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版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研究综述

2020-09-10沈世婧

新闻研究导刊 2020年20期

摘要：自20世纪中期受西方新书籍史研究范式的影响以来，中国出版史研究也历经了一次社会史转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并呼吁揭示出版活动与社会要素之间的互动规律，突显出版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回归出版本质。本文从此类研究的书籍成果中，按照四个不同研究主题梳理中国传统的出版史研究在社会史转向方面的研究进程，为此后的出版史研究提供更多可供参考的方向。

关键词：出版史；社会史；出版活动；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20-0189-03

中国出版史的研究由来已久，已经是一门成熟的学科领域。受20世纪中期西方新书籍史研究范式的持续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出版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进行不断探索，这使得出版史的研究得以建立在日益丰富多元的研究取向上，出版史料作为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等领域的研究样本而重新得到重视。所谓出版史中的“社会史转向”是指出版史研究脱离单纯的以史料爬梳和分析的藩篱，将出版史归入以社会史为代表的总体史学研究中去的研究转向，既包括运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研究整个出版活动中各个要素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也重点考察和揭示出版活动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亦包括以出版活动的发展历史为切入点，探究大众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考察了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版物及出版活动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要素的互动以及发展规律，也呼吁回归出版本质，倡导在历史性研究中更进一步揭示出版活动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本文从此类研究的现有书籍成果中，按照四个不同研究主题全面梳理中国传统的出版史研究在社会史转向方面的研究进程，并总结规律，为此后的出版史研究提供可供参考的方向。

一、传统出版史研究的过渡

中国向来崇尚典籍，重视出版文化，有研究“治书之学”的传统，不少学者耕耘在版本研究、校勘收藏、印刷技术、文献之学等领域，不论是出版史还是书史的研究都脱离了国际学术界。民国后期，来自西方的现代学术研究体系和理论逐渐影响了中国的出版史研究。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书史》是第一部用现代学术体例写就的出版史著作。1946年出版的《中国出版界简史》则是第一次使用“出版史”命名出版相关历史的著作。这两本著作虽然以现代学术体例编写，但从使用的资料和研究方法上来看，仍然属于简单的现象描写和事实陈述，缺乏相关的理论知识。

1949年之后，部分学者开始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提倡运用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理论来解释出版物的生产和流通与时代的内在关联，开始以科学的、历史的发展观研究出版史，突破了对史料的挖掘、爬梳、整理，以科学的分析和系统的阐述，使以往的“出版史料集”逐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现代学术规范的出版发展史。刘国钧和皮高品两位学者作为代表，开启了学界对出版史研究的历史转向，他们认识到图书是历史的产物，一定的时代必然产生出反映那个时代的图书，并且在他们两人的著作《中国书史简编》和《中国图书史纲》中尝试论述了书籍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其中，皮高品还将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运用到中国图书史的分期中，这样的成果是单纯对出版业构成、发展情况以及书籍样式流通情况的出版史研究所不具备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研究的理论指导，一方面扩大了研究视野，将出版活动的研究与当下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结合在一起考察；另一方面注重社会历史环境与书籍之间的关系。

此后，以上述的基本理论和框架为指导，涌现出一批学者的相关论著，他们在诸多方面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深化、丰富和修正。如肖东发的《中国图书印刷出版史论》和《中国图书史十讲》都是新撰写体例的体现。这一时期的出版史研究以“书籍”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著作中也鲜见以“出版史”为字样的命名之作。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版史概要》《中国出版简史》《中国编辑出版史》《中国出版史》等一批著作在命名上体现出更为宏观的考察视角。这类研究大体上虽具备了社会这一要素，但尚不具备社会史转向的基础，社会和历史背景只是一个前提条件，缺乏系统的、深度的阐释和分析。

二、对出版本质与社会价值的探讨与呼吁

随着西方各类现代理论学术体系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出版的本质和社会价值，积极呼吁以更为广阔的“总体性”视角重新看待出版活动与政治、文化、社会及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许以力在《人类文明与出版》中表达了对出版活动之于人类文明的重大影响的重视，更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图书的历史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他认为，图书是观察人类思想的窗口，是推动人类社会的经济、科学和文化向前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工具[1]。

