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波，曹 丹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兔园策府》又作《兔园册府》《兔园策》《兔园册》，是一部赋体类书。《兔园策府》系唐太宗子蒋王李恽命僚佐杜嗣先“针对常科试策，以自撰式之四六骈文，引经史为训，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而成，原书早已散佚，敦煌写本《兔园策府》共有5个残卷，保存了该书的序文及卷一《辨天地》《正历数》《议封禅》《征东夷》《均州壤》。敦煌写本《兔园策府》的5个残卷散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S.614、S.1086、S.1722），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P.2573），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Дx.05438）。其中略抄本有S.614、S.1722、P.2573、Дx.05438共4个写卷，双行小注本仅S.1086号1个写卷，且P.2573与S.1722可缀合[1]。

刘进宝在《敦煌本〈兔园策府·征东夷〉产生的历史背景》一文中对《征东夷》产生的历史背景做了详细的剖析，即自南北朝以来，高句丽试图联合北方少数民族阻挠与破坏中原王朝的统一大业，中原王朝为了巩固统一，解除后顾之忧，不得不对高句丽用兵[2]。张弓在《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之《儒学章》中对《均州壤》的出现原因也做了分析，认为安土重迁是中国国民传统性格的突出特征，千百年来，统治者皆以使民固着于土地，不使迁徙为治国之重要手段。而《兔园策府·均州壤》则提出由政府广加劝谕、择利而行、各任迁居的办法，以实现对人口与土地的重新结合。思想如此开放的人口控制政策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这必然是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历史现实的真实反映，是当时贫富、劳逸差异背景下的新对策[3]。

对《征东夷》《均州壤》历史背景的探讨，使我们看到了唐朝初年的国家动向，以及重大国策制定的内在缘由，对我们了解唐初诸多历史事件起到了见微知著的作用。《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古人来说，封禅泰山、祭天祀地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是应天受命的体现，是古代中国最隆重的典礼之一。但是封禅典礼中用时最多、交锋最激烈的是准备阶段，是封禅前的舆论宣传、思想动员阶段，因为这个阶段所花费的时间、人力、物力要远远多于封禅典礼的最终落实阶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封禅准备阶段更应是封禅典礼的主要部分之一。《兔园策府》之《议封禅》是唐太宗、唐高宗两朝，封禅准备阶段的一朵浪花经过千年的迷失而重现人间。故笔者不揣浅陋，试图通过这朵浪花去认识《议封禅》背后蕴含的巨大历史信息，以加深对唐太宗、唐高宗两朝屡议封禅史实的认知。

一、唐太宗时期屡议封禅考

《史记》记载太史公司马谈因病不能参加汉武帝的封禅大典，抱憾而卒。临终前他拉着司马迁的手泣曰：“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4]由司马谈万分悔恨、痛心疾首之状，可见封禅大典在其心中的地位和神圣意义。自秦至隋，八百多年，封禅泰山者仅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三人而已。汉光武帝至唐，虽然历代有人议封禅，可是最终却都没有成行。魏明帝曹睿、晋武帝司马炎、前秦苻坚、南朝宋文帝、南朝梁武帝等，皆欲封禅，而最后都是不了了之。故《旧唐书》载：“封禅之礼，自汉光武之后，旷世不修。”[5]881

开皇九年（589），隋文帝统一南北，混一华夏，盛况空前。“时朝野物议，咸愿登封”，隋文帝诏曰：“岂可命一将军，除一小国，遐迩注意，便谓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非朕攸闻。而今以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6]33开皇十四年（594），晋王杨广率百官抗表，固请封禅。“文帝令牛弘、辛彦之、许善心等创定仪注。至十五年，行幸兖州，遂于太山之下，为坛设祭，如南郊之礼，竟不升山而还。”[5]881由此可见封禅大典的分量，连隋文帝这样有为的君王都满怀虔诚，不敢轻易行封禅大典。

隋末战乱，李渊建立大唐，国家渐归太平。武德九年（626），李世民经玄武门之变，登上帝位，励精图治，勤政爱民，隋末以来，凋敝的经济显著好转。《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是岁，天下断狱，死罪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7]1344唐朝在经济状况好转的情况下，军事上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胜利。贞观四年（630）春，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大破突厥。“三月庚辰，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生擒颉利可汗，献于京师……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5]39自南北朝以来，突厥不断南下侵扰边塞，他们东连高句丽，西连吐谷浑等草原游牧民族，结成针对中原王朝的强大弧形军事压力，迫使中原王朝不得不加大边境的防戍。自唐开国，突厥就是唐王朝的心腹之患。他们经常侵扰边境，要挟唐朝，高祖李渊亦曾被迫称臣于突厥。贞观四年（630），唐太宗终于把颉利可汗生擒活捉，虽然北方各族尚未完全归附，但是唐太宗终于除掉了心腹大患，举国欢庆，可想而知。

