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超然 1936年出生于香港，广西岑溪市人。1961年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于廣西民族大学及西北大学，硕士生导师、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会刊《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副主编。《唐代文学研究》柳宗元研究会会长。著作主要有：唐代文学考论，代表作《唐才子传校笺》（合作，为第二作者）;文学评论，代表作《鲁迅柏杨异同论》《坛外杂话》，多发表于《文艺报》《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刊物上。论著编为《三书斋文存》四卷，共112万字。1998—2008年任广西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破 题

如常人所说，人无论在何处，离故乡有多远，对故乡的思念总是剪不断的。我在写唐代怀乡诗欣赏随笔一文时就用了《千古难断是乡愁》为题。写那篇随笔时，我对故乡的情思，也时不时出现在脑际，于是产生了把故乡的思念写出来，与读者共享的愿望。正好主编有约，欣然命笔。不过我今年八十有四了，恐怕很难描画出完整的故乡形象，很可能只是些碎片式的回忆，因此从唐诗里借“散丝”一词为题，曰：《故乡散丝》。

岑溪·古塘村·塘坳

岑溪“山多小而高，溪多水长流”，可说山清水秀。汉代设县。唐代至德年间改龙城县为岑溪县，可谓历史悠久。古塘村离岑溪县城很近，只有六里左右。古塘村是一个地域不算小的山村，包括瓦屋寨、河口、刘屋村、塘坳等，好几个自然村。其中塘坳、瓦屋寨几个自然村是梁氏灿公的几支宗支的后裔居住之地。我们家就坐落在古塘村塘坳。梁氏家族明末从广东顺德搬迁至此，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了。传到我这一代已是十二代。

塘坳的房屋建筑颇有特色，整个村落像一座长方形的四合院，北面一长排是两层的住房，中轴是东西向的一条路。南边一排是猪栏、牛栏、厕所（水厕）和杂物房、磨坊之类，东西入口有闸门，晚上上门栊子。北南两排房子相连，兼有围墙的作用。东西两门各有二层门楼一座，有射击眼，可以射击，人们喜欢呼为“炮楼”。

祖父是颇有点名气的老中医，曾在岑溪最大的圩市樟木圩坐堂诊病，夸大一点可以说是门庭若市。后来看病的人多到塘坳家中求诊，叔公就在塘坳开中药铺，祖父坐堂诊病，当堂抓药。为了方便患者，叔公们又开了间小杂货店经营酒油盐酱醋，还有香宝蜡烛鞭炮之类。那时茶甚少入到寻常百姓家。诊病者诊病后就可以顺便解决，不用为买这些物品跑圩场一趟。古塘的村民也趁此拿些青菜、鸡蛋之类摆卖。有时，村里有人宰猪，也拿些猪肉来卖。塘坳有点小市场的气息。

小时候在家乡生活时，我爱到叔公的药铺看祖父开药方。我觉得祖父开药方的字很好看，比学校老师的字好看多了，挺佩服的。

不过看祖父写药方的时间不多，多数时间是跟在母亲身边，她是南宁市青云街一号程氏大屋的二姐，上海大夏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她说瞿秋白、郁达夫等上过她们的课。毕业后一直担任中学教师：岑溪中学（教语文兼女生导师）、梧州护士学校（教导主任，上语文课）、南宁女子师范学校（女中，上语文课，兼学生导师）、南宁一中（语文教师）。她在哪工作，我们兄妹三人就跟着在哪读书生活，很少得在家乡。寒暑假是回家过的。父亲是中山大学农学系第一届学生。中山大学成立时为农学院学生代表参加中大建校委员会。毕业后受大革命思潮的影响，谢绝导师丁颖留校当助教的邀约，应广西国民党政府当局召唤，回广西投入革命。担任过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工人部长，以及一些县的县长之类的官。他还在贺县办过矿业，在梧州办过《岭南晚报》，似乎都不是很成功。在任广西地方官和议员时做了一点点好事。如在广西省参议会上提出修建岑罗公路，以工代赈方式进行，基本完工。总之很少时间在家。在家时，他也会对我们的学习提一些要求，如早上要读英语、写毛笔字，完成了才能去玩。

