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山隐士文化初探

2020-09-24曹露

文教资料 2020年10期

曹露

摘要：茅山隐士开创了颇具特色的隐士文化及道隐合一的局面，并以“使性成真”为哲学观，注重对真实的自我和个体价值的追求;隐士们站在道教的立场上，兼容儒、释的观点并体现在其创作的文化中;隐有所作，以隐明志，在文学、医学、书法、修史等方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风骨棱棱，不畏权贵，与朝廷的政教互动也值得深究。在当代，我们应该辩证地认识与评价隐士文化。

关键词：茅山隐士自我意识

在中国古代，隐士是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他们不事王侯，不争名利，以离群索居的行为方式表达对制度的抗议或是对自己理想的回归。正如《论语·季氏》中的“隐居以求其志”，隐士有为官之才而不为，他们选择用隐居的方式保全或追求自己心中的道德。在世俗的名利荣华和士人的人格理想之间起冲突时，隐士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南史·隐逸》评价这群人“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

位于江苏省句容市的茅山，自古以来就是高道隐士修宅隐居、耕读修炼的胜地。其秀丽的自然景色与丰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历朝历代的隐士，其中不仅有齐梁时期的“山中宰相”陶弘景，还有隋唐的“升玄先生”王知远、晚唐“华阳真逸”顾况、元代“玉虚子”刘大彬、明代“扫叶道人”笪重光，等等。对茅山现有研究中，大部分关注的都是宗教性，研究重点在道家“上清宗坛”的地位上，但是许多道士的另一重身份：隐士，则常常被忽视。这群隐士所创造出的文化，因道隐兼备、追求自我、隐有所作、追求天道自然等特点而打上了茅山的深刻烙印。

一、无道则隐，逍遥山林：茅山的诗意栖居

茅山本名句曲山，自古以来就与道教渊源颇深，在江南神仙传说中，茅山常有神仙出没，当地至今还流传着在五千多年前上古帝喾时期，仙人展上公在茅山修炼得道的传说。据南朝顾野王的考证，茅山最早出现于《山海经》，为其中所记载的“衡山”。《梁书·陶弘景传》载：“昔汉有咸阳三茅君得道，来此掌山，固谓之茅山。”①（742）西漢时期有咸阳人茅盈，修炼得道后，为了感化流连于高官厚禄的兄弟，在汉元帝初年当众表演白日升天。茅固、茅衷二弟果被其感化，兄弟三人隐居句曲山，寻仙问道，专心修炼。得道后茅盈为“司命真君”，其弟都位列仙班，为纪念三茅真君，民间改称句曲山为茅山。

东晋兴宁二年，杨曦于茅山作上清派诸经之首《上清大洞真经》，上清派因此又称“茅山派”;随后葛洪于茅山抱朴峰作《抱朴子》，集道教理论于大成;齐梁陶弘景少年受葛洪影响，隐居茅山后作《真诰》，并在上清派基础上融合自己的思想，创立茅山宗，此三人的塑像于茅山元符万宁宫中依然可见。茅山曾被记载于唐代帝佐国师杜光庭的《洞天福地记》中，他把茅山曲山洞列为道教十大洞天之一，于天下仙山中排名第八;茅山的雷平山之北，则被称为道教第一福地。

地处偏远的山林之所以成为隐居胜地，离不开朝廷对茅山隐士及茅山宗的认可与推崇。茅山地处句容、金坛两县交界处，位于江苏省西南部，与多个朝代的政治中心：南京，仅相隔六十公里。《南史·陶弘景传》记载：“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②（1899）齐梁时期陶弘景有“山中宰相”之名，萧衍连国号“梁”都是在陶弘景授意下而定的;茅山宗第十代宗师王知远曾得到两代帝王的高度重视，隋炀帝多次“介以邀见”，召请王知远入重阳殿授道，唐高祖也曾赐其朝散大夫的官职。但与其说这是对隐士政治能力的认可，不如说帝王是看中了他们的道家名士的身份，想借茅山道教文化达到政治目的，正如《易·观》中所言：“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一方面来说统治者需要借助上清派“太平”“顺应自然”等观念达到顺民化民的目的，另一方面广招宗教人才，有利于统治者政教互动的政治需要与宗教融合统一的文化政策，实质还是以封建政治统一为中心。正如陶弘景所得到耗时最长、最宏大的任务，也不外乎为梁武帝探索仙方，炼制金丹。

