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岭

孙中山将西方的政治制度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创造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其中的五权宪法即用宪法构建出国家机构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分别行使国家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

监察权的中国特色

1906年年底，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五权宪法”的设计——“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作‘五权分立’。”之后又对五权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我所说的五权，也非我杜撰的，就是将三权再分出弹劾及考试两权。所谓三权者，就是将君权之行政、立法、裁判，独立起来。但中国自唐、宋以来，便有脱出君权而独立之两权，即弹劾、考试是也。现在我们主张五权，本来即是现时所说的三权，不过三权是把考试权附在行政部分、弹劾权附在立法部分。我们现将外国的规制和中国本有的规制融和起来，较为周备。”这个思想后来写进了《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其第19条规定：“在宪政开始时期，中央政府当完成设立五院，以试行五权之治。其序列如下：曰行政院;曰立法院;曰司法院;曰考试院;曰监察院。”五权宪法的设计一方面继承了西方三权分立的框架，另一方面又借鉴了中国古代的考试、监察制度，试图把西方模式和中国传统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权组织形式。

孙中山认为考试权、监察权是五权宪法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是中国固有的东西。中国古时举行考试和监察的独立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绩。像满清的御史，唐朝的谏议大夫，都是很好的监察制度。举行这种制度的大权，就是监察权。监察权就是弹劾权。外国现在也有这种权，不过把它放在立法机关之中，不能夠独立成一种治权罢了。”孙中山在实践中反对盲目照搬国外体制，强调要结合中国国情，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全盘俄化，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外国近来实行这种三权分立，还是不大完全。中国从前实行那种三权分立，更是有很大的流弊，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像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

中国的监察制度有悠久的历史，其中不乏可借鉴的内容;但它们与三权为什么是并列而非从属的关系，孙中山并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批评西方把“纠察权归议会掌管……产生出无数弊端”，“比方美国纠察权归议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权，挟制行政机关，使他不得不俯首总命（俯首听命于议院），因此常常成为议院专制;除非有雄才大略的大总统，如林肯、麦坚尼、罗斯威等，才能达行政独立之目的。况且照正理上说，裁判人民的机关已经独立，裁判官吏的机关却仍在别的机关之下，这也是论理上说不去的，故此这机关也要独立。”笔者认为，不论一个国家把监察权划归议会还是政府，或者独立而设，往往都是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而定的，美国的模式虽然可能挟制行政机关，导致议院专制，但大体上是符合美国国情的。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中华民国初期，最大的弊端可能是行政专制而不是议会专制，在议会没有完全树立权威时大谈议会专制的危害，未免不合适宜。

监察权是否具有独立性

孙中山认为，中国古代的监察权独立于皇权，“就中国政府权的情形讲，只有司法、立法、行政三个权是由皇帝拿在掌握之中，其余监察权和考试权还是独立的。就是中国的专制政府，从前也可以说是三权分立的，和外国从前的专制政府便大不相同。……中国在专制政府的时候，关于考试权和监察权，皇帝还没有垄断。”“中国何尝没有宪法：一是君权，一是考试权，一是弹劾权。而君权则兼有立法、行政、司法之权。”“说到弹劾，有专管弹劾底官，如台谏、御史之类，虽君主有过，亦可冒死直谏，风骨凜然。”应当指出的是，冒死直谏并不可能“弹劾”君主，只是“批评”君主而已，这与现代的弹劾权、罢免权有本质的不同。中国古代监察权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君权而不是制约君权，因此它主要是对下而非对上，是纵向监督，而非横向制约，是专门机关监督而非平行机构之间的相互掣肘，因此中国古代的监察权最终还是受皇权掌控的，认为古代“中国也是三权分立”，且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恐怕难以成立。

监察权在传统权力体制中的地位

孙中山在论述五权宪法时，重点阐述了考试权和监察权，这或许是因为国外关于三权的论述已经极多，他没有更多的补充和说明。但笔者认为，这无意中也显示了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权力体制真谛的精准把握，考试权和监察权正是中国帝制的重心所在——用人制度，皇权统治的关键点是如何选拔人和监督人，确切地说是如何选拔官员和监督官员。“君主即在吃饭睡觉的时候，亦心念着全国的人才，谁是人才，好叫谁去做官”。

“君主以用人为专责，他就很可以搜罗天下的人才。”“君主以用人为专责”真是画龙点睛之句，古代君王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孙中山最关心的问题，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人治思维的反映——下面要跟对人，上面要用对人，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人，选人用人的问题解决好了，国家就有希望。关于选人用人也并非没有规章制度可循，但所有制度都是从上而下的，对皇帝这样高高在上的人不可能没有制度约束。皇帝治官，官治百姓，百姓逼急了就揭竿而起，这样单向而非双向的制度循环并不能杜绝事实上存在的双向牵制，只是将其隐蔽化了，导致其不规范、不健康。如官也能治皇帝，但往往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外戚、太监都能架空皇帝，致使政权秩序混乱不堪。

总之，不论是“洋为中用”还是“古为今用”，要用得恰到好处都不容易。孙中山五权宪法的设计吸取了中国古代“贤人政治”“权力监督”等思想和制度因素，官场腐败现象在孙中山去世近百年后仍屡见不鲜，足见他当年的思考不是没有道理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