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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高校学生多层需求转变与提升的研究

2020-09-10姜瑜伊庆山

大学·研究与管理 2020年11期
关键词:需求层次理论新冠肺炎疫情高校学生

姜瑜 伊庆山

摘  要: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视角来看,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对高校学生产生了诸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本研究采用线上问卷、电话回访、数据统析等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重点关注疫情期间高校学生在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自我实现五个需求层面发生的转变。研究发现:高校学生在生理卫生知识储备、资源节约利用的合理性、心理健康安全防线构建、民族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人与动物关系审视等方面发生了积极的转变,而在心理安全感和组织承诺中感情因素等方面存在欠缺。基于上述分析,为更好地引导和满足高校学生多层次需求,本文从全媒体传播体系、心理健康教育、凝聚社会共识、认知感情承诺、“镜中我”理论等角度出发,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高校学生;需求层次理论;转变与提升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0)43-0060-07

一、研究背景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1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指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加快蔓延的严重形势,必须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四个意识”、堅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贯彻落实情况要及时向党中央报告 [1]。

新冠肺炎疫情关系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疫情防控需要党中央、地方政府、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者和公民等有序参与。其中,高校学生群体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年轻一族,在面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是最易受到疫情影响的群体之一。因此,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对高校学生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影响,使其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并依据结论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也是高校应进行的重要工作。

二、研究问题与目的

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在1954年出版的《动机与行为》一书中,根据三个基本假设,“人要生存,他的需要能够影响他的行为。只有未满足的需要能够影响行为,满足了的需要不能充当激励工具”“人的需要按重要性和层次性排成一定的次序,从基本的(如食物和住房)到复杂的(如自我实现)”“当人的某一级的需要得到最低限度满足后,才会追求高一级的需要,如此逐级上升,成为继续努力的内在动力,提出了“人的需求层次理论”:最低层次是对生理上的需求;第二,包含对安全、稳定和质量的需求;第三,归属感;第四,对获得尊重的需求;第五,人类对自我实现的需求 [2]。

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本文关注以下问题:生理需求层面,分析全媒体传播体系对高校学生群体生理卫生知识储备的影响;安全需求层面,立足心理学中主动与被动的基本原理,观察高校学生面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时心理健康安全防线的构建;归属与爱层面,从民族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增强过程中印证社会共识达成路径,并从组织承诺角度解释高校学生对社交关系的优化倾向;尊重层面,将大卫·休谟的人道法则与高校学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相联系,从榜样作用中心化层面解释社会崇拜风向的形成;自我实现层面,用镜像理论探究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是否加速全社会高校青年对人生价值理想实现的迫切程度。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情况

(一)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可行性角度,新型冠状肺炎病毒传播特性局限了调研的方式。为尽可能多地收集有效数据,本研究借助学生团学队伍,将参加活动人员按地域划分组建小组,小组中每一成员负责不同地区。资料收集采取线上网络问卷和滚雪球抽样方式,由被调查者采用自填式问卷方式作答。与此同时,成立问卷回访督查小组,对每一个特定区域内的样本按1:5比例随机抽样,对被调查者进行电话回访,进一步保证问卷填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随后对数据进行统计整理,分别计算平均值、众数、中位数、频率等。

(二)数据情况

本研究共收集到有效问卷867份,问卷填写人的所在地除海南省、青海省、台湾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外,其他地区均有涉及。其中东部地区有421份,约占总量的48.558%;中部地区有293份,约占33.795%;西部地区有152份,约占17.532%;其它地区有1份,约占0.115%。被调研的高校学生中,男生人数有340人,占39.22%,女生人数有527人,占60.78%。从政治身份上看,中共党员82人、共青团员627人、民主党派14人、群众144人,依次占总人数的9.46%、72.32%、1.61%、16.61%,高校学生群体中共青团员本就占据多数,该问卷的调研结果也可为研究共青团团员面对疫情的反应提供参考。从学历上观察,大专学生136人、本科718人、硕士及以上13人,依次占总人数的15.69%、82.81%、1.5%。

四、数据分析和解释

(一)高校学生转变提升的表现

1. 生理需求层次的转变与提升

生理需求层次重点关注两个问题:“高校学生是否掌握更多的生理健康知识”和“高校学生是否更加重视资源节约(如:食物、医疗卫生用品)”。从数据分析来看,生理健康知识没掌握和掌握较少的占9%,掌握较多的(3至5分)占72.66%,掌握极多的占18.34%。在这特殊时期,掌握生理健康知识主要为了满足呼吸需求即生存需求,而不仅是为了获取安全感,高校学生为保障自身生命安全健康,其生理健康知识的掌握才会出现突增的现象。

调研数据显示,高校学生不重视资源节约和重视程度较低的占3%,一般重视(3至5分)占63.78%,非常重视占33.22%。各地防控举措虽明确提出不允许封路的要求,但全国各地不少地区的基层干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工作人员和群众自行封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交通的流通性。疫情爆发伊始,一些基本生活物资难以持续保障,医疗卫生用品也在人们心中获得了与食物持平的地位,甚至在疫情严重地区超过了食物的重要性。

