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若

2013年，算起来，该是在秋冬换季的时间，大概是的。一个阳光很好的中午。吃罢午饭，我同大学时最好的几个伙伴有一个很长而具体的讨论，关于如何杀死我吸毒的兄弟（表亲），又可逃脱法律制裁。在之后一天提交方案的创作课上，我给了我的导师一张用红色手写体草草涂写的“杀死我弟弟”图片。他提议我可以向监狱提交申请，邀请我的弟弟在展览开幕时来到现场同我进行一次谈话。我对此兴趣索然，关于“创作”的考量，那段时间中，显然不如如何将兄弟将会发生的恶劣行为影响遏止于尚未发生的构想来得紧急，就生活而言。

那计划后来夭折于我同另一个做警察的兄弟（表亲）的谈话，就他所信仰的而言，被认为是犯罪嫌疑人/犯罪的人，即使是在没有法证的情况下，最终也不太可能逃过法律制裁。

我此时其实已记不大起来那时候是如何的焦灼思虑与迫切情绪。我大概太久没有见过那吸毒兄弟和听过关于他的事了，但我原先也几乎见不着他，大多听说而已。那张红字涂写的图片是我的存储硬盘里唯一与他有关的痕迹。

单单地为一个词语的“毒品”在我的记忆中发生为某种感觉，大概在2000年左右。那时我每日放学后，常游晃在母亲工作的图书馆里等她下班。一日来了两个着绿色制服的人，应该是绿色的，在一楼院子的池塘边同母亲商议着什么。她讲：是公安来借用闲置的书库做禁毒宣传展览。

我记得开始展览那天，第一次是我自己去看，小的时候母亲不喜欢我看那种毛骨悚然的图片，她自己也不看。那是一个两层楼的空间，其中两面墙都挨着很高的堡坎，光线很暗，空气也不通。展览在二层，我漫不经心爬上楼梯，有点畏意。后来……我不太想得起来那时的心情，似乎是下意识地去小心瞥过一些不大敢看的图像而把目光停留在另一些文字为主的展板上，但好像在移动的徘徊与卡顿中，又着实是不小心看到一些。后来母亲同事的女儿也好奇去看，我还又陪她去了一次，那种微颤闪躲着的畏缩好像比对图像和词汇的分析理解更容易被身体掌握。在之后的很多年里，“毒品”于我，即是旧书库里留存的霉潮纸张湿涩潮凉的嗅觉记忆和颤巍巍的心情。那时每日上下学走过传闻吸毒的邻居门前，都缩着脑袋战战兢兢快步走过。而七八年后，仍然还未成年的我初次离开家，与我同租一套公寓的室友坐在我对面“溜冰”的时候，从观感上，我丝毫不觉这是“那种”被说是吸毒的动作。我是说，我当然知道什么是甲基安非他命，但面前这个人、周围的环境都没什么奇异的。他一整晚都在折腾那插着拐来拐去吸管子的矿泉水瓶和鬼火，伴着一整晚“咕嘟咕嘟”的水声，自己一边嗨着，一边说这没什么好的，叫我千万不要沾，又一边问我有没有同学朋友有需要买货的。除了常常缺钱就会想借口涨房租水电气之类从我这里讹一点以外（虽然从来没能达成），大多数时候他都算是有点可爱的人。

我花了一整天的時间去重新忆起我那迫切甩脱我的兄弟的动念，无关孩童时候他拿着菜刀追打我的记忆，或者是他正值少年时的某个新年在团圆饭桌上要同我“火拼”的狂言。那已经是我离开家的第六个年头，那些时日里我几乎没太见过他，连自家父母我都很少见。消息都是故事。他一直惹麻烦，父亲一直到处托人情奔走帮他。他一直辍学，父亲就一直再托付他给新的学校。到他无论都不要念，父亲又想着帮他应征去当兵，这样以后复员至少可以找到份稳定工作。过渡期间，担心他出去乱玩惹事，带他去谋了个协警队[1]的差事。他当班时和街边商贩拌口角，动手就打人。不然又是哪天突然气血上脑砸去沿街十几辆车的挡风玻璃。父亲又要到处去帮他赔不是。再然后，他开始常找家里熟人借钱，邻里邻外的有了关于他吸毒的猜测。再后来，也终于就进了监狱。我终于放下心来。但他又常带信出来说里面活计太苦，求父亲托托人情看能否帮他调到炊事班去。