二、避世求道，高蹈世外：茅山隐士的共性特点

隐士在《辞海》中的解释为“隐居避世的人”，其实忽视了作为隐士的基础条件：首先要是“士人”，即古代的知识分子。避世之人众多，渔海樵山或经营商贾者则为隐户、隐民，算不得隐士，有为官之才德而不为，有治世之贤而不仕，方能以隐士自称。择山林而居的缘由因人而异，有厌恶官场生活，弃官归隐，全然不问世事者，如顾况、笪重光;亦有仍旧关心国家，为朝廷谋划者如陶弘景。隐居的缘由或许不同，但都是出于对个人意志的追求，其创造出的文化更是打上了茅山的烙印，拥有以下共性：

（一）道隐合一，追求自我。

茅山隐士由葛洪始，他与陶弘景不仅开创了道隐合一的局面，隐居以求道，为后世彷徨的隐士指明方向③（60-63），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隐居求道体现了个体对于自由与自然的追求，他们的修炼主要以个人的解脱为目标，并通过炼丹著书实现了自我价值，还取得了极大的社会声望。永明十年，陶弘景脱下朝服，挂于神虎门，换上象征隐士的“鹿巾”，不辞一人，由京师走向了茅山道馆，道隐合一并非以道自高，而是选择隐居充分寄托自己的道教追求，从而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陶弘景的影响不只是在茅山，后世有如贺监归湖、陈抟高卧，皆是自请为道士，辞官修行。

葛洪与陶弘景处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此时政治的风云诡谲、士族的尔虞我诈使文人饱经世事纷扰，正如孟子所说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文人的关注对象由天下转为人本身，转而投身山林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隐逸之风一时蔚然。在“人的觉醒”的时代，自我意识逐步确立，个人意志逐渐崛起。道家返璞归真、追求自然天理、重人事等思想契合了隐士对自然哲学的追求，对个体生命的忧患及对生的眷恋使隐士转而求仙问药，儒家的积极入世委顿，道教的隐居求仙转而占了主导。

陶弘景在《真诰》中就阐明了哲学观：“使性成真，则同于道矣。”④（3）即为追求真实的自我，超越凡俗的眼界。茅山隐士视高官厚禄为草芥，追求存思存神，茅山宗斋法体现了以个人解脱为目标的修炼思想，以“恬淡寂寞，与道翱翔”⑤（72）的内斋心法为主;注重自我修炼与提升，旨在通过隐居更好地实现自我追求，如笪重光在书法与绘画上造诣极深，其《画荃》名重一时，刘大彬著有《茅山志》，价值极高，顾况的诗歌更是天下闻名。

（二）兼容并蓄，玄远自然。

茅山隐士不仅拥有一般隐士所表现出的淡泊名利、安贫乐道，在他们身上还存在着对各教思想的兼容并蓄，隐士们能够站在道教的立场上，兼容儒、释的观点并体现在其创作的文化中;不仅如此，茅山隐士吸收发展了魏晋玄学，在道教道法自然的基础上，还拥有玄远自然的处世哲学。

葛洪认为，儒与道是看事物的不同角度：“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⑥（234）从陶弘景到王知远，历代茅山宗领袖虽然隐居山林，但是在社会需要其力量的时候，仍然拥有一般隐士所没有的使命感，如葛洪的“立言助教”，愤然“文讨奸违”⑦（2），他们对统治者并非全然排斥，与其说隐居表达自己的不满，茅山隐士更多的是想要通过隐居实现自我追求。这种思想一方面来自魏晋开始的儒道互补、三教合流的趋向，另一方面与隐士的人生经历有关，陶弘景于天监十二年感于天意，佛道双修，而后茅山宗也皆持三教调和的观点。儒家的伦理纲常与佛教的思想体现在陶弘景的道教的炼养观与他所作的《真灵位业图》中，其中天神、仙真、人鬼尊卑分明，以儒家“人纲”，即人伦纲常的等级制度划分。

茅山隐士的玄远自然则源于上清派茅山宗重玄学的传统，鉴于玄学形而上与思辨色彩强烈的特点，茅山隐士把玄学的思想引入道教修行的实践中，通过修性养性，放下执念，完成精神超脱。正如杜光庭所说的：“有欲既遣，无欲亦忘，不滞有无，不执中道，是契都忘之者尔。”⑧（189）隐士们不该怀有执念，执有执无，而是应直达真道，超越三乘，才能达到融通无碍和超越一切的精神境界。陶弘景更是推崇庄子“无待”精神，崇尚自然，把逍遥作为自己的价值理想，意图达到“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⑨（896）的真人境界。

（三）仙隐兼备，金液还丹。

茅山隐士的另一特点为仙隐兼备，葛洪陶弘景等人本身即为炼丹家，曾著书《抱朴子》《炼丹法式》等，主张金液还丹成仙说，其在炼金服丹上的成就不仅包含了一定的化学成就，而且为隐士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