2. 安全需求层次的转变与提升

研究选取了“高校学生是否会更容易感到缺乏安全感,担心身体健康受到威胁,更加在意家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的问题。从数据上看,有关安全感缺乏的样本数据中位数为5,众数是6,非常在意的占35.76%。该问题的观察重点是疫情背景下高校学生基于自身和他人的健康状况而产生的心理体验和感受,病毒的传染性向高校学生的心理安全感发起了挑战。

3. 归属与爱需求层次的转变与提升

对政治身份与“高校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是否得到了加强”进行交叉分析,“得到很大的加强”(6分)的频数是407,占总数46.94%,平均分是4.97,位居问卷所有量表题第二名。举国抗疫的社会环境对民族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具有极大的激发作用,促使高校学生增强民族归属感和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可。

进一步聚焦“高校学生对原生家庭以外的群体组织是否有更强的归属感”这个问题,分数从0分至6分所占百分比依次为2.88%、2.19%、5.31%、24.34%、20.42%、17.3%、27.57%。3分和归属感更强(6分)差距无几,数据整体分散。群体组织质量的参差不齐在疫情中得以体现,导致人们的依赖感相异。

4. 尊重需求层次的转变与提升

在调研“高校学生对野生动物的态度是否发生了转变”问题时,数据显示46.6%的学生一般转变(3至5分),42.91%的学生转变极大(6分)。一般在理解尊重需求时,很多人常把它理解为自尊和尊重他人,经历这场疫情考验后,“尊重他人”这一概念得到了扩充,尊重他人即尊重自然、尊重自然界每一个生物的理念得到加强。

在此层面上,“高校学生对在战疫一线奋斗的工作人员及其职位是否更加崇拜、尊重”不容忽视。统计得到,非常崇拜、尊重(6分)人数占62.17%,5分人数占19.61%,平均分为5.32(唯一超过5分)。在媒体多平台宣传下,为战疫奔走或牺牲的英雄儿女故事走进人们的视野。在这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医护人员、军人等一线奋斗人员是打赢这场战疫的中流砥柱,也为当代中国青年树立起了新时代榜样。

5. 自我实现需求层次的转变与提升

对学历与“高校学生对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是否更加渴望”交叉分析是必要的。非常渴望实现的人群占44.75%,大专学生中非常渴望的人数占大专学生总人数59%,本科生占42%,硕士及以上占46%,三者在各学历范围内均占较高比例。此问题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特殊挑战使高校学生自身社会价值与理想信念的联系更加紧密,为青年树立远大理想、付诸实际行动提供了机遇。

(二)外部主要影响分析

个体之所以出现转变或提升的现象,大致可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本文暂不对内部因素进行考察,重点是分析外部因素产生的影响。在疫情阻击战中,由于对出行采取了限制举措,所以外部因素主要源于政府官方平台发布的疫情通报、各种媒体平台信息的发布、周身环境的骤变等。从数据分析来看,政府官方平台发布的疫情通报占73.24%、一线工作人员借权威媒体平台的宣传与呼吁占77.39%、自媒体平台的宣传占49.6%、政府、居委会等采取的有效措施占58.71%、身边发生的变化占57.09%、著名学者发布的相关生物报告占33.33%、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爱国情怀占56.29%、社会舆论导向占44.41%、学校的积极引导38.29%。由此可见,引导高校学生在这特殊时期发生正向转变的推手主要是信息。信息是不確定性的消除 [3]。为进一步分析信息的影响,又重点调研了“高校学生是否比之前更加关注政府官方平台上发布的信息”的问题,其中44.18%的学生比之前更加关注。

与此同时,对高校学生政治身份与“高校学生对国家和社会的举措是否更加信服、有信心,对政府采取政策所产生的效果是否更加肯定”进行交叉分析,中共党员对政府等主体采取的措施更加信服、有信心,以5.52分的平均分位居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组成员优秀的政治素养为坚定拥护党领导下的各项事业护航。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可知,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高校学生在生理健康知识的掌握、对资源(食物、医疗卫生用品等)节约的重视程度、民族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对待野生动物的态度、疫情一线工作人员及职业的崇敬情感、自身社会价值实现方面都发生了积极正向的转变,而在安全感和原生家庭以外的群体组织归属感方面,原有的不足愈发凸显。为更好地引导和满足高校学生多层次需求,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建议:

(一)借助全媒体传播体系,普及防疫生理卫生知识

在电话回访中了解到,人们提到较多的就是区分各种型号口罩的用途、口罩的标准佩戴方式、正确的洗手步骤及消毒用品的使用等,这些提升主要得益于媒体对该类知识的宣传。在普及知识时,要注意利用好全媒体传播体系平台。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4],分门别类地全面普及,使学生系统地了解普适性的防疫知识。

