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莉娜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受感染人数逾千万，经济损失难以统计。这次疫情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近百年未有。一时间，全球化成了众矢之的。全球化真的是当前诸多问题之源吗？疫情过后全球化如何发展？如何应对疫情后全球化的新变化？针对这些问题，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

回头审视全球化

《领导文萃》：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全球化继中美贸易战后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说到全球化，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张蕴岭：所谓全球化，最主要的体现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有两个基本标志：其一，国际贸易和投资快速发展，在全球经济、国别经济中的权重提高，对拉动经济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二，国际分工细化，形成相互连接的生产、服务全球网络与基于比较优势分工的供应链。

全球经济网络和供应链的形成，导致全球经济活动出现了三大分离：一是经营环节（研发、设计、生产）深度分离，这种分工被称之为产业内分工，即整体的生产与经营环节，被拆分为多个细化的环节，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传递与连接;二是需求与供给的深度分离，原本国际贸易的开展就是建立在供给与需求分离的基础上，但在全球化下，生产和消费的分离更为深化，形成带有“独立性”的生产市场与消费市场，典型的分离体现在东亚作为生产基地和北美作为消费市场，形成一种 “危险的平衡”;三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深度分离，即资本市场的运行与实体经济的运行相互独立，虚拟经济高度膨胀，远远超出实体经济的需求。这三个分离使得经济的效率提高，规模经济得到扩展，但是，也导致了经济的高度脆弱性，一旦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以倍加的形式传导，进而造成巨大的影响，甚至发生危机。因此，脆弱性是全球化的一个内在特征。

事实上，全球化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当今，环球同此凉热，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的联动性很强，没有国家可以置身之外，政治、國际关系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就治理而言，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体系，涉及政治安全、经济社会、生态气候、卫生健康、文化教育等领域，几乎所有的领域都被纳入到联合国体系，所有的国家都加入到了联合国体系，这是人类的一大进步。

《领导文萃》：那么有哪些力量在推动经济全球化？近年来这些力量有什么变化？

张蕴岭：全球化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主要得到四种力量的支持：一是政府，实施开放政策，支持开放市场，支持引进外资，支持企业“走出去”，支持多边体系，支持区域开放。发达国家是推动开放的主力，绝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也实行开放发展政策;二是企业，实行全球化经营，根据成本与市场优化经营战略，进行研发、生产、销售的国际化布局。不仅是大公司实施全球化战略，而且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也通过参与国际生产分工而从事全球化经营;三是公民，基于通过开放可以分享效益红利的认知，多数支持市场开放;四是金融，一个稳定与可信的国际货币与资本市场，为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在过去一个较长时期，以上几个方面都基本上是朝有利于全球化发展的方向发展的，被称为“自由主义”导向的全球化。

2000年后，全球化发展进入到高峰期。但与此同时，全球化积累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2008年美国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几种支持力量都出现不稳现象，变化较大的是政府政策、公民态度的转向，以及资本信贷市场的不稳定。在政府政策方面，代表性转向为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特朗普代表的是所谓“民族保守主义”，主要体现在：其一，以“美国优先”为理念和政策取向，宣称反对“国际主义者”，支持“爱国主义者”，搞单边主义，推行所谓有管理的开放、平衡开放，为此，重新谈判已有的双边与区域协议（北美贸易协定，美日、美韩协议），退出不合理念的协议（TPP）;其二，要挟多边贸易体系（WTO）取消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对具有竞争力的国家（主要是中国）进行限制，阻止WTO在解决贸易争端中发挥作用;其三，把中国列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施加各种单边限制，不考虑通行规则。美国曾是自由主义推崇者，是全球化的推手，美国的转向影响是巨大的。

事实上，反全球化势力一直存在，与全球化的发展相伴而行，反全球化的大规模示威连年不断。2008年以后，反全球化的势头加强，提出了财富积累中的99%与1%的问题，即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公司、少数个人手里，而公众的财富份额越来越少。在不少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民粹主义上升，成为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势力，组织了政党，进入了立法机构。特别是支持全球化的社会力量发生很大转变，很多人不再相信可以从全球化中获益。变化较小的是企业界，尽管全球化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变化，绝大多数企业家还是坚守全球化的经营布局，基于全球化布局的供应链继续拓展。

