成了文学评论的工作。他们的理论是僵化的，对任何问题、任何文学作品似乎都能套用，但同时，他们的‘套用也只能是隔靴搔痒的”。一针见血的言语中，李云雷的“敢”跃然纸上。

除却反思意识，李云雷的“敢”还体现在鲜明独特的介入倾向上。有关读书，李云雷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直白的自我剖析：“有一天在读罗伯-格里耶的《橡皮》时，我突然感到很无聊，我知道这本书在西方文学史上的位置，但不知道它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读这样的书？”这些话看上去满是叛逆意志，但是若细究而去，我们会发现，李云雷并没有对《橡皮》这本书本身进行攻讦，他的质疑源于文学与身份的脱节。在进入城市之前，李云雷有着十八年的乡村生活。但是，进入城市后，象牙塔内的教育与生活在给李云雷提供更为广阔且多元的知识与视野外，也蒙上了他看向外部世界的“眼睛”，他所关注的乡村、他想了解的中国、甚至于他想考察的作者的创作意图，都被挡在了外面，李云雷有些急：“似乎我们的阅读与学习，只是在学院内部的循环，只是为了知识的修养或者跟踪上文学界最新的流行时髦，但是这些究竟有什么意义，却是我没有想到过的。”在这样的心绪中，李云雷开始并持续思考着批评介入现实的路子。

二

对当下文学生态的自觉反思，使李云雷成为了一位“早熟”的批评家。在对西方文学与西方文论无阻碍流行的反思中，李云雷破解西方/中国、精英/大众二元对立的心思已显露无疑。在对文学脱离世界的阅读体验中，李云雷确立了以个人体验阅读文学、将文学 “深深切入现实之中”的批评理念。可以说，当我辈的学术起点还周转于浅层的摸索与小心的探索时，在学术起点时的李云雷便开始尝试着给自己的学术图谱填充上了他心之所向的底色：破除精英中心、使文学面向世界、寻找中国文学的根……但是，若只凭着一腔孤勇，难免有些“有勇无谋”的嫌疑。提出问题之后，我们终究还是要回到如何解决问题上来。李云雷显然深谙此道，在批评底色之上，他以更为理性与沉稳的态度去遴选符合自己批评理念的研究方向。

从博士论文的创作开始，李云雷便开始实践自己的批评理念。李云雷的博士論文将浩然作为研究对象，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对浩然这个与自己父亲同龄的作家感兴趣。更重要的是浩然“出身于农民，又‘写农民，为农民写”。这种“创作主体、作品主人公、读者对象”统一的非精英化，与李云雷解构精英中心的研究诉求不谋而合。

底层文学研究更是使李云雷的批评倾向显露无疑。在众多研究底层文学的批评家中，李云雷无疑是极为专注的一位。李云雷对底层文学的超凡热情并非是突发与偶然。我们如果认真读一下李云雷对底层文学所下的概念定义，也许就能明白为何他对底层文学如此青睐：底层文学“在内容上，它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在李云雷的观照视野中，底层文学是与纯文学、主旋律文学、通俗文学都不同的文学存在，它不再以精英立场书写精英人事，而是将目光投向“失势”的社会群体。过分奇巧的现代派技巧在底层文学这里也行不通，即便是存在，也不会取代现实主义成为主角。对现实的“介入”、发“不平之鸣”更是底层文学的核心力量所在。要之，底层文学否定精英意识、选择面向世界、立足本土经验等种种特征，无疑是李云雷流连其中的关键原因。

“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是李云雷所倾力的宏大的研究命题。上文所述的批评方向，无论是以农民的身份为农民创作农民的故事的浩然，还是为底层人民发声的底层文学其实都可以在这个研究命题中找到落脚点。尤其是后者，更是成为李云雷“钦点”的新的中国故事的承载体，这从其著作《新世纪“底层文学”与中国故事》的书题上便能看出。除此之外，李云雷还有一系列的著述专门围绕该命题进行探究，如《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对近期三部长篇小说的批评》《如何生产中国的形象——对近期三部长篇小说的批评之二》《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在全国青创会上的发言》《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当代中国文学的新主题与新趋势》《重申“新文学”的理想》《重建文学批评的“中国视野”》等。在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李云雷对自己批评理念的理性坚守与认真实践：从内容与形式上破除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西方文学迷信，将当代中国文学看作一个开放的、与现实世界紧密关联的存在，从个人经验、集体经验出发，立足于当代中国文学生发的中国土壤，探寻其根系究竟深植于何处、其枝丫究竟将伸向何方。破除精英文学中心、在现实中解读文学、立足于本身寻找文学之根的言说倾向十分明晰。可以说，“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这一批评方向，是李云雷以理性实践自身批评理念的明证。