贞观五年（631）正月，“朝集使请封禅”[5]41。朝集使赵郡王李孝恭认为天下一统，四夷咸服，上表请封禅。十二月，“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彟等复上表请封禅”[8]6090。唐太宗诏曰：“丧乱之后，民物凋残，惮于劳费，所未遑也。”[9]366贞观六年（632），对突厥的战争再次取得重大胜利，按捺不住的群臣又开始上言请封泰山。太宗曰：“议者以封禅为大典。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阙封禅之礼，亦可比徳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亦何异于桀、纣？昔秦始皇自谓徳洽天心，自称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汉文帝竟不登封，而躬行俭约，刑措不用。今皆称始皇为暴虐之主，汉文为有徳之君。以此而言，无假封禅。”[5]881虽然唐太宗已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但是中外奏疏纷至沓来，唐太宗只得“上问礼官两汉封山仪注，因遣中书侍郎杜正伦行太山上七十二帝坛迹”。[5]882唐太宗询问封禅礼仪，遣使考察泰山遗迹，使善于揣摩皇帝心理的公卿百官对封禅更加坚信不疑。于是公卿百官更加竭力上表，固请封禅，但魏征的切谏打乱了太宗的计划，也成为贞观六年（632）封禅不行的一个重要原因。魏征谏曰：“隋末大乱，黎民遇陛下，始有生望。养之则至仁，劳之则未可。升中之礼，须备千乘万骑，供帐之费，动役数州。户口萧条，何以能给？”[5]882太宗反问道：“朕欲卿极言之。岂功不高耶？德不厚耶？诸夏未治安耶？远夷不慕义耶？嘉瑞不至耶？年谷不登耶？何为而不可？”对曰：“陛下功则高矣，而民未怀惠；德虽厚矣，而泽未滂流；诸夏虽安，未足以供事；远夷慕义，无以供其求；符瑞虽臻，罻罗犹密；积岁丰稔，仓廩尚虚，此臣所以窃谓未可。”[5]2560魏征的切谏合情合理，唐太宗也无可辩驳，只好作罢。贞观六年十二月，公卿请封禅者前后相属。太宗谕曰：“旧有气疾，恐登高增剧，公等勿复言。”[8]6100不久，河水泛滥，百姓流离，重视百姓疾苦的唐太宗怎能不深恭自悼，封禅之议也就偃旗息鼓。

贞观十一年（637），“群臣复劝封山，始议其礼……太宗敕秘书少监颜思古、谏议大夫朱子奢等，与四方名儒博物之士参议得失。议者数十家，递相驳难，纷纭久不决。于是左仆射房玄龄、特进魏征、中书令杨师道，博采众议堪行用而与旧礼不同者奏之。”[5]882就在紧锣密鼓准备封禅之时，大淫雨，河溢。“秋七月癸未，大淫雨。谷水溢入洛阳宫，深四尺，坏左掖门，毁宫寺十九所；洛水溢，漂六百家”“九月丁亥，河溢”[5]48。封禅是向上天报告政绩的吉礼，而此时大淫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上天的不满，既然上天以淫雨来告诫，就是政绩还未大好，封禅大典也就只能暂缓。淫雨过后，唐太宗对臣下言：“朕之不德，皇天降灾，将由视听弗明，刑罚失度，遂使阴阳舛谬，雨水乖常。”[10]290在皇帝的自我“谴责”中，淫雨成了上天的惩罚与警示，宣示统治合法性的封禅之仪就不能继续进行了。

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灭高昌，威震西域，军事上的胜利给人以天下咸服之感。十月，“荆王元景等复表请封禅，上不许”[8]6156。十一月，“百官复表请封禅，诏许之”[8]6158。贞观十五年（641）三月，“肃州言所部川原遍生芝草……百僚及雍州父老诣朝堂上表请封禅。”[9]367四月，“诏以来年二月有事泰山，所司详定仪制”[5]52。六月，“诏天下诸郡，举学综古今及孝悌淳笃、文章秀异者，并以来年二月总集泰山”[5]53。“复令公卿诸儒详定仪注。太常卿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为封禅使，参考其议。”[5]884封禅的日程表已经排好了，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准备着。六月，“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5]53。褚遂良言于太宗曰：“陛下拨乱反正，功超前烈，将告成东岳，天下幸甚。而行至洛阳，彗星辄见，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汉武优柔数年，始行岱礼，臣愚伏愿详择。”[5]2729于是，心存忌讳的太宗下诏罢封禅，避正殿以思咎，最有可能成功的一次封禅中途夭折了。