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是全球化的助推者，也是受益者。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出现了政府与社会对全球化的反思与调整，但企业界仍然基本坚持国际化战略。不过，由于政策与社会导向的变化，它们的国际化战略与运行环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

疫情“改变”全球化

《领导文萃》：新冠肺炎疫情如何冲击全球？与全球化有何关系？

张蕴岭：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200多个国家发生疫情，30多亿人口被不同形式地隔离，就波及范围和综合影响而言，这是史无前例的。人类生活的全球化是病毒在全球快速蔓延的一个主要原因。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有很强的杀伤力，很强的传染性。疫情和为防控疫情采取的措施带来非同一般的综合性影响。根据新冠肺炎疫情的新特征，防控的最重要措施是隔离和封闭。中国对最先暴发疫情的武汉采取封城与隔离措施，随之，在全国范围实行了空前严厉的隔离管制，由此造成经济社会活动断崖式下跌，许多活动近乎停滞。

鉴于中国是东亚地区及至世界的供应链中心，中国的断供，立即导致地区和全球供应链断裂。与此同时，许多国家为了防止疫情扩延到本国，也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大幅度减少，甚至阻断与中国的人员、商贸交流，这无疑加剧了经济社会交往的阻断效应。在此情况下，那些依赖供应链生存的企业不得不关闭工厂，那些依赖人际交往，特别是旅游业生存的服务业，也都陷入凋零。原本充满活力的经济与社会，突然变化，让世界为之震惊！

疫情在世界蔓延，导致各国各行其是，采取各种隔离、封闭措施，进一步加剧世界范围的阻断效应。原本，在疫情出现拐点之后，中国抓紧复工复产，希望尽快恢复供应链，但是，世界其他国家的疫情恶化所导致的第二波阻断反过来也影响中国。特别是，疫情蔓延在世界各国的不同步，不仅拉长了供应链断裂的时间，而且使得影响进一步扩大，危及到更多的行业，包括金融市场。目前还无法预测疫情何时能在世界范围终止，且人们担心可能会有复发，因此，即便疫情减轻，许多防控措施也不敢轻易放开。由此，世界经济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恢复，悲观的预测认为，世界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

面对疫情，各国都采取了严厉的防控措施，其中，停止或限制国际交往和居民活动是普遍采取的应急措施，由此，导致国际贸易和其他形式的交往突然中断，整个经济社会活动断崖式冷却。在此情况下，国内外生产与消费的供应链断裂，企业和个人都陷入困境。

疫情的蔓延和由此带来的巨大冲击与破坏，使人们深切感到，世界是一个紧密相连、相互依赖的整体，人类是一个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但同时也吃惊，原来世界变得如此脆弱，全球化如此“不堪一击”。在此情况下，可以理解，悲观的情绪会占上风，导致反全球化的舆论与势力上升。

特别是，在全球化息息相关的多边体系方面，美国的行为也在让人产生疑问。美国特朗普政府先后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巴黎协定、威胁退出世贸组织（WTO）、终止向世界卫生组织拨款并接着宣布退出等等，美国的“退群”实际上是脱离多边体系、联合国体系的行为，遭到國际社会的反对。疫情让人们思考，如果没有这个联合国体系，世界将会怎样？美国有能力独善其身或者另组建一套由其控制的新体系吗？回答是否定的。

《领导文萃》：新冠肺炎疫情下逆全球化思潮泛起，有什么表现？

张蕴岭：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化所处的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疫情下，全球产业链突然断裂、断供导致一系列问题，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政治家、企业家、公民都感到震惊，全球化成了众矢之的。总的来看，对全球化的责难与反思集中在，全球化不可靠、不安全。对全球化的反思导致政府政策进一步转向，企业认真思考调整经营战略，使得社会舆论与公民态度发生进一步转向。

疫情与其连带的诸多问题引发了人们反思：全球化怎么了？鉴于形势如此严重，损失如此之大，自然对全球化的责难就如潮水般涌出来，悲观的论调占上风，有人断言，全球化已经终结。

这次疫情蔓延对全球化的冲击，使得此前已经发生的一些问题更凸显，同时也增加许多新的因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企业战略以及政府的政策。