其实，在家乡也没有什么可玩的，只有稔子（有些地方叫桃金娘）成熟的季节，可以入深山去采摘稔子玩，才有兴趣。家乡大地山一带稔子很多，有时把篮筐装满了，就脱衣服扎袖子做成袋子来装，那时就很高兴了。

不过稔子季节不长，好玩的玩意儿总是少。那时候，就去母亲那两个柜子淘喜欢的书看。三部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读的。我不喜欢《西游记》，翻了一小半，没有读完。后来翻出一部《荡寇志》，是《水浒传》续书的一种。这部书很坏，结局是梁山一百零八好汉全部被杀光灭绝。我当时很气愤，想写一本《反荡寇志》，把《荡寇志》中的人物通通消灭。后来设计了全书的回目，写了两回。父亲看见了，鼓励说：“你写出来，我拿到《岭南晚报》去连载。”虽然很高兴，但毕竟没有办法写下去。这是在岑溪中学读初中二年级第一学期的事。在母亲的书柜中还淘出郁达夫的《迟暮》、冰心的《繁星》、巴金的《家》、郭沫若翻译的《茵梦湖》等。一本《唐诗三百首》和一本《绝妙好词》是经常拿来选读其中的好诗词的。这个淘书活动对我后来报考中文系有直接的影响。

幸福·艰辛

那年母亲在岑溪中学教语文兼任女生导师。我刚进幼稚园大班。上化乡幼稚园就办在孔庙。家乡的孔庙很大，幼稚园设在两边门廊。门廊两边各有一个连通的小金鱼池，池里经常有金鱼。门廊在平地，一条小拱桥跨金鱼池上，过了小拱桥，上几级台阶就进入大门了。那是抗战后期，整座孔庙都用来做上化乡中心小学的教室。大成殿左右两边的厢房作为初小的教室;大成殿上方围墙外建了一幢两层的楼房作为高小的教室和教师的用房。整个孔庙都用在小学（初小、高小）和幼稚园，所以校舍显得宽敞、明亮。中心的大成殿、孔子的圣像，给人以庄严慈祥之感。每年开学典礼都举行祭孔活动。离乡在外读书时，时不时会想起这座孔庙。

岑溪中学隔着县体育场，和孔庙正对面。我入了幼稚园，由一位叫金凤姐的丫环每日接送。在幼稚园大班时，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健康比赛。金凤姐见我不够肥胖不想给我报名。母亲告诉她健康比赛不是比肥胖，叫她给我报了名。我十分高兴。健康比赛不是比赛肥胖，主要是出问题给小孩回答。如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妈妈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这些问话很容易就回答了。问到会唱歌吗？唱了《渔光曲》开头四句。当时只是听初中班上音乐课“捡”到四句，唱后还得到老师的鼓掌，这次健康比赛我得了大班第二名。幼小的我十分高兴，大概我自小就是一个爱受表扬的人。

我读小学是在梧州城北镇中心小学开始的。那时，母亲受梧州护士学校的聘请，就任该校教导主任兼上语文课。我兄弟二人和丫环金凤姐跟着到了梧州，住在学校里。学校在一座叫“红楼”的大房子里，因为整栋楼是红砖砌成的，没有抹外层，外观全部红砖裸露，一片鲜红，房子四层，呈长方形，在当时是比较大的房子，学生宿舍、办公室、教室、教工宿舍全安排下了，而且不觉得拥挤。

