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博物馆就像一座城市的眼睛。外来的访客，可以通过博物馆追溯脚下的脉络；本地的居民，则能透过博物馆看到世界的神奇。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博物馆见证了太多文明的兴衰起落，也承载了对话与交融的无限可能。然而，博物馆之美的精髓，远非将展品陈列出来那么简单。一座优秀的博物馆，既不能在随风起舞中泯然众人，也不能在曲高和寡中寂寞孤单。

博物馆的前世今生

缪斯（Muses）是希腊神话中主司艺术与科学的女神之名。神话中的缪斯，集萃着人类在艺术与科学领域创造的文明成就。因此，当有史以来首座专门收藏和陈列人类文明成果的建筑在地中海南岸的亚历山大港拔地而起时，它的建设者理所当然地以缪斯的名字，赋予了这座建筑物“Museum”之名。于是，世界上有了第一座博物馆，人类文明的传承也由此迈入了从离散走向聚合的新纪元。

然而，作为概念的“博物馆”固然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博物馆真正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却是相对晚近的事。回顾博物馆在世界与中国的前世今生，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博物馆事业自身的发展，也是博物馆从精英走向大众、从专业走向生活的过程。今天的我们走进博物馆时，或许很难想象，前人用了多少努力，才为我们拆掉了横亘在博物馆前的“门槛”。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座博物馆，当年的亚历山大博物馆虽然意义非凡，却无疑是王权的禁脔。对普通民众而言，隔绝在高墙之内的奇珍异宝与他们毫不相干。因此，当亚历山大博物馆最终毁于战火的时候，并没有太多人为此感到惋惜。在史家眼中，这是一场令人心痛的悲剧，但以今人的视角回顾，我们不难明白，一个完全脱离人民的博物馆，建成之时便注定要有这么一天。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让博物馆面向更多人开放，馆中的珍藏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风起云涌的18世纪，在思想观念的革新进步之下，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前夕，一个名为“九姊妹”（意指九位缪斯女神），曾吸引伏尔泰等人关注的文化团体，明确提出了“博物馆是向公众展示知识的地方”的纲领。在思想启蒙的推动下，一大批现代意义上的、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出现。博物馆之美，终于得以呈现在普罗大众的眼前。

故事讲到这里，似乎有了一个美好的“大结局”——然而对中国人民而言，博物馆“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故事，却还远远没有讲完。当欧美各国纷纷建起面向普通人的博物馆时，中国正处于闭关锁国、积贫积弱的清代。直到19世纪末，中国才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到了博物馆的存在。

1895年，维新主将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了爱国进步组织“强学会”，其章程明确提出要在国内“开博物馆，置办仪器，讲求制造”。康有为认为，由国人自行兴办博物馆，可以“开民智而悦民心”。在当时的进步人士眼里，博物馆对民众不仅可以起到重要的教化作用，同时也能满足大众对文化生活的丰富追求。

1905年，首个由中国人独立创办的综合博物馆由张謇在南通创办，定名“南通博物苑”。自此，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百年征程正式拉开了序幕，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也终于有了亲自走进博物馆的机会。

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后，民主、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教育、科学领域博物馆的数量显著增多，不少有志之士纷纷投入到了博物馆的建设之中。大名鼎鼎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便是其中极富热情的一员。担任北大校长时，蔡元培就曾力主在校内兴办面向大众的博物馆，以使高校的文化资源可以服务于社会。离开校园、进入政坛后，蔡元培更是亲自推动了青岛水族馆、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馆）等多座博物馆的建设。

蔡元培之所以如此重视博物馆，并非出于其个人兴趣，或是对博物馆高雅一面的推崇，而恰恰在于博物馆的“大众性”。在他看来，博物馆一方面可以为广大民众提供“有益的消遣”，另一方面也能让科学的理念、优美的文化和高尚的情怀浸润民众的精神世界，从而提升中国社会的文化水平。

尽管限于时代，蔡元培“人人皆有博物馆”的理想并未在其生前实现。但这种“为大众办博物馆”的理念，却得到了后世博物馆人的继承与发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博物馆事业，使博物馆成为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之后，博物馆事业更是迎来了数波爆发式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中国博物馆格局。

100年前，一个普通的中国少年，或许只在先生口中听过博物馆；50年前，一个普通的中国少年，或许只在画报上见过博物馆；30年前，一个普通的中国少年，大概有机会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几座博物馆，而今天，一个普通的中国少年，大可以随时随地走进不同的博物馆。一代代中国博物馆人前赴后继，让博物馆从高不可攀的“文化圣地”，变成了润物无声滋养社会的“文化清泉”——我们终于走进了一个人人都能欣赏博物馆之美的时代。