就企业战略而言，最重要的调整是更加重视供应链的安全。由于疫情在世界范围蔓延，各国实行更严厉的封堵停措施，人们对市场恐慌加剧，金融风险增大，许多企业陷入困境。在此情况下，企业开始认真考虑今后的经营战略，不仅要考虑成本，更要考虑安全，甚至强调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就政府的政策而言，疫情全球蔓延巨大的冲击波所造成的影响，不仅危及到社会、人的生命安全、就业安全，而且也危及到总体国家安全。这使得许多政治家、战略家对全球化的含义进行新的认识，甚至重新定义。其中，谈论最多的是，全球化使得国家安全变得非常脆弱，一旦发生像新冠肺炎这样的疫情，供应链断裂，国家就会面临重大的危机。因此，必须降低对外依赖，让涉及国计民生的生产和其他能力留在国内。在美国，有的政治家甚至主张实行极端的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政策。

《领导文萃》：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将产生哪些转变？是否会出现大消退？

张蕴岭：尽管全球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进程，调整是常态，但是，这次疫情引发的调整带有一定的转变性特征。首先，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更加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在政策层面，政府会更加重视本国基本必需品的安全供给保障能力，减少重要必需品的对外依赖程度，加大产业回归的支持力度，采取措施限制核心产业流出，如核心科技、国计民生关键产业环节，甚至可能会在法律法规层面增强限制力度。同时，对于外资的进入，特别是购买本国涉及核心竞争力与社会公共安全的产业，加大审查力度。像美国、日本等都开始制定更为严格的外资审查与批准法规，限制外资进入核心技术领域，严防外资在经济困难的时候，以低价购买本国的公司企业。看来，以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与政治安全为理念的“民族保守主义”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在经营战略层面，企业将更加重视供应链的安全。为此，可能会缩短供应链环节，力求掌控核心环节，为了降低经营成本，可能会大规模使用机器人、智能化技术。同时，将可能会对原来的“零库存即时供应链”体系（主要是零部件）进行修改，适度增加库存，建立双保险供应体系，建立备用供应链合作伙伴机制等。在社会层面，公民对政府的诉求压力增大，要求限制外来资本、外来人口流入，保证就业机会，提高社会保障力度等。民粹主义进一步政治化，形成更为有影响的政治集团。由此，自由主义信条将终结，全球化理论与舆论转向“有管理的全球化”或“有限制的全球化”。显然，原来的全球化回不去了，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再调整与重构期。

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全球化已经是全球经济社会运行机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被简单抛弃。作为一个发展的进程，全球化可调、可控、可变，但不可逆，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社会群体，都不可能全身而退，退缩到封闭性的所谓“部落社会”。比如，政府可以支持企业回归，但不可能强制企业回归。在现实中，为数众多的企业是回不去的，特别是那些依赖当地市场与要素资源生存的企业，回去是死路一条。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库罗德曾公开表示，让企业迁回美国，政府承担所有回迁费用，也就是说说而已，一则政府没有这个能力承担，二则即便承担回迁费用，回去的经营问题呢？因此，真正能响应回迁的企业有限，从根本上说，是否回迁，是企业根据自身需要经营调整的问题。政府可以对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进行监督和一定的干预，但不可能做到完全脱钩。比如，在美国，有人曾做过试验，看在一天的日子里，离开中国的商品能不能生活，结果发现几乎不能。当然，将来提供商品的不一定是中国，也可能是别的国家，但美国人的所需不可能都由美国企业来生产。事实上，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包括中国在内，对外的联系与依赖只会越来越大。

《领导文萃》：面对新形势，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所有的变化只是预示着全球化的新发展、新转变而不是全球化的全面衰退？