道教的神仙谱系的成熟与茅山宗密不可分，道教神话汲取于古代中国文化土壤之中，以楚文化圈的上古神话谱系为蓝本。在此基础上，陶弘景按照“朝班之品序”，绘制出道教史上第一个体系完整的神谱《真灵位业图》。由此可见，茅山宗一直是以长生与升仙为教旨的，在葛洪等人看来，内斋等修炼方法只是起辅助作用，升仙最上乘的方法即为“金液还丹”。《抱朴子·内篇》就提出“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的还丹之法，“金液”本质上说是用酸液将金属进行融化。陶弘景更是熟知丹法，曾在梁武帝的授意下，于天监二年至十一年为帝王多次开鼎炼丹。

炼丹术对道士的修为及炼丹技术要求极高，丹方难得不说，炼丹的水火二鼎在炼制过程中很容易坼裂，需要精心控制火力，并且丹鼎的燃料为特定种类的米糠，一炉就需要600斛之多。如此耗资的金丹，往往因其含有汞、铜等重金属，服下后反而会威胁性命。陶弘景炼丹多年，整夜守在鼎旁，甚至前往永宁寻找仙山，然而他在炼丹中寻到的最高价值，不过是铁对铜盐的置换反应这种化学原理。虽然炼丹不可取，但是从中可以看出茅山隐士把隐居当做求仙手段，勤于实践，丰富神话传说与促进宗教哲学发展的精神，其在方术上的成就及其著作为后世方术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丰富了隐士文化。

三、隐有所作，以隐明志

古往今来，隐居者众多，但以儒家入世的思想来看，这些隐士的行为都是不值得提倡的，他们的隐居只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未能担起社会兴亡之责任。但是隐居者所创造出的灿烂文化成果却不应被否认，茅山隐士尤为如此。他们不仅是道教领袖，还在文学、医学、书法、修史等方面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陶弘景的这首《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意境深广，蕴含无尽。青山白云，正象征着他使性成真、崇尚自然的人生态度。仅陶弘景一人，就留下诗歌二十一首，骈文《寻山志》等四篇，散文《〈登真隐诀〉序》等八篇⑩，皆为上作。不仅如此，他在医学、养生学上研究颇深，著有《养性延命录》《本草经集注》等。著名诗人顾况晚年方受道篆，隐居茅山，其《崦里桃花》诗云：“老人方授上清篆，夜听步虚山月寒。”其诗意境玄远，与自然浑然一体。顾况的成就不只在诗歌，其晚年号“华阳真逸”，与“大字之祖”瘗鹤铭署名一致，欧阳修、沈括都认为“铭其所作也”。

元代茅山道教第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则在修史与文献校勘辑佚上有重大贡献，其所著《茅山志》记载了与茅山和茅山教派有关的朝廷诏告、自然山水、建置沿革、仙真事迹、碑刻诗文、道教经典等内容。《茅山志》全书内容丰富、体例严谨，为我们研究茅山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史学、文学、道教价值。后明代“扫叶道人”笪重光在基础上亦著《茅山志》，对元到明代茅山的历史沿革作了详尽的叙述，并且图文并茂，内容详尽。不仅如此，笪重光还以书画见长，与姜宸英、何焯、汪士鋐并称为康熙间书画四大家，笔意超逸，主客体浑然相融，并有理论著作《书筏》《画筌》等，颇具美学价值。笪重光提出山水画的境界说，认为画家在艺术创作中应该赋予物象生命力，在创造过程中应达到“真境逼而神境生”的效果。

四、结语

《论语》有云：“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辞官归隐如陶弘景也好，直言进谏反被革职，愤而归隐如笪重光也罢，怀抱治世之才却归隐山林这个举动本身就代表了对当时統治的抗议。历来学者对隐士多有批评，但是士人隐居的根源在于政治的强权与压迫，应该谴责的正是搅乱政局的贪官污吏和逼走贤才的昏庸统治。我们应该辩证地认识与评价隐士文化，一方面茅山隐士矛盾而自我排遣心理应该被理解，他们对自我价值的追求的坚持应该被肯定，我们才得以见《真诰》的玄远，《瘗鹤铭》的沉毅华美，另一方面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追求自然闲适的生活态度的同时，也要意识到自私自利的人生观在当代是应该被摒弃的。不同于封建统治，在社会主义社会，天下“无遗善”，在国家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具备现实责任感与自我奉献精神，这才是当代实现自我价值的正确方式。

注释：

①梁书.处士·陶弘景[M].卷五十一.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②李延寿.南史.隐逸·陶弘景[M].卷七十六.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③王琪.从典故看中国古代的隐士文化[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01）.

④陶弘景.真浩[M].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⑤道藏：第9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

⑥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⑦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1.

⑧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3.

⑨陶弘景.真浩：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⑩段祖青.宋前茅山宗文学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3.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