我五岁时母亲见我认得不少字了，就送我跳级上城北镇中心小学。

城北中心小学离家比较远，但就在医院旁边。母亲经常要带学生到医院上课，所以可顺便送我到学校。但是母亲不来医院就得金凤姐专门接送。还有这个学校紧靠着一间纺织厂，漂白粉味道很浓很浓，我受不了。第二学期转学到城中镇中心小学，和哥哥同一学校，上学放学一起走。本来就很好了。可是日本飞机常来骚扰轰炸，一起防空警报，挂警报球，就得跑回家，来不及则找个防空洞躲起来。那时一边跑一边哭，一边骂日本鬼……还得转学。转到明新小学。明新小学是个教会学校，就在红楼对面的小山坡半山之间，走五分钟就到家了还有自己的防空洞。这里一响警报就进防空洞，就比较安全了。在梧州明新小学读书时，有一次参加书法比赛，校长到赛场巡视时，对一同巡视的老师说我的字“有笔力”，结果得了三等奖，我也十分高兴，跑着回家告诉母亲。

1943年日本鬼子大炸梧州后，总是在惶恐中过日子。母亲就带我们回到了家乡。在家乡上化乡中心小学读第七册。上化乡举行全乡高小“科学比赛”和“歌咏比赛”，是高小初小都可以参加的。班主任吴奕萍（新中国成立当过岑溪县委书记）给我报名参加歌咏比赛。他问我喜欢唱哪首歌。那时刚教唱《嘉陵江上》，他说：“这首歌好，就唱这首！”他还鼓励说：“你大胆唱，你实得（岑溪话：一定行）。”我勇敢地把一曲《嘉陵江上》唱了下来，歌声一停评委老师和听众都啪啪地鼓起掌来。一位老师问我：“你还会唱什么歌？再唱一首好不好？”我说：“好的！”于是又唱了一首《大刀进行曲》，也得到掌声。

这次上化乡高小“科学比赛”和“歌咏比赛”的颁奖仪式在上化乡樟木圩圩亭进行。哥哥浩然参加“科学比赛”得了高小二年级一等奖，我参加歌咏比赛两支歌，《嘉陵江上》得第一名，《大刀进行曲》得第六名。两次比赛都由祖父上台领奖。祖父笑眯眯地上台领了三个奖。在回家的路上，他拉着我的手，一路上认识的人都同他打招呼祝贺他：“宜祯大爷，恭喜呀！要出状元了！”他总是笑眯眯地回答：“还未曾！睇佢哋努力咯！”回想起来老祖父是感到幸福的，我更是高兴了。现在想起来还充满幸福感，想唱《梨花又开放》。

在故乡也有艰辛的时候。那年因病休学在家，适逢家乡土改，每口分得三分三厘田，当时在家的五口人：祖母、婶母、小姑（比我小一岁）、妹妹（比我小两岁）和我，总共分得一亩六分田。我就自然升格为家庭主要劳动力了，这个升格十分自然，也很自觉，意识到在这个家庭应该肩负的责任。

那年春寒料峭，三婶交代明日一清早牵牛扛犁到石盈口那块大田，十婶教你犁田。次日我起得床来，吃了两碗粟米粥，扛起犁，到牛栏牵起土改分得的那条小母牛（与已分家的二嫂家共有，由我管养），兴冲冲赶去石盈口，过去只看见大人耕田，吆喝起牛来也蛮威风的，心中不免好奇而兴奋。到得石盈口，十婶已先到了。说起这位十婶，在古塘颇有点名气，她姓彭，是十叔的原配，多年不育自愿给十叔娶了二房。她女工不错，纳鞋底尤其出色。这不足奇，她做农工是一把强手。十叔是个小职员，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家中田地耕种全由十婶包揽，活儿不弱于男人。这就不能不使古塘村的人赞誉有加了。所以三婶请她来教我犁田耙田。她耐心教我套轭、扶犁轻重、分厢、指挥方向……我操作了一会儿，就比较自如了。她见我已经掌握了，就喊了一声：“聪明仔！就喺咁作了，我扯先咯（先走一步）！”我大概学东西比较容易上手，即现在所说的接受能力强吧！总之，一块将近一亩的大田就犁完了。我十分高兴，既高兴学会了掌犁，更高兴成功履行主要劳动力的职责了。

