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是美国康奈尔大学亚洲学系助理教授孙修暎围绕新著《为刻而写：晚期中华帝国的出版与文本权威的塑造》，对三位评论者所提出的问题进行逐一回应，分享该书的成书背景，并期待学界对该书中所涉问题有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

【关键词】文人出版 书信集 图书审查 手稿 印刷

非常感谢金雯教授及三位评论家对拙作《为刻而写：晚期中华帝国的出版与文本权威的制造》的细读，他们对书中主题所做的深入分析以及就我在书中没有充足空间展开的议题提出的问题之深刻令我赞叹不已。我想借此宝贵机会，跨越学科、机构和国家的界限，分享这本书成型的背景，同时对更多的问题和进一步的讨论持开放态度。接下来，我将逐个回答评论者们提出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并不全是按优先顺序排列的。

一是对张潮和王晫的个案研究如何代表了17世纪文人出版实践以及原始资料的有效性两个问题。正像敏锐的书评人所指出的，这个图书项目始于阅读两部书信集——《尺牍友声》和《尺牍偶存》。前者收录友人寄赠张潮的信函1099封，后者则收录张潮的回信454封。从1677年至1706年，这两本合集分几期出版，共收录了清初300多位同时期文人的书信。这些文人无论有名无名，都活跃在江南地区的几个城市间。张潮的书信集与周亮工的《尺牍新钞》、汪淇的《尺牍新语》等大多数同时期书信选集精心挑选信件不同，其中包含的书信与精炼的风格去之甚远：在这些信件里，诗人们经常袒露出无拘无束的性情，他们表达直率，随意地书写着看似琐碎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