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成玉

1939年，年届五旬的阿赫玛托娃因为罹患严重的骨膜炎住院治疗。在与朋友闲聊时，她轻描淡写地谈起刚刚结束的手术：“大夫为我的忍耐力感到惊讶。我该在什么时候喊疼呢？术前不觉得疼;做手术时因钳子搁在嘴巴里喊不出声;术后——不值得喊。”

阿赫玛托娃是一个高度隐忍的女人，命运将她击得千疮百孔，可是她依然对生命高唱赞歌。她从不轻易喊疼，这反而更让人心疼。这件事验证了阿赫玛托娃的坚强以及无比卓越的抗击打能力，但并不证明她不会释放痛苦。她是智慧的，她不能让疼痛这根刺长在心里，迟早要拔出来，不然会化脓。于是，她找到了一个出口，那就是诗歌。她把她的疼痛揉搓、捣碎，悉数放到诗行里，“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由此而光芒万丈。

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里，灯盏死了之后，老汪的那些举动令我动容。灯盏死时老汪没有伤心，甚至还说：“家里数她淘，烦死了，死了正好。” 可是一个月后，当他看到灯盏吃剩下的一块月饼上还有着灯盏的牙印，悲痛便不可抑止了，心像刀剜一样疼。来到淹死灯盏的大水缸前，突然大放悲声。一哭起来没收住，整整哭了三个时辰。

有些苦痛，就像那月饼上的牙印，让人一下子找到“发泄口”，泄掉了内心奔涌而至的悲伤的洪水。

女儿每天都会把芭比的脑袋和胳膊卸下来，自己重新装上去，再配以崭新的衣服。看着她乐此不疲，我猛然觉得，自己又何尝不是命运的芭比，一次次被它肢解得七零八落，然后又一次次地慢慢组装、愈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