接踵而来的职责就多了：耙田、播种、插秧、耘田……我还像别人一样，买了鱼花在那块大稻田里养，这样就得经常背上一把铫去看田水，田水不能少了，也不能满了。买了三十六只鸭花（刚出壳的小鸭）来养，天天得到田里拔鸭仔菜（一种鲜嫩的野菜）和糠一起喂养。我每天挑着小鸭到没有放鱼花的田里和小溪里，鸭子长大了挑不动了就赶着去。为了补充粮食不足，还种了一块地的红薯，开一块荒地种木薯，还有一块小菜园，根据季节，我种过白菜、芥菜、蕹菜、苋菜、豆角、荷兰豆，菜园虽不大，但蔬菜基本不用买了。

为了解决买油盐米醋的家用，我到农会申请砍十株原有的松树劈柴去卖和自用。获准后，砍树、锯树、劈成柴火，晒干，这个过程的劳动付出最大最艰难，而且要掌握规律，也可以说科学知识，如伐木时，要一边砍，不要团团砍;劈柴时，要向离木心远那边劈;搭柴塔（晒干）时要注意平衡……都是堂兄教的。最后还要过挑卖这一关。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挑柴可以挑到八十斤了，这一关主要不是体力，而是关乎心灵。岑溪县城柴炭摆卖地点在水东街，从家乡古塘到水东街不算远。但岑溪中学和县体育场是必经之地。鲁迅先生的诗句“旧帽遮颜过闹市”的情境反复出现在脑际，压低笠帽，脚步加快穿过这个路段。第一天僥幸没有碰到认识的人。在水东街柴炭摆卖点，刚放下柴担子，一位解放军过来喊话：“买柴啰！八千元一百斤。卖的跟我来！”那时用的是旧币，八千元换新币时等于八角钱。这个价格比一般摆卖略高，偶尔碰上也有略高于八千元的，但得耐心等，还要有讨价还价的如簧之舌。所以多数卖柴佬都跟解放军去了。我更是卖柴佬中最快的响应者。称完收钱之后，我怯生生地问：“解放军同志，明天你还要柴吗？”“哦，要的。”他对卖柴佬喊道：“明天，天天都要柴，直接挑来就行了！”我听此特别高兴。解放军驻地在城边上，不用破帽遮颜过闹市了。未到农忙时节，久不久又挑些柴火上街卖，买油盐米，有时悄悄地买半斤猪肉回来，切碎（不好剁，怕砧板响）煮肉粥吃。那时候觉得特别美味，不知是因为是自己劳动所得还是猪肉特别好味，总之吃起来甜滋滋的。有一天挑柴上街卖，在闸口碰见十叔、十三叔，他们是同老太公的叔叔。问我：“你现在担几多斤了？”我答道：“七十五至八十斤上下度。”两位叔叔说：“咁远担咁重乜？”我自豪地说：“冇要紧啰！”十三叔拍拍我肩膀说：“我都讲你瘦是瘦蜢，实在喺只铁骨人儿！来，落担吃条米粉再去未迟！”十三叔原是岑溪汽车站站长，辞职归田。那会儿做蒸米粉卖，不想打扰他，说：“冇嘞！我吃朝了！”“你同三叔讲价吓！过来！”用碗夹了两条蒸粉塞给我。我见情状只好吃了，一边吃一边想：等我卖了柴再送粉钱来给他。他做蒸粉也不容易。他以“铁骨人儿”称赞我就够我高兴了！

