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控方证人》是著名导演比利·怀尔德在1957年执导的影片，此片有明显的谜题电影特征：导演对观众明目张胆的误导、叙述的故意省略及错误指示、结局出人意料的反转等等。本文试图借用大卫·波德维尔的认知和叙事理论及丹尼尔·巴勒特提出的首因效应、激发效果、基本模式与记忆重构理论，从人物塑造、人物关系、故事结构等方面来分析《控方证人》是如何被导演构建成一部出色的谜题电影的。

关键词：谜题电影；比利·怀尔德；《控方证人》；首因效应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02-0103-02

在观看影片《控方证人》时，观众会注意到结尾处的一行字幕：影院友情提示，为了保证您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有机会获得更大的观影乐趣，请您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控方证人》。的确，回想起整部影片的内容，会发现这句提示不无道理：《控方证人》实在是一部不能剧透的影片，它的精彩之处在于结尾绝妙的反转，而在这反转之前，观众始终被导演“牵着鼻子走”，处于巨大的悬念中。

《控方证人》讲述了伦敦著名刑案辩护律师韦菲爵士被沃尔及其妻子欺骗，从而帮助沃尔在其所涉及的刑事案件中脱罪的故事。事实上，由于观众视野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只得跟随故事进展最终一步步走出迷津，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这是典型的波德维尔所说的“谜题电影”（puzzle film）：“谜题电影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出现的一种电影类别，这种电影通常采用非线性的叙事方式使故事呈现为错综复杂的状态，同时在叙事的过程中，通过设置多个叙事盲区和裂隙制造悬念，并以密集的信息点来强化故事的紧密性和连贯性。”[1]

丹尼尔·巴勒特指出：注意力和记忆力的范围和局限性经常被电影制作人利用。在谜题电影里，这样的利用更是常见和有效得多。“在这样的影片中，叙述是不可靠的，而这些不可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故意省略和错误指示构成的。谜题电影的核心问题也就在于它更明目张胆的误导，它通常会呈现出一个似乎将要出现的行动，但是或迟或早，我们又会被鼓励去怀疑那些事件的真实性。通常的揭示都建立在主观性上，我们认为是客观的东西结果被证明只是人物的幻想或错觉。”[2]在分析《控方证人》时，同样需要借用大卫·波德维尔提出的认知和叙事理论：电影观众是通过基本模式从休热特（情节）中建立法布拉（故事）的。观众观影时，基本模式是模拟现实世界不同方面的概念框架，如人、行为、事件等等，并且基本模式允许观众“超越给定的信息”去“填补空白”。因此，在《控方证人》中，如果我们被告知韦菲是一名律师，我们会认为他聪明、机警，不会轻易受骗。这种基本模式是基于我们对社会的惯性认知构成，也是所谓的“刻板印象”，这会进一步影响我们之后对人物行为和剧情走向的看法和判断，此外，电影制作者还会利用一些风格化的拍摄和剪辑技巧，使其与电影情节交互，从而最大限度地对观众实施“障眼法”。丹尼尔·巴勒特提出电影制作策略中的“首因效应”“激发效果”“信息”及“情感”的作用。在《控方证人》中，这些策略随处可见。整部影片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建立起沃尔及妻子的人物形象，使观众对两人之间的感情关系产生怀疑，从而在脑海里形成基本模式，并对之后的观影作出指导；第二部分主要呈现此桩谋杀案开庭后的审讯及辩护过程，在审讯前期加固观众脑海里的基本模式，在结尾处利用预设的线索产生意料之外的反转。影片的“障眼法”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树立沃尔正直诚实的人物形象

在《控方證人》中，沃尔作为谋杀案的犯罪嫌疑人，一出场便受到观众的高度警惕和观察，此时，导演要做的就是树立起沃尔诚实可靠、正直的人物形象，使他在片中的律师及银幕前的观众心中都排除作案嫌疑。如此一来，结尾处的反转才显得更加出人意料。因为这使观众发现，自己以往对沃尔的判断是错的。

在影片开始，韦菲律师初次见到沃尔时，观众此时实际上是跟随韦菲律师对沃尔进行“审视”：此前观众得知了沃尔的“嫌疑犯”身份，于是此时便跟随律师视角观察沃尔，并根据自己的常识判断此人是否为真正的谋杀凶手。在韦菲和沃尔的一番谈话中，沃尔表示自己“在报纸上看到这桩谋杀案”，又表现出一些略带愚蠢的天真，“这里是在英格兰，我不可能因为没犯过的罪坐牢吧”。之后在得知自己将获得8万英镑时，第一反应也是给妻子克里斯汀打电话，要告知她这个“好消息”。这些细节都在表明沃尔单纯、正直、略带愚蠢和天真的形象，但观众此时和沃尔律师一样，心中依旧对沃尔保持疑虑和防备。