(二)配合各部门整合资源,避免挤兑医疗资源现象

疫情爆发后,武汉等一些疫情严重区短时间内出现了医护人员防护服和N95医用口罩供应不足的现象。民众对口罩的疯狂抢购,加之市场监管调解不力出现了挤兑行为 [5]。人们在反思物流调配不力和底线思维欠缺的同时 [6],也应注意引导居家群体理性防疫,不要盲目追求囤积N95医用口罩等一线急需物资,学会将有限的资源科学节流,把握好主要矛盾和链条定律 [7]。

(三)把握主动与被动原理,创新心理健康教育方式

心理健康教育实际是人与人交流的一种形式,一方过于主动,另一方就会被动防守。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要把握度,定时调研学生需求,达到主动亲近教育、接受引导、内心悦达的目标,尤其是面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时,心理健康安全是科学理性地对外界做出反应的前提和基础。

(四)用中国故事凝聚民族向心力,进而全面达成社会共识

社会共识的催化剂主要有重大灾祸、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8]、可重复的科学实验等。灾难是一个国家优秀的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材料,将本次疫情涌现出的优良传统融入高校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公共案例分析比赛等活动,进而对疫情中达成的社会共识进行质性研究,促使其成效落地应用。

(五)注意组织承诺三因素,充分认知感情承诺的必要性

1990年,Meyer与Allen将组织承诺结构划分为三部分:连续承诺、规范承诺、感情承诺 [9]。高校学生最常接触的组织是学生会、青年志愿者协会等学生自治组织,为了保证感情承诺能够强有力地连接学生与组织,学生组织要加强信任管理 [10],打通利益链条,形成感情桥梁,将感情沟通转化成深层次的依赖。

(六)保障维护动物的权利,注重对野生动物立法的意义

18世纪,大卫·休谟基于人道主义、同情作为第一原则的休谟道德学 [11]、人与动物均会思考无本质区别等理论基础,提出要关注动物情感,保护动物权利,妥善使用动物。野生动物在仿生学等领域是重要的原材,严禁野生动物的全部使用似乎不合理,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开通对野生动物特殊使用的立法意见收集渠道,在号召全民参与的同时,重点考虑特殊机构的需求,不能“一刀切”。

(七)利用社会认知理论中的榜样作用削弱医患矛盾

社会榜样作用需通过以下四个具体过程发生作用,包括注意过程、表象过程、演化转换过程以及动机过程(Bandura,1971) [12]。此次战疫中,医护人员的榜样作用愈发显著。在把握四个过程时,重心不是放在模仿上,而是出于职业崇拜而建立起的信任,将医护人员的榜样事迹进行多渠道地宣传、表彰,使其成为矛盾的润滑剂,这对缓解医患矛盾具有重大意义。

(八)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和“镜中我”理论相联系

“镜中我”思想的核心是通过他人之镜能够充分认识到自我,并且以此作为参考标准获得自我概念 [13]。高校学生渴望实现自身价值是好事,但需要结合社会评价与反馈,以社会价值为镜,定期将个人价值对标社会价值,探索实现个人价值的个性化途径。

六、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既是挑战,更是机遇。聚焦高校学生群体在此特殊背景下的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自我实现五个需求层面,有利于更好地引导高校学生发挥青年力量,促使学生群体多层需求的转变与提升,使其成为高校治理的重要抓手,进而使高校逐步走向善治之路。

参考文献:

[1] 新华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EB/OL].(2020-01-25)[2020-08-20]. http://www.gov.cn/xinwen/2020-01/25/content_5472188.htm.

[2] 亞伯拉罕·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M]. 许金声,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 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 通讯的数学理论(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J]. 贝尔系统技术杂志(Bell System Technology Journal),1948.

[4] 张涛甫. 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J]. 中国报业,2020(03):5.

[5] 杨若涵. “泛亚挤兑事件”的启示[J]. 河西学院学报,2019,35(02):62-65.

[6] 唐衍军,宋书仪. 底线思维视角下公立医院内部控制建设探析[J]. 会计之友,2020(08):128-130.

[7] 余白编. 适者生存:制约个人成长与事业发展的13条潜规则[M]. 黑龙江:哈尔滨出版社,2004.

[8] 王锁明. 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性及路径思考[J]. 人民论坛,2014(11):27-29.

[9] 曾萤. 中小企业员工高离职率的原因及对策分析——基于组织承诺三因素模型的对策分析[J]. 今日中国论坛,2013(07):54-55+57.

[10] 蒋珠慧,王颖. 信任的力量:基于组织和个人发展视角[J]. 经济研究导刊,2018(02):66-67.

[11] 杨阳. 论同情作为第一原则的休谟道德学[D]. 福建:华侨大学,2014.

[12] 肯·史密斯,迈克尔·希特. 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M]. 徐飞,路琳,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3] 梁永郭,李亚男. 库利的“镜中我”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01):154-156.

(责任编辑:邹宇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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