在家乡，这些虽说是艰辛，但又感受到艰辛与幸福有内在的辩证关系。

幸福艰辛的延续·离乡

这又是一段艰辛、幸福的故乡生活。

休学结束了，在南宁的三姨、四舅的催促资助下，到岑溪中学初中四十九班恢复学业。这时，全身心投入学习，不敢分心去创作《反荡寇志》，怕耽误学业了。

离开学校这一年，回来进入的班级四十九班只有十二位同学，其中两位女同学。班上其他同学都参加革命去了，有参军的、参加土改队或做其他工作的，如百货公司、银行、医院。我们这一辈人都这样，只要是革命工作都愿意干。我们十二个人都这样想，读完这一年，初中毕业，看有什么革命工作需要，等待祖国的召唤了。

复学的经济来源时断时续，因为三姨丈参加革命了，建筑工程公司关门了。重工业厅副总工程师当时也是供给制的，除了供给（吃饭、衣服）之外，每月十五万元旧币（相当于新币十五元），四舅的汽车修理店也办不下去了。所以我的经济就十分拮据，困难的时候没有钱交学校的伙食费。这点小困难不算什么，我们三个古塘村的学生，由我领头在十四叔县城的屋里借灶自己煮吃，有钱时买点豆腐、青菜、豆豉，没钱筷子点盐和着吃，照样吃。不过有时闻到十四叔红烧乳鸽的香味时就得忍一忍、躲一躲。

那几年，岑溪中学形成“点呼”的常例活动。学生在打起床钟时准时起床洗漱，晚上打好次日的洗漱用水，六点半钟准时集中操场点呼。即各班排好队，由值周老师按班点名，各班长如点名到齐则应答“某班到齐”，缺席则应答尚有谁缺席。点呼结束就唱国歌。休学前是由我指挥的。复学后第一天点呼结束后，图音老师管国机喊我的名字上台指挥，我没有准备，既叫了我，只好仓促上阵，找准了合适的音调，然后唱过门，指挥大家唱了起来。一面指挥内心非常激动。接着成立了学校歌咏队，管老师又指定我为队长。交给歌咏队的任务是：排练《黄河大合唱》中的《保卫黄河》以及《游击队之歌》作为到马路乡宣传土改晚会节目之一。这台晚会节目还有独幕剧《归来》和《苏联水兵舞》等。我就负责歌咏队这两首歌的排练，管国机老师负责指导。于是每天点呼后就练声，下午课外活动就分部练唱，到合唱。这次下乡演出很成功，我的指挥手法更提高了。管老师似乎对我的音乐基础很有信心，曾对我说：“你初中毕业后要读高中，然后到广州去考广州音专。”歌咏队在学校歌咏比赛时曾作过演出，掌声很热烈。

由于多次转学中有两次是因春秋季招生不同没有合适的班级而跳级转学的，初中毕业时实际年龄十四岁，报十六岁。1952年初中毕业。那年，全省举行第一次中学统一考试，我们县属梧州考区，要到梧州参加统考。我们班中途参军的参军、参干的参干，毕业时只剩下十二人，另，县长钟崙的公子谷生，算是插班生，毕业人数十三人，其中女同学二人。有一名女同学已决定做小学老师不参加中考。因为没有钱买车票，学校组织我们十一人步行去梧州参加中考。

1952年7月的一个清晨，十一个同学背着极简单的替换行李，怀着对未来迷茫的憧憬和一丝乡愁迈开离乡的脚步。学校对这次步行到梧州参考很重視。岑溪到梧州七十多公里，分两天行程。第一天走到新地，住一宿，由新地乡政府接待。新地乡政府对这十一个初中生，安排得很好。我们到时已经准备好晚餐，除青菜豆腐外还有一海碗白炒肉，吃起来特别香，心里特别感激学校的安排和新地乡政府的招待。第二天的行程比较短，由新地到戎墟。然后乘轮渡到梧州。轮渡的票款是母校负责的。戎墟到梧州路程短，一个小时就到梧州了。就这样，凭两条腿，两天的行程告别了故乡——岑溪。实际上是未离开故乡的怀抱。宋明以来，岑溪一向属梧州（府、道、地区、专区、市），俗称同乡，有大、小同乡之说，故乡也应有大、小故乡，梧州也可以说是我的故乡，人问我故乡何处？我总是先说梧州然后说岑溪。现在要在梧州这个故乡生活几年了。