王建辉的《出版与近代文明》和于殿利的《出版是什么》两部论著不约而同地把出版活动置于更广阔的历史时代背景以及人类文明进程中去考察和思索。王建輝的一篇核心文章《出版与近代文明》，将近代出版业与社会发展的各要素，即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结合起来论述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近代出版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时代政治的感应器，也是影响思想文化界和国民生活的重要媒介，并指出近代出版的历史进程和整个社会以及思想文化的近代化进程是高度一致的[2]。于殿利在《出版是什么》中，跳出了出版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的藩篱，以历史学为基础，用哲学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尝试从出版活动的社会根源探寻出版的本质。在他看来，出版的起源要追溯到人类社会的形成期，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出版活动关乎人类的精神性存在，关乎人类社会的存在和文明的发展和演进[3]。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他将出版活动与人类、社会、国家的关系由小到大逐层论述，认为出版活动决定了人类存在，建立和维护了社会秩序，构筑了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3]。在《论出版经济的文化性》一文中，他首次尝试从个人需求、社会经济和民族国家层面对出版经济进行分析，以文化视角论证出版对全人类的重要性，颇具启发意义。

另外一些学者以案例分析法从具体出版物的社会影响出发，选取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代表性书籍进行介绍。邹振环在《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对选取的近代中国引进的100种译作进行了社会传播效果的分析。与此类似的研究还有徐丽芳、吴永贵等人编著的《中国百年畅销书》，书中对20世纪百年间中国市场的畅销书进行了分类评述，结合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展现畅销书本身的发展历程。

三、社会文化史研究转向

出版史的社会文化史转向是指以西方新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范式及相关理论为指导考察出版活动的发展历史。一层含义在于对出版活动与社会文化之间关系的深入阐释，将出版史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结合起来考察；另一层含义则是对与出版活动相关的人和人群的社会性研究[4]。《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这部中国与欧洲国家在2005年召开的关于印刷术方面的国际研讨会的论文合集，集中体现了许多中外学者对中国印刷史与书籍史的文化史、社会史研究转向的关注和讨论，以比较的视角呈现了近代西方传统印刷术的传入及其对中国一系列出版活動的影响，从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探讨了印刷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发展[5]。这次研讨会对我国出版史及出版学研究文化史和社会史转向具有标志性意义。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最初的10年间，我国的出版史理论研究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受20世纪中后期西方新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范式的影响，我国的出版史研究进一步呈现出大格局和整体性的趋势。一方面，将某一特点的出版活动作为切入口或以某种类型的出版物为考察对象，联动分析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社会文化变迁、变革的关系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例如，2000年邹振环出版《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一书，首次将译著的出版活动作为学术史和文化史的一部分来考察，将翻译出版自身的发展规律同近代中国的文化变迁紧密地结合起来加以分析，突显了出版活动的社会文化功能和价值。此外，林应麟的《福建书业史——建本发展轨迹考》和王飞仙的《期刊、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与<学生杂志>》[6]也从出版活动与社会文化变迁关系的视角出发梳理出版业的发展历史。前者立足一种大文化观，把出版史融入文化史，着重对书业经营部分的情况进行论述，同时扼要分析了福建当时的政治、经济、吏治和文化教育状况。后者则以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为切入点，观察分析五四运动前后期刊的出版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是一种将出版活动与社会运动结合起来考量的视角。

另一方面，一种以“书写眼光向下”的视角来关注出版活动与各社会阶层的变革、互动的研究范式也逐渐流行起来。李孝悌在《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中利用白话文报刊等出版物，描绘清末民初社会下层的思想、文化与社会运动，考察的是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观念如何通过出版物影响下层的百姓。王天根的《<天演论>传播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动员》则借助传播学理论分析框架为出版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他以引领社会思潮的《天演论》为案例切入，对其进行文本分析与解读，尝试挖掘其中对社会变革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和思想，探讨《天演论》的传播与清末民初社会动员（包含社会观念的变革等）的关系，强调了出版物的影响效果。

