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梅，一级作家， 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理事，就职于苏州市职业大学教育与人文学院。出版图书有童话和小说《鼹鼠的月亮河》《木偶的森林》《书本里的蚂蚁》等。作品获得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和国家图书奖等奖项。短篇童话《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入选全国统编语文教材三年级下册。

我有一张凳子，它有个名字，叫麻里。是的，它就叫这个名字。无论把它摆在乡村的老屋里，还是搬进城市装修得很温馨的书房里，都一样熠（yì）熠生辉。它是一张烧火凳，是四只脚，长方形的矮凳子，榆木做成，经历过火的烘烤，也经历过水的浸泡，外表变成粗糙、褐色和光亮。这种光亮绝不是油漆给的，而是岁月凝成的包浆。记不清麻里凳何时来到我家，最早注意到它的时候是我小学二年级时。

那时，应该是七十年代末的一个五月，一种名叫“十姊妹”的蔷薇花开满墙，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和泥土气息，阳光暖烘烘地晒着，蜜蜂翅膀几乎是金色的。家中大人们一大早就去地里干活了，午餐时间已到，还没有回家吃饭。我突发奇想，点燃灶堂里的稻草，灶堂亮起来的时候，我看见稻草旁边的这张凳子，坐上去，正好。就这样，我第一次烧了一锅饭。大人们回家惊讶地看着一锅煮熟的饭。

“没人教过这孩子做饭，她怎么会的？”外婆说。

“真是乖孩子，早就说了，这个孩子乖巧。”妈妈说。

这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被夸奖，当时我就坐在麻里凳上，红着脸，觉得小小年纪能给家里做点事，真好。

其实，这张凳子以及这个灶台都是属于外婆的。就像写作的需要一台电脑，办公的需要办公桌，绣花的需要花架，画画的需要画架，外婆当家做饭，就需要一个灶台，当然还需要和灶台配套的烧火凳。所以，大部分时光烧火凳放在灶台里。

但是，外婆要去剥毛豆了怎么办？就把烧火凳搬出去了，搬到大树底下坐着剥毛豆了;外婆要去晒豆子了怎么办？就把烧火凳搬出去，拿一根长竹竿，拍打豆萁，豆子就滚落在地上了;外婆要去洗衣服了怎么办？就把烧火凳搬出去了，搬到屋外洗衣服了;外婆要和邻居聊天了怎么办？就把烧火凳搬到门口聊天去了;要开会了怎么办，就把凳子搬到竹林里去开会了。

于是，这张烧火凳成了万能的。

冬天，外婆坐在这张凳子上，纳鞋底。她问我：

“一口田（田，是一种装米装酒等东西用的陶罐，方言念田）里的米可以吃2个月，还有3田米，能吃多久？”

“一袋豆子可以换5斤豆腐，还有两袋，能换几斤？”

“一田垄高粱收了，高粱秆子做扫把，三根合起来为一把，做好一个扫帚要用四把高粱秆，一个扫帚用几根高粱秆？”

“外婆，你不是不识字吗？你怎么会做算术的？”我好奇地问。

外婆坐在麻里凳上，笑着说：“算术会的啊，不用识字也会的啊。”

“你也用手指头掰着算的吗？”我还是好奇。

“不用的，不用的，心算的。”外婆说。

“外婆，你真聪明。”我夸着外婆。

外婆坐在麻里凳上，笑着，笑着，满脸的笑。

八十年代初，我爸爸学会了修理电器。他常常帮乡下村办厂修电器。到了年底，乡下人抽干河水捕了鱼，送鱼来感谢我爸爸。来了一拨又一拨送鱼的人，地上一堆鱼，外婆苦日子过惯了，看见这么多鱼，又惊又喜。她坐在麻里凳上弄那些鱼，洗干净，天冷，她的手冻红了，手指都浸胖了，一不小心，割破了手，她还在抓盐涂在鱼肉上，然后放在缸里腌，鱼上面压一块石头，石头上面再压上那张麻里凳，妥了，有这张凳子压上去，外婆才觉得妥了。她摸摸麻里凳，想着这些咸鱼够吃很久了，日子里有了咸鱼的味道，美美的，她还可以送点给乡下的亲戚。她笑着，笑着，满脸的笑。

八十年代末，家里有了电视机，外婆偶尔看看电视。“电视里的人怎么进去的？”她不理解，台词估计也听不懂。但她搬来麻里凳，坐着，和我们一起看。我让她坐沙发，坐得舒服一些，她说：“不习惯的，还是低一些的小凳子好。”她习惯坐在低处，只要坐在熟悉的生火的凳上，她的心里就踏实。她看着电视，笑着，笑着，满脸的笑。

后来，外婆生病了，从医院回家，她惯性地坐在烧火凳上，夏天乘凉，冬天晒太阳，仿佛忘记了病痛，她依然笑着，笑着，满脸的笑。就这样，她坐在烧火的麻里凳上，看路边人来人往。烧火凳和她形影不离。

直到有一天，灶堂拆掉了，外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烧火凳不知道哪儿去了。

十年过去了，我常常会回忆起那个“十姊妹”飘香的上午，那时候，外婆不需要整天坐在烧火凳上，她还在田间劳作。不知不觉啊，这张烧火凳竟然伴随着外婆走过了她人生的大部分时光。

去年，我刚刚搬进新家的时候，麻里凳却突然被我爸妈带到了我城里的家中。爸妈要给我新家添置一个家具。我家里的家具都是新的，只有这张麻里凳是老物件，放在哪儿都很合适，是的，屋子里有了这张有包浆的麻里凳，忽然就变得不一样了，似乎我的房子也有了故事。我每天都会看见这张凳子，多出了许多童年的回憶，我想起我第一次坐在这张凳子上做饭，第一次被表扬，想起那个时候，外婆坐在低处，她笑着，笑着，满脸的笑。

踏实的麻里凳，踏实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