贞观十七年（643）是唐太宗人生的低谷，太子承乾被废，魏王泰被贬，侯君集被杀，储位之争虽告一段落，但这一系列的事件对唐太宗的打击实在太大，封禅更是遥遥无期。为了给李治留下一片太平天下，贞观十八至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句丽。高句丽战争一停歇，贞观二十年（646）十一月，司徒长孙无忌与百官屡次上表请封禅，不许。诏曰：“朕念远役初宁，颇须休息，深知所请，甚合机宜。即事省方，恐生劳扰，俟百姓闲逸，可徐议之。”[9]368-369十二月，长孙无忌等又诣顺天门，抗表请封禅。唐太宗推却再三之后，答应封禅。《资治通鉴》记载：“十二月，己丑，群臣累请封禅；从之。诏造羽卫送洛阳宫。”[8]6242贞观二十一年（647）春正月，唐太宗下诏：“以来年二月有事泰山。”可是，八月，“河北大水，停封禅”[5]59-60。《新唐书》则记载：“泉州海溢……停封泰山。”[7]46

二、唐高宗时期屡议封禅考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唐太宗病逝，唐高宗李治即位，改元永徽。永徽之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加之长孙无忌等人的竭力辅佐，海内升平，国富民强。为了完成唐太宗的遗愿，公卿数请封禅，初登大宝的唐高宗，在文治武功未得彰显的情况下，只能继续等待。

显庆四年（659）六月，许敬宗议封禅仪。奏：“请以高祖、太宗俱配昊天上帝，太穆、文德二皇后俱配皇地祇。”[8]6316高宗下诏，从之。显庆五年（660），唐高宗再次出兵高句丽。八月，“苏定方等讨平百济，面缚其王扶余义慈。”[5]81龙朔元年（661）五月，命左骁卫大将军、凉国公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邢国公苏定方为平壤道大总管，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乐安县公任雅相为江道大总管，讨伐高句丽。龙朔二年（662）三月，苏定方再破高句丽于苇岛。对高句丽战争的接连胜利，使得唐高宗的武功得到彰显，促使唐高宗行封禅大典。高宗的诏令在十月份下达了。“诏以四年正月有事于泰山，仍以来年二月幸东都。”[8]6331十二月，高宗却又下诏：“以方讨高丽、百济，河北之民，劳于征役，其封泰山、幸东都并停。”[8]6332

龙朔三年（663）十月，绛州麟见于介山。丙午，含元殿前麟趾见。十二月，诏改来年正月一日为麟德元年。祥瑞麟趾的出现，以及国家经济状况的持续好转，使得唐高宗有信心、有能力、也有机会去完成封禅大典。麟德元年（664）七月，高宗下诏：“以三年正月有事于泰山。”[7]64麟德二年（665）二月，高宗车驾发往东京洛阳，巡狩天下，并诏礼官、博士撰定封禅仪注。五月，以司空、英国公李，少师、高阳郡公许敬宗，右相、嘉兴县子陆敦信，左相、巨鹿男窦德玄为检校封禅使。十月，皇后武则天上表言：“封禅旧仪，祭皇地祗，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礼有未安，至日，妾请帅内外命妇奠献。”高宗诏曰：“禅社首以皇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8]6344-6345高宗封禅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启程了。《资治通鉴》记载：“上发东都，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列营置幕，弥亘原野。东自高丽，西至波斯、乌长诸国，朝会者，各帅其属扈从，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时比岁丰稔，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8]6345麟德三年（666）春，“车驾至泰山顿……亲祀昊天上帝于封祀坛，以高祖、太宗配飨……帝升山行封禅之礼”[5]89，改元乾封。自汉光武帝以来，六百多年未曾举行过的封禅大典，终于再次完成了。

表1 唐太宗、唐高宗两朝屡议封禅表

三、《议封禅》产生的历史背景

唐太宗、唐高宗两朝的封禅之议达十余次之多。尤其是唐太宗时期的屡议封禅，已经把封禅观念根深蒂固地灌输到公卿百官、普通民众的心里。唐高宗时期的前十年（贞观二十三年至显庆四年），史书没有记载议封禅之事，因为时机不成熟。自显庆四年（659）许敬宗议封禅仪之后，整个大唐再次把焦点投向压抑了许久的封禅大典。于是奏议、策问、朝议甚至民间百姓的闲谈里都有封禅之议，请封禅、劝封禅的呼声更是此起彼伏。