这样的疑虑在之后这一段中被很好地消除：在沃尔对韦菲律师提到自己与弗伦奇太太相处的细节及案发当晚的情况时，韦菲戴上了自己的眼镜，这是他之后提到的自己著名的“眼镜测试”：利用眼镜来反射光线，从而对被审问人员造成干扰，在本能的生理反应下人们会说出真话。此时韦菲律师的“眼镜测试”实际上是带领观众对沃尔做的一个集体审问，由此来再度确认沃尔的人品。

接下来沃尔的反应给韦菲律师及观众都吃了一颗定心丸，面对镜片的反射强光，他没有躲闪，而是委屈万分又真诚不已地表明自己的无辜。至此，“眼镜测试”通过，律师和观众心里的疑虑都基本消除了。沃尔正直、单纯、诚实的人物形象在观众心中被建立起来，并影响着观众之后的观影判断。

二、设置出沃尔太太阴险、虚伪的人物形象

在沃尔离开律师家后，沃尔太太便登门拜访了。在之前沃尔及律师的谈话中可知：他和妻子感情深厚、彼此相爱。但令律师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妻子并没有因丈夫被逮捕而崩溃或昏倒，而是平静地陈述出自己在丈夫之外还有一段婚姻的事实，自己只是利用沃尔获得英国国籍。这样的反差使律师及观众都对“蒙在鼓里”的沃尔产生同情，这种同情态度会让观众更加认同沃尔的无辜及诚实，从而不自觉地与他成为同一阵营。同时，对克里斯汀产生“虚伪”“阴险”的判断。由于克里斯汀陈述的内容对她自己是不利的，观众从常理上推测，不会想到她在撒谎。

妻子克里斯汀表示，在法庭上她会用提前演练好的证词来为丈夫作证。韦菲律师采取同样的方式对妻子克里斯汀也做了“眼镜测试”，但克里斯汀明显显得更加心虚：她用手遮住眼睛，随后站起身拉上了窗帘。这一系列举动都会让观众推测出：克里斯汀是一个不诚实、狡诈阴险的人。

影片开头对沃尔及克里斯汀的人物形象塑造使观众建立起对人物及其行为的认知，从而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为两人构建“基本模式”，这就是“首因效应”，这样给人物贴上标签的行为会影响之后观众的观影判断：对克里斯汀的负面印象使观众在之后更加同情辩方（沃尔）而排斥控方（沃尔太太）。

三、对沃尔及太太克里斯汀感情关系的构建

影片前半段，观众已经可以从沃尔和太太克里斯汀的陈述中看到两人对彼此感情关系的不同态度：沃尔认为自己和太太彼此相爱，他对太太全然信任。而克里斯汀并不爱沃尔，只是欺骗他的感情，利用他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已。在开庭前律师与沃尔的一次见面中，沃尔再次回忆起自己与克里斯汀相遇、相知、相爱的往事，而律师脸上满是对这名痴情男人的同情。此处的情节安排更加凸显出沃尔的深情、可靠，而使观众更加不满“背叛”沃尔的克里斯汀，从而吊足了观众胃口，等待接下来在法庭审讯中的好戏。

实际上，在影片的前半部分中，导演给观众留下了一些线索，如果仔细推敲这些线索，观众会对之前的判断有所怀疑：在沃尔和韦菲律师的谈话中，沃尔提到“我的妻子认为我被卷入此案件中，需要找一位律师”，但之后沃尔太太表明自己根本不爱沃尔，若是如此，那她为什么还要担心沃尔，并提议他找律师呢？沃尔还提到妻子是名好演员，但观众此时只会认为这是一个丈夫对深爱的妻子的称赞，绝不会料到之后克里斯汀的举动都是假扮出来的。而沃尔太太与律师交谈时所说的这句话也许是最让人心生疑虑的，律师说：“你丈夫是否对自己即将获得一大笔遗产并不知情。”克里斯汀：“他是这么给你们说的？”“难道你在暗示事实并非如此？”“哦，没有，我没有在暗示什么。”

聪明的观众会在此处推敲克里斯汀说法的真实性，并思考之前有没有漏掉沃尔表现中的什么破绽。但紧接着，韦菲律师就对克里斯汀进行了相同的“眼镜测试”，克里斯汀在“眼镜测试”中显露出的躲闪和慌乱，使观众给她贴上“虚伪”的标签，从而对她之前的说法半信半疑，或是倾向于理解为这是她对丈夫的栽赃。

丹尼尔·巴勒特指出，谜题电影中，导演会用信息负载和情感冲击来分散观众的注意力，从而使他们忽略影片中偶尔露出来的“马脚”，上述的几个细节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线索太过于短暂和微妙，可解读的空间较为丰富，且往往伴随着大量信息或者情感冲击出现，观众不得不分心去处理线索外的其他信息，以及沉湎在对克里斯汀的谴责或者对沃尔的同情中，从而忘记之前自己心里的一点点疑虑。

在影片的第二部分，即开庭审讯部分，导演主要安排了两个重要的情节点来确保自己“障眼法”的实施：一是克里斯汀作为控方证人出席，提供了不利于沃尔的证词；二是尤斯顿火车站的神秘女人提供给律师一些克里斯汀的亲笔信件，并讲述了克里斯汀如何夺走自己的恋人并使自己受伤的故事。在开庭审讯后，控方证人们数次提供了看似确凿的、不利于沃尔的证词和证据，尤其是警讯的血型化验结果和女管家珍妮特提供的案发当晚的证词，但都被韦菲律师以巧妙的方式化解。