张蕴岭：是的，对于企业来说，依托世界市场可以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大企业做大网络，中小企业参与网络，退回国内不仅失去拓展空间，而且也不一定安全，因為国内也会发生问题。同时，突发事故，或者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大规模传染病蔓延，是难以预料的，像这样突发事件引起的应急需求，是没有办法作为常态维持的，企业不能让产品长期积压在仓库里。因此，企业经营布局调整是要考虑综合因素的，以有利于发展和盈利为基本标准。对于那些以当地市场为基地的企业来说，可能更重视当地经营的综合安全，而不是出走。正如任正非最近所言，“将产业链向本国转移是错误的，因为经济一定是走向全球化，只有全球化才会有竞争力，没有全球化就没有竞争力。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单独构建一个全要素能力，单凭一国之力搭建全要素产业链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从社会角度观察，公民对生命和生活安全保障的优先意识加强，会对那些实行选举政治的国家的政治组合与政府政策产生更强的影响。面对疫情冲击激起的综合影响，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民粹主义影响力可能会进一步提升，但是成为主流意识还是很困难，因为民粹主义导致的问题可能会更多，社会矛盾可能会更大。其实，疫情中，公民的反思并不主要是体现在极端意识，事实上，更为理性的思考占主流，比如，人们对现代化的反思，对现代生活的反思，对政府作用的反思，对个人与社会的反思等等，都表现出对未来世界的发展、对国家的发展、对个人的发展等的更理性认识。疫情让人们明白，频发的灾难是全球系统失衡的结果，人类必须重建平衡，否则更多的灾难会出现。

关于后疫情政策、经营战略与公民意识的思考、讨论、辩论、调整将会继续，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这被称之为“后自由主义”的反思与转变。不过，就一般规律而言，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悲情、悲观、极端的情绪往往会占上风，疫情过后，回到正常状态，更为平衡、理性与睿智的意识和行动会逐步回归主流。从以往的历史经验看，每次大灾难都会给人类提供教训，让人类变得更为理性与智慧，推动进步，而不是倒退，新冠肺炎疫情也不例外。

就全球化发展而言，第四波已经到场，可称之为网络全球化，即以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为推动力，构建全球立体、空间型网络，全球供应链会从链条结构向网络化结构发展，物联网将各个经济社会活动纳入到网络之中。我们看到，疫情中得到迅速发展的是网络经济，网络教育、网络会议、网络售购等，它们成为疫情下开展活动，满足人们基本生活供需的主要形式，疫情后它们不会消失，会有更大的发展，将成为新经济的动力源。网络全球化的突出特征是全球性的，是大数据、大框架，超国家和地区构建与运营，支撑网络全球化的货币——数字货币也已经登场，这不是退全球化，而是全球化的新发展、新转变。

解决全球化之困

《领导文萃》：您认为在全球或者多边层面如何因应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

张蕴岭：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也意味着，各种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联动影响加剧，其出现的时间、地点、形式、规模和影响范围都更具不可预测性。这次疫情在全球产生的深远影响就是例证，也生动地说明全人类的命运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指出，“当前，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这次疫情必将促使世界各国更加深刻、更加真切地认识到人类已经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必须深入思考如何推进国际安全合作，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同舟共济，共同应对挑战，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公共卫生领域来看，现有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机制还存在一些不足。疫情发生后，世界卫生组织在信息交流、局势研判、疾病防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面对新冠肺炎这样的全球性疫情，原有治理方式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要有效遏制疫情在全球蔓延，必须加强多边协调，制定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国际社会有望以这次全球抗击疫情为契机，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到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领域，推动建立更加完善、相互对接的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有效加强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从而提升人类共同应对当前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国际公共卫生风险挑战的能力。

在推进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的进程中，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努力为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提供更多智慧和力量，并做出许多实质性贡献。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积累的经验，可以成为重要的公共产品，帮助其他国家在疫情防控中取得积极成效。同时，中国支持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在完善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推动其在思想理念、机构设置、运行模式等方面更好适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新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带给世界的影响是深刻的，人类不仅要应对当前的问题，而且要着眼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长远问题进行谋划。这次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必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契机，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领导文萃》：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与中国有何关系？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张蕴岭：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有的人称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其实也不为过，只要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所取得成绩来看就不难理解。因此，尽管参与全球化在中国也产生不少问题，但是，国内反全球化的声音很少。

疫情下，中国采取严厉的隔离措施，影响非常严重，工厂停工，多数正常的经济社会活动遭遇断崖式阻断。鉴于中国是地区和世界的供应链中心，影响立即传导到外部，使与中国相联系的供应链中断。疫情消减后，中国开始采取复工复供的措施，希望把中断的产业链尽快恢复起来，但是，由于疫情在其他地区扩展，各国采取了隔离措施，导致经济社会活动减速，对外需求骤减，加上交通和其他管制措施，除用于疫情防控的产品外，外部对中国产品订单大幅度削减，甚至中断，这使得中国复产、复供的努力受阻，这也使中国人深切体会到，全球化的反向影响如此严重，依靠供应链生存的企業如此脆弱。