他太多麻烦，懒惰、无用，总是索要；他像个不定时炸弹，一个诅咒，无止、弥漫的隐忧。而父亲为什么一直不倦扑救打捞他，还堆上一堆到处欠人情上的精力和时间，在这出门三步就是亲戚朋友熟人的地方社会人情网络里头整天转圈圈，不合理，没效率。他可以做点更进步的、有生产性的事吗？除了整天到处“帮忙”以外，他好像不干别的事。他像是岸边的老渔夫，围着那池子里的，在那里忙来跑去，着急上火，也不为得着什么的。母亲会说：“帮忙”让父亲感觉更好。我自我管理得毫无间隙，他一点都不能像一个有帮助的长辈参与我的生活，他被动地缺席了父亲的角色。

我很难懂得父亲，除了当他仅仅再现于我的想象中的那些时刻，比如现在。他的形象总在将临时，又被神秘化而远去。他或许比家里的任何人都要亲近于地方生活，他的日常完完全全地嵌入在那种地方直觉引动的关系之中，那种我以为/希望我从未参与过//已经摆脱的关系。

去年去邻乡做田野的时候，村里的叔伯给我讲“姑妈话”[2]，父亲的日常在我认知中的镜像似乎与母舅传统叠合起来。虽然他或者对这些前国家时代的社会结构一无所知或毫不熟络。某种“过去”在新的社会来临之时，其社会功能的落幕与形式遗产的纯粹仪式化之外，原有的伦理是否仍然作为直觉与习惯弥散到了别处的日常表征之中呢？而伦理与责任是否看起来变得顽固不化和格格不入，当它不再与政治有关的时候？或者地缘性的生存经验必然成为历史身后不可磨灭的证据和延绵。某天某个时刻那“过去”可能又经由日常中某个并不连续的直觉性的动量不可言明地被具身化。无论如何，人们总是在矛盾重重地活着。现代人的“帝国”即使越是平滑，平滑之下的暗处也不可化约为一种颜色，“有用”与“无用”都不能互相解释。

苗族的叔伯说他们还会唱《开路歌》[3]，但不能唱给我听，那一定只能在有人过世时候才唱。我问为什么，他说：不好。我问他信不信鬼神，他说：那都是过去的时间，迷信了，现在是讲科学的社会。

母亲的母亲是基督徒。

父亲的母亲时不时会去庙里拜拜菩萨。

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拉着我的手从奶奶家门口的小道上走出来。

我問：爸爸，你信不信基督？

他说：不信。

我问：爸爸，你信不信观音菩萨？

他说：不信。

我问：那你信什么？

他说：共产主义。

现代以来，毒品的历史并非享乐与怠惰的历史，而是极端与暴力的政治气候下更容易或排解艰难的生存手段。金三角与金新月毒品贸易都繁荣于战争。越南战争被认为是第一个“药理学战争”（Pharmacological W a r），由于军队对精神药品惊人的消费量。士兵回忆说：“我们有最好的由美国政府提供的安非他命（Amphetamine）。”[4]而金三角供应的纯度极高的海洛因，让士兵可以像抽烟一样日常使用。海洛因让不知为何而杀戮和牺牲的年轻士兵们获得松解，更少疼痛、恐惧、焦虑、无助，（甲基）安非他命类兴奋剂则提高执行任务的效率和保持长时间没有睡眠的耐力和警觉度。苏阿战争中，毒品既是削弱苏联军队的武器，其走私贸易又成为双方给养军队的经济来源[5]。另外，在战争动乱时期，罂粟对于农民而言，是最为有保障的经济作物，因为他们不需要把产品带到市场售卖，就会有商人来收。以毒养军、以军护毒的例子在地方武装自卫中也屡见不鲜，无论是泰北的国民党孤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凉山诺苏区域，或是民国时期的各地地方军。近代以后，禁止种植罂粟又缺少生产资料的地区，农民也许会选择参与贩毒经济，在我出生地方的周围，就有传言只剩寡妇和儿童的村子，成年男人都以贩毒为生，家庭里的年长男子被判死刑，他的兄弟就接替他的工作，然后就这样循环传递下去，直到成年男人所剩无几。