博物馆之美，美在何处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共有超过55000座征集、典藏、陈列自然和人类文明成果的博物馆。在中国，这一数字也已突破5000大关。这些博物馆各自讲述着独一无二的文明故事，其中许多都已成为所在地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在社会上，不论“精英”还是“草根”，只要提起博物馆，人们心中都会浮现出种种美好的想象，这一方面是因为博物馆在文化、教育、公共生活等领域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博物馆本身的独特魅力。当我们谈及博物馆之美时，博物馆究竟美在何处？

博物馆之美，美在开拓视野。大多数人对博物馆最直观的印象，便在于其跨越时间与空间的丰富馆藏。对普通人而言，穷尽一生，能直接见识到的事物终究十分有限，但我们的求知欲却并不会因此停止发散。博物馆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可以在无涯的求知之路上便捷穿梭的“任意门”。只要选定想要了解的领域和主题，我们便能在博物馆的世界里翻山过海、漫游时空。尽管博物馆中的馆藏大多只是静态的物品。但每一件馆藏背后，都是一个不同的“知识宇宙”。博物馆的存在，让并非专业研究者的普通人得到了窥见这些“知识宇宙”一角的机会。在博物馆中，每个平凡的个体都拥有在方隅之间探索世界的机会。

博物馆之美，美在见证文明。自从博物馆这一概念诞生以来，其使命便一直包含着对时代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成果加以见证。许多可称为现代的博物馆也已经走过了上百个年头，游览于这些博物馆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展品，同时也是博物馆亲自见证过的社会发展历程。近些年来，外出旅游的国人越来越多，不少“懂行”的旅游者都知道，初来乍到的情况下，想要深刻地了解一个地方，最好的方式就是先去逛逛本地的博物馆。有时身在国外，即便语言不通，我们也能通过当地博物馆中的藏品直观地感受到一个国家的文化气质、进而体会到其文脉。而在我们身边，那些我们最熟悉的本地博物馆，也同样是属于每个地方自己的“精神地标”与“文化名片”。

博物馆之美，美在薪火相传。在历史长流中，博物馆除了见证文明的兴衰起落，本身也扮演着将历史遗产留存给后人的关键角色。作为万物之灵长，人类之所以能以血肉之躯创造出辉煌的文明，靠的不仅是个体的头脑，更是世代累积的历史经验。如果没有历史的传承，我们便不可能沿着前人的脚印，探索更加广阔的未来。在中国，最著名的博物馆，无疑就是故宫博物院。故宫不仅依靠丰富的馆藏，还留存着中华上下几千年的文明遗产，其存在本身也是明、清两朝历史的直接体现。伫立在太和殿前，每个中国人都难免会想起过去数百年的沧桑。我曾听一位朋友说，他不论去故宫多少次，都不会觉得腻。尽管他对展品陈设早已了然于心，但是，历史积淀带来的情怀加成，每次都足以让他心潮澎湃。

博物馆之美，美在融会贯通。博物馆对于自己的馆藏，从来都不止是简单的陈列。收藏机构和旅游景点的身份，只是博物馆面向大众的一面。而另一面，博物馆则是重要的研究机构。科学、艺术、文化、自然等领域的博物馆，在收藏本身之外，往往会投入大量资源与心力，对馆藏进行维护、研究和阐释，从而更好地将有价值的信息传递给观展者。当我们参观一座博物馆的时候，看到不仅是藏品本身，更是馆内文博工作者的努力与心血。一个新上的小物件，可能是一名修复师几个月如一日的努力；一段简洁的解说词，可能是一名研究员数年所学的精粹；一间昏暗的布展室，可能是一名设计师苦思冥想的匠心……当这一切以“浓缩”的形式陈列在我们面前时，观展的我们可以说“占了大便宜”。博物馆看似只是展览、陈列藏品的地方，但对有心的人而言，它同样可以是审美的园地、学习的课堂。正因如此，我们才说博物馆可以提升一座城市的文化氛围。放眼望去，国内文化氛围较佳的城市，又有哪个没有几座优秀的博物馆呢？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不过，博物馆纵然千好万好，回到现实，我们依然必须面对“如何把博物馆办好”这个具体的问题。博物馆在形式和内涵上自然具备足够的魅力，但是，并不是每一座博物馆都能轻松驾驭这种魅力，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近几年来，国内的博物馆事业一路高歌猛进，在体量与规模上有了长足的发展，民间也在石渠宝笈特展、海昏侯墓出土文物展等“明星展览”的带动下，呈现出了一派“博物馆热”的氛围。但是，具体到每一座博物馆、每一场展览，我们却不难发现，热闹的景象之下，国内文博事业明显存在良莠不齐的问题。