在疫情严重蔓延的情况下，外部对中国的责难增多，特别是对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中心节点作用严重质疑，舆论的导向似乎偏向于对中国的批评，在不少国家，对中国的指责成为“政治时髦”，把很多自身的问题“甩锅”中国。一些政治人物、政治势力提出了不少极端的口号，不仅把疫情的扩散归罪于中国，而且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与中国挂钩，要求中断对中国的依赖，要求企业撤离中国，阻止中国向本国投资等。特别是在美国，与中国“脱钩”似乎成为解决其问题的“钥匙”。在此情况下，人们自然会发问，外资会不会大量撤出中国，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釜底抽薪”？外国会不会把中国人、中国的投资赶出国门？鉴于外资、外贸和对外投资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真的会如此，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就外资撤出中国而言，不能简单地回答是还是不是。由于中国的经营成本提高，部分外资撤出早在疫情发生之前就有了，这是一种正常的调整，其实，中国的许多企业也把一些生产转移出去。东亚地区作为世界供应链中心，区内的供应链是一种动态发展结构，不同国家间的发展差别，使得企业可以在区域空间内进行调整。但是，外资不会完全、或者大部分撤出中国。中国作为最大的区域市场，在许多方面是不可替代的。

其实，部分外资撤离与转移对中国也许是有好处的，既有助于中国本身进行产业升级，同时也为中国企业拓展市场空间提供机会，对许多中间产品生产，中资企业可以填补外资转移后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本身需求市场的扩大，许多以外需为主要依托的生产企业，也可以转为面向国内市场。当然，对于有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外资企业的撤离，的确会有负面影响，他们出于经营安全的考虑，或者受到本国政策的影响，要么撤离中国，要么终止与中国的合作，这可能影响到中国开展技术合作的综合环境。

总体来说，“去中国化”难。但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不能没有准备，要认真对待，做好应对之策。未来的趋势是清楚的，全球化发生重要的转变，由“舒服的全球化”到“挑战性的全球化”，挑战前所未有。

当然，值得特别重视的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全面封堵中国科技联系和多方面交流的政策，这不是疫情引起的，而是美国政治的转向，其影响，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巨大的。特朗普政府改变美国支持全球化，支持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政治选项和政策取向，这对美国，对中国，对世界都是严峻的挑战。

改革开放后，中国参与全球化是“借船出海”，在新的全球化发展中，中国自己造了船，在网络全球化的发展中，中国在不少领域走在前面，应该说，中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中国将成为新全球化发展的领航者。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政府、企业、个人积极参与全球化，我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在今后的发展中，我国还需要支持、参与和利用好全球化。疫情发生前，面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上升，我国政府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支持全球化发展，捍卫多边主义体系的立场，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要看到，疫情对全球化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在总体支持全球化发展的同时，要重视新变化，无论是政府的政策，还是企业战略，都需要与时俱进，政府政策、企业经营策略要跟得上变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美国及其他国家，一些势力把全球化、疫情冲击政治化，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为由，助推与中国脱钩，以增加安全性为借口，排斥中国企业参与供应链，对此，我们需要有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研判新的形势，要有新的战略、新的政策，在国际舞台上也要有新的话语权。疫情前，我们主要捍卫的是原来全球化的基本体制不要变，因为还有这么多的发展中国家刚刚加入，这也是有必要的。但是，全球化结构的调整是一个必然趋势。这一轮疫情给我们占领新一轮高地提供了机会，就是大数据、大网络，中国在疫情中数据与网络技术得到迅速发展，比如整个教学系统现在是网络化，要是没有疫情这个绝对是实现不了的。所以，要支持和推动改革调整，不要一般地讲继续捍卫全球化。就我们自己而言，要利用新的形势把国际经济结构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加快国内经济调整的步伐。

需要强调的是，鉴于相互连接与相互依赖已经是当代与未来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全球化要发生根本性逆转，世界要退回到所谓“部落式”孤立主义，是不可能的。也许原来的全球化回不去了，但新的全球化还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