在中国古代，封禅虽是吉礼，但也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可以讨论的，只有在政治清明、经济富裕、四夷宾服、国泰民安，天时、地利、人和皆俱备的条件下，封禅大典才有可能举行。所以，封禅在别的时代是不会如此大规模地被议论、被关注，而在唐初，由于唐太宗想以封禅来宣示其帝位的合法性的，所以太宗朝每隔几年就会大肆议论一番。太宗朝的封禅动员是很充分的，只可惜受诸多因素影响，其终生未能够封禅泰山。唐高宗李治继位之后，为了完成唐太宗遗愿，封禅是早晚要进行的事。虽然史书对高宗朝议封禅、请封禅的记载不如太宗时期那么多，但是我们可以想见其热烈程度不会低于太宗时期。只不过此时的主要议题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条件下去封禅，是一个怎样做的问题，而不是做不做的问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封禅已成为国之大事。

试策自汉文帝时始创，是历代王朝的选贤要术，唐初试策亦是科举的重要科目。《兔园策府》现存的五篇策文，全部采用问对之体，与唐代试策形制基本一致。《封氏闻见记》载：“策问五道，旧例：三道为时务策，一道为方略，一道为征事。近者，方略之中或有异同，大抵非精博通赡之才，难以应乎兹选矣。”[11]可见，策问五道分别为时务策三道、商略策、征事策各一，时务策即是针对当时国家治理中的重大或紧要问题进行策问。无论是广义的“策问五道”，还是狭义的“时务策三通”，策问在进士科考试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针对常科试策而编纂的《兔园策府》，将《议封禅》纳入其中，且位列第一卷之显要位置，这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必然结果，具有特殊性。

台湾学者叶国良最先发现《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原石及其妻墓石实物，并依其格式，抄录原文，于1995年在《台大中文学报》上发表该墓志的录文及考释。据墓志记载，杜嗣先生于贞观八年（634），显庆三年（658）释褐蒋王府典籤，麟德元年（664）授昭文馆直学士，先天元年（712）九月六日去世，时年79岁，所撰《兔园策府》及杂文，合廿卷，见行于时。叶国良先生认为《兔园策府》撰成于杜嗣先为蒋王李恽僚佐的六七年间，即显庆三年（658）至麟德元年（664）间，其时杜嗣先年25至31岁间[12]。诚然，显庆三年至麟德元年，是杜嗣先担任蒋王李恽僚佐的时间，也即是《兔园策府》编纂的时间段。显庆四年（659）六月，许敬宗开启了唐高宗朝的封禅之议，而刚刚入仕、年轻有为，且主管宣传教化的杜嗣先，必然会参与到议封禅的潮流中，于是其在编撰《兔园策府》这一部赋体类书的时候，很自然的把科举考试、奏议、时务策中经常提及的《议封禅》收入其中，而与之同时代发生的《征东夷》《均州壤》等，也作为国之大事得以收录。其实，显庆四年（659）至麟德二年（665）是唐高宗朝议论封禅最激烈的时期，尤其是龙朔二年（662）、麟德元年（664）与麟德二年（665），而杜嗣先在蒋王恽幕府遇上的议封禅高潮不可能是麟德二年（665）的，只能是龙朔二年（662）与麟德元年（664）的，极有可能就是龙朔二年（662）的，而《兔园策府》的编纂成书必然就是在此年前后。

四、余论

《兔园策府》在后来的流传中为何成为童蒙教材？《新五代史·刘岳传》载：“宰相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岳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岳：‘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册》尔。’《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故岳举以诮道。”[13]相比较而言，孙光宪《北梦琐言》对于《兔园策府》的评价更为公正客观。其《诙谐所累》载：“北中村墅多以《兔园册》教童蒙，以是讥之。然《兔园册》乃徐庾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也。”[14]我们这里关注的要点不是《兔园策府》的“鄙朴”与否，而是原来用作科举试策的《兔园策府》，为何转变成了蒙学教材。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历史背景的变化。中唐以后，《兔园策府》中的文章渐渐失去了政治性、时效性，失去了它所依赖的历史背景，因为再也没有了屡议封禅、讨伐高句丽的太宗、高宗朝了，于是《兔园策府》也就变得不“实用”了。所幸的是，《兔园策府》华丽秀美的辞藻、旁征博引的资料还在，没有了政治性、时效性的《兔园策府》其知识性开始凸显，无形中变成了一本教人知识、礼仪的教材。这也正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兔园策府》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功能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