三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批评？”这个问题几乎时刻萦绕在每一位具有自觉意识与全局观念的批评家的脑海中，李云雷自然不例外。尽管在填充批评底色与寻找批评方向时，李云雷已然耗费了相当的心力，但是，李云雷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抵达了批评的真理彼岸，而是继续着力在“如何呈现批评”之问题的探寻上。换言之，李云雷把批评看作是一种美学创造活动，并以较为浪漫理想的态度来探寻批评的美学模式。

在李云雷看来，批评应该是一种具有独立姿态、热衷于对话的艺术创作。“批评是一种对话，或者说我理想中的‘批评，是一种对话。这样的批评既是与作品的对话，也是与世界的对话;既是与作家的对话，也是与读者的对话;既是与（西方）理论的对话，也是与中国经验的对话;既是与写作者内心的对话，也是与其他批评者的对话。”因此，李云雷的批评往往呈现出令人目不暇接的复调美学样式。如在《“打工文学”的问题与前景》一文中，李云雷首先便将“打工文学”定义为“沉默者开始说话”，如此，打工文学的研究不再是单纯的文学文本探究，而是被拓展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围绕着这个文化现象，李云雷不仅将自己与读者的阅读体验、作者的创作体验一并代入，而且谈及评论界有关知识分子能否为“底层文学”代言这一命题的论争，随后又将笔触聚焦于“打工文学”在社会各界引起的反响及其与当代中国的意义上来，而“打工文学”背后的中国经验——左翼文学的终极理想也被摄入其中。在各路主体各展拳脚中，李云雷营造出了独特的对话批评美学。

多元对话的批评美学所散发出的魅力自是不再赘述，但是过于繁杂的对话与声音却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论述中心的偏移与含混。基于此，李云雷在批评文体的呈现上也颇费了相当的心思，他首先多选择以频繁短促的“问句”来引导众多对话主体，以实现自己最终的论述目的。在李云雷的论述中，类似于《“内心的疼痛”如何表达？——读深圳新生代打工作家代表作品》、《我们如何避免一个同质化的世界？——关于“都市文学”的发言》、《我们能否理解“故乡”？——读梁鸿<梁庄>》、《<兄弟>为什么这么差？》等以问句单刀直入、切入主题的设定俯首皆是。即使没有在标题中将疑问明晃晃地提出，李云雷也选择在文中将自己的发问赤裸裸地摆出，以《1980年代的梦幻与爱情——读于晓丹的《一九八〇的情人》为例，文中第一句话便是“刻骨铭心的爱情如何表述”。其后的行文虽然也有众多“他者”参与，但是论述中心最终还是回到了批评主体的最终论述目的与重心上。再如《从<不食>谈陆敏近期的创作倾向》的标题中，尽管没有疑问句，但是李云雷却在开篇的论述中便将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自己的声音直接呈现出来，他首先提及鲁敏的创作中既有着贴合时代的倾向，又有着还在摸索中的、尚不圆熟的艺术，并由此提出“鲁敏的创作是具有症候性的，我们可以《不食》为例，来具体谈谈这一问题”。从而使得全篇论述做到了多而不乱、正中靶心。此种具有极强的“问题意识”与引导意识的批评文体样式与李云雷的“对话”批评一起，建构出了李云雷所向往的美学批评模式。

行笔至此，我其实是有些惶恐的。我惶恐于以勇气、理性与诗心三个关键词来概括李云雷的批评面貌是否过于僵硬与刻板，从而背离李云雷书写“动态”批评的初衷。纵观而去，李云雷的批评从来都不是“原地踏步”的，其内容与方式往往处于不断的发展更新中。诚如其本人所言：“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飞速发展与剧烈变化的时代，文学批评应该站在文艺发展的最前沿，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做出自己的判断，创造并引导新的文艺思潮。”但是，若细究而去，这种立足本位又辩证发展的批评眼光，恰恰展示出李云雷突破的勇气、求是的理性和寻美的诗心。诚然，李云雷的批评面貌是很难“一言以蔽之”的，但是，勇气、理性与诗心作为其所坚守的书写信条，却会始终在其批评世界中翩跹起舞、熠熠生辉。如此想来，我的惶恐之情也可就此打住了。

（作者单位：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