范军在《出版文化散论》中提出“印刷史也是出版文化史”的论点，主张采用社会学的方法讨论出版活动与社会生活间的关系[7]。2007年，仓理新在《书籍传播与社会发展——出版产业的文化社会学研究》一书中，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将书籍的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多视角分析，探讨出版运行机制与社会运行机制的相互关系，阐述书籍传播对文化的积累作用，以及文化对社会发展的正反面作用[8]。同年，何明星的《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也同样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计量和统计等运用到图书出版活动的考察中，对600部清人文集的编辑出版方式进行了统计分析，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清人图书文化活动在宗族传承、科举教育和学术研究中发挥的轴心作用，以此揭示传统的出版活动与宗族之间的关系[9]。

四、知识的社会接受史偏向

学者何明星认为，出版物是一种精神文化产品，而这类产品传播的时间有多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就有多久。在2013年出版的《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中国出版的“革命”》中，他提出“任何文化产品表面上是销售量、发行量的数字，而实质上都是精神、思想、观念在多大范围内被接收、被理解、被欣赏甚至化为社会实践”[10]。中国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这样一种以考察某种或某个具体出版物的社会实际影响效果及如何影响读者过程的研究形成一种新的趋势，伴随这种趋势，阅读史的研究也受到更多的关注。

知识和思想如何通过出版物被人们逐步接受、内化并最终形成社会实践，其实际影响效果几何，以及大众的心态如何通过出版活动所形塑成为了研究的核心问题。张仲民在《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中，通过研究晚清的生理卫生特别是生殖医学的书籍出版活动，探讨时人对生理卫生观念、生殖观念乃至性观念的接受和变化，且在结论中进一步深化，对大众消费文化与近代中国泛政治化现象进行了分析[11]。张仲民将他的学术理念持续贯彻到新作《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中，该书转而从知识再生产和阅读史的角度，关注近代中国一些西方传入的“合法性”知识是如何被生产出来和如何传播的，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些知识和思想被精英受众们接收后产生了何种派生意义和社会效果[12]。

同样，学者张寿安主编的《晚清民初的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以诠释中国近代性为目的，关注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建构，其中涉及知识的生产与消费、出版、阅读、专业社群和新型文化人的出现，并结合了近代复杂的政治、经济变化[13]。其中，学者章清在文章《晚清中国“阅读世界”之一瞥——略论晚清士人对“万国公法”知识的接纳》中指出，若要开展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势必会缩小“历史研究的单位”，选择具体的文本进行分析。因此，他以《万国公法》及“公法”知识的被时人接受的过程为焦点，从一定层面理解中国的“现代性”发展进程[13]。

此外，从读者阅读的层面把握知识的建构与传播也成为近几年出版史研究的新课题。阅读史可以在一条完整的出版活动链条中展现读者一端的具体接受情况和出版物的影响程度，其研究结果也可以对出版活动的社会价值和功能提供强有力的现实支撑。但目前，阅读史的理论基础、框架和相关概念都很薄弱，仍需要更多的学者耕耘。

五、结语

我国出版史目前对出版活动之于人类的价值和社会层面的意义的研究已逐渐多样化，不再局限于对出版本身规律的探讨和对各出版现象的阐释与解析。不過该领域的研究仍然还不成熟、不完善，与西方相较缺乏完整的理论学术体系，存在一种“戴帽穿靴”的叙述套路，仍缺乏对社会各要素与出版活动两者之间复杂互动的深入分析与呈现，部分研究成果资料堆砌过多，问题意识不足。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一方面缺乏统领性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尚有很多出版活动领域未被提及。出版物作为承载人类思想和知识的媒介，其自身的思想多样性值得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挖掘研究。真正跳出出版学研究范式的藩篱，又不脱离出版的本质，从出版史与社会史的视角探究思想与知识、出版活动、社会结构与发展三者的关系以及它们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仍是当代学者值得深思的课题与挑战。

参考文献：

[1] 许以力.人类文明与出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12.

[2] 王建辉.出版与近代文明[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4.

[3] 于殿利.出版是什么[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10-39.

[4] 何朝晖.对象、问题与方法：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的范式转换[J].中国出版史研究，2017（2）：15-19.

[5] 韩琦，[意]米盖拉.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2.

[6] 王飞仙.期刊、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与《学生杂志》[M].中国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出版社，2004：8.

[7] 范军.出版文化散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13.

[8] 仓理新.书籍传播与社会发展——出版产业的文化社会学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8.

[9] 何明星.著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M].北京：中华书局，2007：09.

[10] 何明星.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中国出版的“革命”[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4.

[11] 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