如果说20世纪的战争带来了任何关于现代生活的启示和预言的话，那大概是生命的精神药理学管理和麻醉资本主义（Narco-capitalism）。

美国密苏里州的农村，在晚期工业主义（L a t e Industrialism）来临伴随的失业潮和不稳定生计中，居民开始普遍地DIY冰毒，它并非娱乐性药物，而是给你更多的能量、更长的工作时间，抵抗疲劳与焦虑。而华尔街的股票经理人、学业紧张的高中生、备考美国研究所入学考试（GRE）或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的未来学者与专家，也都钟爱声称治疗注意力缺失症（ADD）的主要成分为安非他命的神奇药丸阿得拉（Adderall）[6]。美国飞行员为他们使用的兴奋与镇定药剂命名“go pills”和“no-go pills”。效率并非只是提速，还需在“calm down”和“speed up”间构造一个不产生没有机能失调、错乱和延迟的转换过程。莫达非尼（Modafinil）被证明比右旋安非他命（Dextroamphetamine）更有效用，可以使得士兵在持续40个小时不眠的情况下，几乎不降低作战能力，而且无须镇定药剂来调整睡眠，士兵可以随时小睡以帮助恢复体能。生物化学专家们认为睡眠药理学的未来将属于可以随时启动睡眠与管理睡眠时间且强化深度睡眠（slow-wave sleep）的没有副作用的催眠药剂[7]。

大数据中心终于建到了省城，互联网经济正在深入农村，新的旧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在不断建造消灭时间的空间。故乡也不是那个休眠的地方。大概警察扫毒的效率越来越快，我更加见不到我的兄弟，我的父亲也终于再没机会关照他。他每一次被逮捕去强制戒毒（两年为期）的时间都更短，三个月、一周、三天，他出监狱又进去监狱，出来又进去又出来又进去……

他小时候很不喜欢我，家里大概没有小孩子喜欢我，因为爷爷奶奶总是说：“你们要像姐姐一样努力学习。”我不以为我很努力，我记得我上课从不听讲，下课有父母帮我完成枯燥的重复抄写类作业，我可以有很多的业余时间看电影看小说玩乐器学画画锻炼身体，还故意跑去念艺术学院，因为这可以让我“不努力”。但我母亲说：你知道你从念初中开始就常常坐着睡觉吗？你爸爸把你抱到床上你就会立马跳起来又回到书桌那里。是呀，我现在每天抽很多的烟，喝浓咖啡像喝水，用功能饮料和疲劳对抗，又需要助睡药丸遗忘焦虑和失眠。电脑桌面上有永远完不成的to-do list，日历簿里全是deadline标注。不只是我，我身边的人们，朋友，同事，都是。

我最后一次见到弟弟，不知道是哪一年，是个除夕团圆饭的晚上，我走到窗边角落抽烟，他也终于可以借着靠近我离开饭桌。他问我：你还好吗？我苦笑：还好。我问他：你怎么样了？他苦笑：你知道的。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注释：

[1]没有行政执法权，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的临时聘用人员。地方的协警队通常招收的都是刚刚成年又中断了学业的年轻人。

[2]“姑妈话”是贵州黔西北苗族已婚女性去世后，其娘舅家在丧葬活动中专门为其举行的系列仪式的总和。仪式说法来源不一，一说是纪念死去的姊妹，引导其灵魂回归娘家所在地，另一方面也维护其死后的权利（如需询问和查验是否非正常死亡等）。另一说是源于祖先伏羲兄妹结为夫妻再造人类的传说，因此苗族兄妹之间有很深的情谊渊源。部分学者认为“姑妈话”为母系社会过渡到舅权时期的遗产。因现代司法系统普及，其社会功能已经不像从前那么重要，逐渐演化为以象征意义为主的丧葬仪式。

[3]《开路歌》是黔西北苗族给亡者举行祭祀活动时吟诵的一种特定经文，其内容为根据祖先迁移的路线为亡者的灵魂指路，使之返回远古时代祖先居住的地方。

[4]Chris Hables Gray， Postmodern War： The New Politics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97）， P.209， quoted in Lukasz Kamienski， Shooting Up： A Short History of Drugs an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Kindle.

[5]Lukasz Kamienski， Shooting Up， Kindle.

[6]Jason Pine， “Economy of Speed： The New NarcoCapitalism，”Public Culture 19， no. 2 （2007）： PP.357-366.

[7]Lukasz Kamienski， Shooting Up， Kind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