一边是部分走在博物馆事业前沿的“弄潮儿”，以精妙的思路和设计收尽“博物馆热”的红利，令人由衷赞叹；另一边，则是不少斥巨资建设的博物馆门可罗雀、无人问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显然不能把责任推到“大环境”的身上。毕竟，论起博物馆事业在中国的发展环境，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得上近段时间。“博物馆热”的风口，早成就了不止一个成功者，因此，更多未能乘风而起的博物馆，仍需更多地从自身上寻找原因。

抛开那些只想趁机“捞”上一笔，而在馆藏、管理等方面粗制滥造的“伪博物馆”不论，不少坐拥大量优质馆藏、学术水平出众的老牌博物馆，同样面临着乏人问津的难题。纵观这类什么都不缺只缺人气的博物馆，“曲高和寡”是其最核心的问题。

在博物馆主要面向社会精英开放的年代，“曲高和寡”并不是多大的问题，一座博物馆只要在特定领域能有一群真正“识货”的知音，便无需为不能吸引大众的目光担忧。然而，随着博物馆的大众化，博物馆的社会价值不再局限于小圈子里的文化传播，而更多地承载了康有为口中“以开民智以悦民心”的使命。在这种情况下，博物馆必须思考，如何让“阳春白雪”的馆藏，更好地贴近社会大众的关注点，从而在与“下里巴人”的竞争中不落下风。

对博物馆而言，在教化社会中“开民智”，与通过吸引观众“悦民心”，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贴近大众，并不意味着随风起舞、屈服于媚俗，而是说文博工作者应当想方设法，在严肃、艰深的陈展内容和观众的喜好与习惯之间搭建其沟通的桥梁。最近几年，故宫博物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从人们印象中的“老古板”变身成了“新晋网红”，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能以最新的创意登上一次热搜。但是，细究故宫的每一次“走红”，我们会发现，尽管在这些专门针对网民和年轻人的展览设计中，融入了不少向流行文化示好的要素，但不论是策展思路、参展展品还是现场解说，都完全维持住了故宫应有的专业水平。

在一场以“紫禁城里过大年”为主题的特展中，许多观展者都是被“进入清宫剧的世界”这种噱头吸引而来，然而，观展者一旦踏进午门，立刻就会把“神剧”抛诸脑后，而被文博工作者们悉心还原的史实场景深深震撼，从而在寓教于乐的过程中，将历史知识融会贯通。这种巧思并未拉低故宫的格调，而是做到了“曲高和不寡”。而这也是一个如何讲好博物故事，让博物馆中原本扁平、静态的馆藏变得立体、生动起来的出色范例。

将这种思维拓展出去，我们会发现，许多在策展思路、陈设形制上已经十分成熟的博物馆，都有重新组织“故事”，实现进化的空间。

位于四川成都的金沙遗址博物馆，原本是由一个遗址发掘现场发展起来的考古博物馆，内容相对枯燥、专业。但是，馆方通过用心的建筑与园林设计，将博物馆化身成了成都市区内一处意境非凡的漫步场所，使得游览者可以在放松身心的同时，从心境上体会古蜀文明的神秘感，从而让这里成了成都排名居前的“网红景点”。

将目光投向邻国，日本东京的国立西洋美术馆，也显得别具匠心。作为一家从明治时代便开始专门收藏西洋油画的博物馆，馆方或许自知收藏质量难以与西方同类博物馆比肩，于是机智地将该馆扩充收藏的过程和日本近代与西方文化互动的历史进程结合到了一起，吸引了许多外国游客的关注。这样的做法，使得一家博物馆同时具备了“美术馆”和“历史馆”两重属性。也只有让博物馆变得更加多面，才让游客产生对同一家博物馆反复观展的理由。像日本国立西洋美术馆一样，仅凭自家馆藏就能玩出“变身”花样的博物馆或许不多。但是，每座博物馆都可以通过与其他博物馆，乃至于完全不同领域的伙伴“跨界合作”，赋予自己更多不同的面相。

2018年，国家博物馆在“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中，创造性地引入了一个名为“时光博物馆”的“馆中馆”。这个专门陈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生活场景的展区，并非出自专业的文博工作者之手，而是由人民日报的新媒体团队操刀设计，因此精准戳中了网络传播的“痛点”。很快，这个展区就因为其充满“回忆杀”的特点爆红，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展，而这也给展览本身严肃的主题带来了一抹活泼的亮色。

我们看到这些博物馆各具特色，也很难简单复制。但其中蕴含的规律与经验却适用于所有有志于为公众搭建文化桥梁的文博工作者。“酒香也怕巷子深”，那些珍藏在博物馆里的人类文明遗产，值得收获更多的关注，为了实现这一点，博物馆不仅要“各美其美”，也要学会“美美与共”，找到最好的文化传播路径，让更多人有机会一睹博物馆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