原本我想沿着高中—大学这条坦途前进的，可一到梧州地区供销社见家兄，他第一句话就说：你填志愿时不要填高中了，我无法供你读高中，找个中专学校算了。我听了心里难受，但想到现在是实行供给制，除了衣服吃饭，每月只有三元钱零用，他哪来钱供给我读书呢？终于承认了这个现实。本来一心一意想考师范学校，做几年教师再去读大学。填志愿时三个志愿都是师范学校。人的命运很奇怪，有时竟为一个毫不相干的偶然因素而改变。正在我填志愿表时，两位岑溪中学的同学走了过来劝说我不必这样填，多填两个志愿让国家挑选，中专毕业都可以考大学的，有些中专水平比较高可以学得知识的，如梧州财经学校工业会计班。他们俩都报了，如果我们同校也算有伴啊！听了这番并不是如簧之舌的说辞，我竟然改填了第二志愿为梧州财经学校工业会计班，入学后改名为高级会计班。公布录取名单时，我竟以第三名的成绩被录取了，那两位同学也录取了，果然有伴了。然而我的命运在这里转了个弯。梧州财经学校果然有水平，开了“簿记学”“会计学”“工业成本会计”“政治经济学”“企业管理”，我后来知道这些课程都是正牌财经学院的本科课程。如“政治经济学”是用著名经济学家狄超白的著作为教材。教师讲课水平也挺棒，讲得通透，学得深入。后来，由于供销商业大发展，需要会计人员，我班提前于1954年1月毕业，全部派到供销部门搞商业会计，这样的工作自然是应付裕如。后来我们还给原来的老会计讲课，讲会计的基础知识——簿记学，我被安排为县供销社的会计辅导员，专门负责给各基层供销社辅导业务，清查乱账错账。工作干得得心应手，还要兼单位秘书，撰写工作报告总结之类文件。各项工作都完成得不错，评先进中，我被评为全县先进财会工作者。

我在财经学校期间担任过学校学生会文娱委员、高计班宣传委员、学生会墙报主编，组稿、编稿得到锻炼，带头写稿也使我的写作兴趣调动起来，还取了个笔名：高宣（高计班宣传委员之意）。

在财经学校这段日子里，第二故乡梧州给了我颇为平静的生活，每天上课、下课（有时下课都不离座位，教室小，座位距离狭窄，出入不方便）、写作业，休息，吃饭。中专生每月还有一元五角零用钱（旧币一万五千元）。家兄那里供给制发给的每月六张电影票都给了我。所以，星期天除了到新华书店看书，就是看一场电影，我感到生活很幸福。营养好了、心情好了，人也长胖了。唯一遗憾的是没钱买书，学校只有阅报室，没有图书馆。《卓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都是简本）是表姐从南宁寄来的。书难得看到，我就看电影代替，从不浪费电影票。这段时间我看了不少电影，如《乡村女教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忠实朋友》《我们这里已是早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毁灭》《武训传》等，获得多方面的提高。学校的阅报室有几份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给我的知识以爆炸性的增长。在书店靠墙站着不可能整本读完，所以我尽量找些短小的文章和短诗，这样每次可读一两篇完整的作品。而在学校阅报室里则可以坐下来慢慢看。因为墙报要稿子，自己也学着写些短文。记得有一篇《谈浪费》，一篇是看了《乡村女教师》后的感想，觉得写文章似乎很有意思，于是对报纸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也很感兴趣，对批判胡适思想的文章也喜欢看。报上批判胡适的文章，似懂非懂的，但凡有这类文章都要囫囵吞枣一番，渐渐看懂了一些，关于“问题”和“主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看懂了。读书、看报似乎形成了习惯，从中也得到知识的乐趣。