但观众内心仍会对这些确凿的证据和证词加以考量，并重新开始根据证词审视沃尔。此时，令人大跌眼镜的场面出现了，克里斯汀作为控方证人出现在庭审现场，她陈述了自己与沃尔并非夫妻的事实，之后便开始作证，而这些证词不是之前和律师会面时约好的，反而全是不利于沃尔的言论。

由于克里斯汀是当晚唯一的目击证人，因此她的证词相当重要。沃尔的形势变得非常不利，而观众也依据当前的证据和证词，对沃尔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但同时，克里斯汀的表现也违背了她之前对律师的承诺，使观众产生此人喜欢撒谎的印象。同时，故事在往前推进，观众被新的情节吸引，之前的怀疑和判断只能搁置在一边，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变得更加不可靠。这是导演对观众注意力和记忆力的利用。

在克里斯汀举证后，情况变得相当危急。即使律师利用撒谎这一点来对克里斯汀进行道德谴责，但并未扭转局势。这时，影片实施了最大的一个“障眼法”，即尤斯顿火车站神秘女人的出现：在她透露自己手里掌握了克里斯汀的秘密之后，韦菲前往赴约。神秘女人以30英镑的价格卖给韦菲律师克里斯汀给情人马克斯的手写信，信中写道：为了把丈夫送进监狱，和情人在一起，她将在法庭上作伪证。律师之后将此信件与之前克里斯汀的手写作了比对，證明笔迹确是本人所写。观众结合之前克里斯汀对丈夫的态度，以及在证人席上所作的证词，在此时作出一个“合理”的推断：克里斯汀在作伪证，沃尔是无辜的。

在随后的交谈中，观众得知神秘女人被克里斯汀夺走恋人，并且因此脸部留下疤痕。这一部分首先是给观众带来情感冲击：对克里斯汀的反感愈加明显。其次是信息负载带来的注意力转移：对神秘女人的身份及她口中的故事产生好奇。同样，此时观众绝对想不到神秘女人就是克里斯汀本人，因为根据常理推测，没有人会散播不利于自己的信息和证据。况且此神秘女人的举止神态都与之前冷傲的克里斯汀太太大相径庭，观众很难把两人联系到一起。

神秘女人的出现是导演给观众发射的最大一颗“迷雾弹”，观众脑海里带着神秘女人给的证据再次回到庭审现场时，认为自己已经提前掌握了故事结局，整个故事悬疑已经被自己解开，只等着看克里斯汀的好戏。在韦菲律师请证人克里斯汀出场后，她首先是否认自己与情人马克斯的关系，又争辩自己的信件是有特殊标识的，直到韦菲拿出真正的信件，她才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且情绪激动地大骂韦菲律师。观众此刻已经完全不再怀疑自己的推论，克里斯汀的反应太过真实和自然，完全挑不出错。观众只会沉浸在克里斯汀被揭发的胜利快感中，而不会再对此案件的具体细节表示怀疑。但在其他律师向韦菲律师表示祝贺时，他说道：“这案件过于妥帖和漂亮，总的来看是太顺利了，所以看起来不对劲。”这实际上为接下来的剧情反转埋下了伏笔。

而在影片结尾，此片才迎来最后一个最大的反转，这也是导演为观众揭开真相的时刻：在克里斯汀和韦菲律师的交谈中，她坦白道：因为太爱沃尔，所以和沃尔合计欺骗韦菲律师，上演了这么一出戏，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演戏，包括神秘女人和信件也是自己扮演和伪造的。无疑，这个坦白给律师及观众都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观众此时再回想之前的情节，会发现很多“疑点”，只是它们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以及在时间的流逝中对此的记忆逐渐减弱了。为了再次寻找这些疑点，观众通常会选择再看一遍，但此时观众又是抱着知晓真相的先入为主的观点来看此部电影，这将给观众带来新的观影心理和体验。

四、结语

《控方证人》作为一部典型的谜题电影，导演主要利用了观众观影时根据自身社会经验和习惯对人物基本模式的构建，由此引发的首因效应，从而影响观众之后的观影心理和判断。此外，还利用了观众注意力和记忆力的局限性，利用信息负载来转移观众的注意力，利用记忆力随时间减退这一点来使观众忽视和忘记影片细节。最后，影片通过人物形象塑造及情节构建，给观众造成情感冲击，这也是分散观众注意力和误导观众对影片人物附加个人情感，从而对影片案件本身产生错误判断，这就是此片所用的“障眼法”。

参考文献：

[1] 杨晨.谜中迷——谜题电影的谜题叙事、迷影效应和文化语境[J].当代电影，2012（11）：106-110.

[2] 大卫·波德维尔（美）.好莱坞叙事方法[M].白可，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91-92.

作者简介：陈曦（1997—），女，四川内江人，硕士，研究方向：戏剧与影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