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郑伯奇作为创造社的一员骁将，对创造社的发展历史极为熟悉。二十年代正值中国新文学发展之际，裹挟着异域体验的创造社“异军突起”，郑伯奇在写作导言时，指出西方文学思潮和具体作家对创造社的影响，并纠正了将创造社视为“艺术派”的片面观点，强调了创作社的浪漫主义倾向;郑伯奇从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出发，对第一个十年创造社作家的创作进行了具体的批评，并为我们选出了当时具有代表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完成了对前期创造社浪漫主义传统的总结。

关键词：郑伯奇;《小说三集·导言》;浪漫主义传统;浪漫书写

前期创造社十分鲜明地代表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个处于“五四”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浪漫主义文学潮流的特征，在文学界如“狂飙突起”，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受到一大批青年的争相追随，逐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浪潮。郑伯奇作为创造社最早的成员，亲自经历了创造社创立以来方方面面的文学活动，因此，他对创造社的发展历史极为熟悉，也对创造社在发展中的浪漫主义倾向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郑伯奇以茅盾的《小说一集·导言》写作结构为参照进行《小说三集·导言》的写作，为创造社争取与文学研究会“同等”的文学史地位的潜在心理，指出了他对“第一个十年小说创作浪漫主义传统”做出总结的意义。

一、创造社浪漫传统的由来

郑伯奇《小说三集·导言》中的确有很多内容是对西方文化与文学的思考与借鉴。在讨论创造社作家所接受的文化影响时，郑伯奇主要关注他们与西方文学思潮和著名作家的联系，这既反映了创造社作家所受的西方文化影响，也彰显了郑伯奇对西方文化的接受热情和深刻理解。对创造社文学风格的形成，郑伯奇发现了西方浪漫派的代表诗人和哲学家如歌德、海涅、拜仑、雪莱、基慈、恢铁曼等人对创造社成员的影响，同时他也注意到长时间在国外留学的创造社作家所接受的国外文学发展思潮对他们浪漫主义倾向产生的影响。另外，郑伯奇也十分注意分析创造社重要作家所受到的西方文学思潮和具体作家的影响，如郭沫若受到德国浪漫派的影响最深，“崇拜自然，尊重自我，提倡反抗”，所以他“也接受了雪莱、恢铁曼、太戈儿的影响;而新罗曼派和表现派更助长了他的这种倾向。”郁达夫的“颓废派”表现不过是因为“浪漫主义涂上了‘世纪末’的色彩罢了。”[1]但他仍然有着一颗罗曼蒂克的心，在重压之下进行着反抗。成仿吾虽然也同样受到了德国浪漫派的影响，但在理论上他接受了“人生派”的主张，在小说创作中又受象征派和新罗曼派的影响……可见，创造社同人深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这为我们研究这些作家的文艺思想与创作提供了很好的资料线索和启示。

二、前期创造社的浪漫书写

郑伯奇从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出发，对第一个十年创造社作家的创作进行了具体的批评，并为我们选出了当时具有代表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由于浪漫主义创作更尊重作家的个性，郑伯奇在对具体的作家进行评论时也充分注意了这方面信息的运用。他在进入对作家作品批评的第四部分开头就鲜明地指出：“创造社初期的主要倾向虽说是浪漫主义，因为各个作家的阶层，环境，体格，性质等种种不同，各人便有了自己的色彩。”[3]不论是重要的作家如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还是其他成就较小的作家，如陶晶孙、何畏、方光焘、王以仁等，他都尽可能地提供较多的有关作家个人方面的特殊资料，使我们对这个作家的生活、思想、创作倾向等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些资料都是我们研究新文学初期作家作品十分有价值的文学史料。