这种习惯延续到离开家乡，毕业分配到桂平参加革命时期，特别是从罗播上调桂平县供销社之后，桂平新华书店的书比罗播书店的书多得多了，我也有点钱买书了。不过第一本书却是在罗播那个小书店买的：朝鲜的小说《泛滥》。那时有工资了（每月十九点五元，旧币十九万五千元）。在桂平新华书店也买了书：鲁迅的《二心集》《三闲集》《花边文学》，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那时在读报中发现了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我在淘母亲的书柜时读过《红楼梦》，是护花主人评本，所以很感兴趣，而对两位青年评论家李希凡、蓝翎受到赞扬则十分羡慕。报刊上发表的评《红楼梦》的文章，大都看了，从中获益匪浅，也因此“认识”了许多专家的名字：俞平伯、何其芳、余冠英、吴组缃、聂绀弩、黄药眠、冯雪峰、王佩章、王瑶、程千帆、王运熙、霍松林、贺敬之……这其中有些专家在我走上学术道路后，有些学术往来，不胜荣幸之至，在当时只有向往和仰慕。这时候我在桂平新华书店见到许多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好像打开了一个新的宝库一样。尤其是翻阅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更是对傅雷敬佩不已！

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符合条件的在职干部可以参加高考，接受祖国的挑选。又一次要决定命运走向的时候了，还是要回到梧州这个家乡来决定。桂平县参加高考的考生要到梧州考区参加考试。1956年我们单位有三位同志参加考试，据其他两位说是在我的带动下决定参加的。经过半年多的准备，考场出来后我信心满满，意气高扬，非北大不读，而且想当翻译家。三个志愿是：北大俄羅斯语言文学、北大法国语言文学、北大英国语言文学。这次谁劝说都不听了。结果很奇怪，一位同志很快收到通知了;另一位被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录取了，也很快得到通知，唯独我的通知却迟迟未到，直到考取哈尔滨俄专的同志要启程入学了，我的通知仍未见到。同事们都以为我不好意思说不被录取。直到哈尔滨俄专的同志入学了约十五天的时候，来了一封不录取通知书。真是奇怪得很，至今不明白是什么情况。据闻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却让我碰上了，至今也不知道是什么确凿原因。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就不再仔细去琢磨它。我立意开始1957年参加高考，不达目的决不放弃！第一次考试失败在志愿问题上，这次填志愿与家兄一齐商议了一个极周密的符合招生办提出的录取原则的方案，可临到填报时，填报场上碰到广西师院（今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秘书文式老师在介绍广西师院中文系的情况，心为之动，遂改填了广西师院中文系为第二志愿。回去跟家兄一说，家兄说，那你就准备到广西师院中文系吧，可惜了！果如家兄预料，广西师院中文系的录取通知很快就到了。办理手续先回南宁，到南宁一中母亲处住了几天。母亲谈了点中文系学习情况，如她说读中文系最重要的是要写好一篇毕业论文……

未了故乡情

到了报到的日子，告别母亲，乘上南宁至桂林的火车扑入到游子的行列，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回故乡了。常和女儿们讲古塘村，讲幸福与艰辛，讲许多故乡的旧事，一片故乡情，万里游子心啊！我重返故乡已是八十年代了，那年，故乡不忘游子，选举我为广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我参加会议坐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心潮翻动……回古塘村时，阔别十多年的十三叔握着我的手说：“还是铁骨人儿的身材，没有变！” 听此称呼，我眼泪潸然而下！九十年代及新世纪我多次带领兄妹及女儿孙辈重返故乡，有一次还走了一趟岑罗公路。故土难忘，故土难忘！

我还会重返故乡的，会的，一定会的……

责任编辑   冯艳冰

特邀编辑   晓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