郑伯奇在“导言”中将郭沫若的小说创作分为两类：一类是“寄托”小说，是通过寄托古人或异域的事情来发抒自己的情感;另一类就是“身边小说”，又称“自我小说”，是“自己身边的随笔式的小说”。郑伯奇称虽然两类小说都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但“身边小说”不如“寄托小说”写的好。随后郑伯奇选取了郭沫若的三篇“寄托小说”，有讲述主人公在异域朝鲜偶然间听来的一段悲伤过往的故事，悲剧的浪漫爱情（《牧羊哀话》）;有跨越时代自述老聃远赴沙漠真理最后坦诚自己是一个“矫伪者”（《函谷关》）;更有以大哲学家康德的思想感情，著述一段他的生活故事（《Lobenicht的塔》）。郭沫若的“身边小说”和他的诗很相近，“主观的燃烧强烈地吸引读者”，创作中自我情感表现的意味更浓郁一点，这里郑伯奇只选取了《歧路》一篇，自叙传色彩在小说中的独特魅力，将主人公“送”妻儿回日本时的无奈纠结的心理淋漓尽致地书写出来;《落叶》中主人公爱情体验的描写细致入微，表现了更真挚的爱的火焰，其独异性的表现手法、自我情感的细致描写对丁玲、庐隐等书信小说的出现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过因为篇幅关系，后篇并未收录在《小说三集》中。

郁达夫的作品《沉沦》一经出世，便被人送上了“颓废派”的称号。郁达夫开启的主观宣泄式抒情的小说风格，影响了一大批作家，以致在二十年代初形成了一種“夸耀颓唐、炫鬻才绪”[4]的浪漫感伤之风。郑伯奇在《小说三卷·导言》中指出郁达夫创作的小说类型更多，不仅有身边小说，还有寄托小说、狭邪小说、社会性小说等，但郁达夫在那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主要还是侧重于自我的表现，因此抒情色彩很浓。郁达夫的身边小说中的主人公身上确实都有他自己的影子，他曾强调创作要忠诚于“内心的要求”，在小说中赤裸裸地将自己暴露于世人面前，还将自己写成一个“伪善者”，让人们看到他内心的苦闷、挣扎和抗争。浪漫多情的郁达夫可以说是一个分不清艺术世界和生活世界的人，小说中主人公的激愤与呐喊往往就是他自身内心的呼号，主人公的生平遭际就是他最为惨痛的生活实情，这也正是他的作品得以声名鹊起的重要缘由。他早期的《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等记录青年生活的小说莫不是这种心境的真实体现和情感受挫后的累累伤痕。

对郭沫若和郁达夫的评价基本奠定了创造社以浪漫主义为主的小说创作基调，而其他的作家往往在其中的某一个方面表现出独特之处。张资平虽然以客观写实的倾向为其主要风格，但他的一些身边小说、描写两性间关系的小说以及儿童生活的作品也流露出一些独特的情调。创造社诸多同人也积极投入浪漫主义小说的创作，陶晶孙早期的创作《木犀》讲述了师生恋的故事，一句“恋爱就是恋爱”，大胆地向旧制度发起挑战;叶灵凤的《女娲氏之遗孽》甚至描写了一个中年有夫妇人的出轨;白采的《微眚》与叶灵凤的《女娲氏之遗孽》相似，叙述的不过是乱伦、偷情一类的病态的恋情。创造社在浪漫主义小说创作中不断暴露其情感、性爱与颓废病态的一面，灵与肉的冲突被无限放大，主观的自我表现常常占据他们的创作。

郑伯奇在《小说三集.导言》中对以创造社为主的中国新文学浪漫主义传统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为“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理论贡献。作为创造社的一员骁将，亲身经历了创造社成立以来所参与的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他对创造社的发展历史极为熟悉，应该提及的是，前期的以“浪漫主义”为旗帜的创造社乃是创造社文学风格的真正代表，后期的创造社因为时事的变迁、人员的轮换，文学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已不再是最初的创造社。

参考文献

[1]、[2]、[3]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4]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

夏欣（1996年9月—），女，汉族，陕西省西安市，硕士研究生，西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