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隆

引言

近年来对南丝绸之路（亦称西南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进行了研究，纵观已有资料，侧重于西北丝绸之路（陆路丝绸之路）的文献众多，而对早于“西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个世纪的“西南丝绸之路”却因文献缺少和其他复杂原因导致鲜为人知，直到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有人涉猎。本文略抒管见，意在与其他学者一道，揭开西南丝绸之路的神秘面纱。研究过程中，多次请教段渝先生[1]，从四川历史到巴蜀文化，从南丝绸之路到西南地区的音乐、舞蹈与缅甸、印度、伊朗一带的交流，经过段先生博学多识的讲解，加之对已有文献的梳理研究，认为南丝绸之路正是中国丝绸经由南方西传的交通线。在这条通道上，多国、多地域、多民族文化的碰撞和融和、排斥和吸收，是混合体而不是单一民族的特产。它对外来文化没有照搬、移植或简单的改头换面，而是形成本土文化与多种外来文化碰撞融合，和谐共生，和而不同的复合文化。转运于不同时空中的丝绸、茶马，一路适应、融合，最后移植生根，在不断的适应中变迁，在不断的创造中再生，将圈内圈外的文化勾连融合，浑然一体。古代巴蜀丝绸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丰富了南亚、中亚、西亚、北亚和欧洲文明的内容，而这条因丝绸传播而形成的线路，不仅对中国早期西南地区的经贸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对南亚、东南亚、中亚等地的经贸繁荣也有较大的影响。

古丝绸之路与今天的“一带一路”一脉相承。

一、南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最初是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是我国古代通往西方的道路。“丝绸之路”共有四条：一是“绿洲丝绸之路”，从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新疆，然后翻越帕米尔高原，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二是“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沿海的宁波、泉州、漳州、广州等港口出发，驶向南海，然后向西过马六甲海峡，到阿拉伯半岛，最后去欧洲和非洲；三是“草原丝绸之路”，从西安向北，经过鄂尔多斯高原和今天的内蒙古西部，再经过今蒙古和俄罗斯去欧洲；四是“南丝绸之路”，从西安出发，经过蜀道南下四川，通过云贵高原或青藏高原通往缅甸、印度，然后去往阿拉伯半岛。

“南丝绸之路”起点在今成都，这是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学术研究，为区分北方丝绸之路而命名。但据《史记·大宛列传》所载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这是从四川到印度的一条“宜径”古道，官方虽不清楚，但商人早就通过这条古道将竹杖、丝布、茶等物运至中亚，并在以后的岁月，日益体现出交通干线的作用，以沟通中国西南地区及东南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又称西南丝绸之路。费孝通先生将其定义为“藏彝走廊”地带。

段渝先生给了我研究的理论依据：

“南丝绸之路有三条路线，分别为：西路、中路、东路。其中，西路最为重要，是由四川成都出发途经缅甸到中西亚各国，在古代较发达（先秦两汉宋以前），它被张骞称为‘蜀身毒道’，唐朝之后，改为陆路与水路相结合，主要是陆路交通，在四川、云南采用陆路，到缅甸、印度又有海上交通。中路主要传播方向为东南亚，由四川出发途经云南到东南亚的越南、泰国等。它仍然是水陆相结合的交通方式，四川与云南境内主要为陆路，水路由云南红河至越南再到东南亚各国。东南亚有很多文化源于中国，近年越南也出土了大量中式墓葬、云南和广西样式的铜鼓等。远在战国时期秦国灭蜀后，蜀王子带领三万人马至越南，称‘安阳王’，建立蜀朝，城池方圆十几公里，现遗址仍在，越南还由此设立当地一个重要的节日并修建安阳王庙。可见蜀文化对越南影响很大。在越南还流传着一个故事，汉朝时，赵佗带兵攻打安阳，相传安阳王有一神弩，抵御住了赵佗几次进攻。于是，赵佗派间谍潜入蜀朝与安阳王的美丽女儿相恋，后得神弩并损毁，因此攻下城池，安阳王在出逃的路上得知是女儿出卖了他，一怒之下杀了美丽的公主。东路则由四川经贵州，再到广西、广东至香港、南海等。目前出土大量中式的祭祀物品、玉器等。”[2]由此得知，西、中、东三条路线的起点都是四川（成都）。

“南丝绸之路”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一路进行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也有用人力背夫运输。西南地区水资源丰富、草木茂盛，以丝绸、盐、布匹、铁器为贸易物品（在缅甸出土了蜀郡生产的铁器）。通过西线向印度运送麻布类，受官方管控的西北丝绸之路一般主要运送丝绸。南丝绸之路早是由古蜀人掌握，原为地方王朝管控的官道，到汉朝后由中央王朝管控。

试想，在漫长的丝路往来中，商贾们排忧解难、消除寂寞的最好方式当然是奏乐唱歌，因此，我国西南地区和中原音乐被带入东南亚（如古筝到东南亚后稍做改制命名为伽倻琴），再将东南亚及印度的乐器及音乐带回国内。

“南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在于内接中原，外联南亚、东南亚，是佛教南传、藏传以及本土宗教的交汇地。独特的地理位置，杂居交错的民族聚落，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当中原文化、藏传文化、东南亚文化与当地民族文化融合、碰撞、排斥、吸收时，已不是单一民族的特产，而是不同的复合文化，在不同时空中移植生根、不断适应中变迁，又不断创造再生终于浑然一体。当然，南方丝绸之路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史上，因马帮的消失而转型为象征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彻底消逝，“一带一路”战略在沿线旅游、博物馆、茶叶交易新市场等方面，必将以茶马文化为内核继续传承和发展。

二、古蜀文明使中华文化灿烂辉煌

巴蜀是四川的古称，居于长江上游枢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自古被称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中，四川政治清明、经济稳定、文化繁荣，历来被视为战略大后方。先秦时期的巴国和蜀国是西南地区的泱泱大国，拥有较为广阔的疆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又帶来了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大交流，导致民族大融合，形成民族文化大交流和民族大融合的高潮。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同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政权发生了复杂的关系，构成巴蜀地区民族关系史的主要发展线索，并对唐代巴蜀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后来的历朝历代，僚人[3]、羌族、藏族、彝族、泸州部、叙州三路蛮[4]的融合与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改革，使巴蜀文化以其卓越的成就，为中华文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并产生了世界级影响。

“技术文明、艺术文明、中外古文明交流互鉴，是古蜀文明的三面旗帜”[5]：

三星堆文化独特的青铜雕像艺术，从历史、科学、艺术的角度，堪称旷世珍品，是中外古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三星堆古蜀文明是中国最早的世界文明窗口之一；

汉代，文翁在蜀兴办学校，开全国地方官办学校的风气之先，朝廷在全国推行文翁的做法，下令各郡国建立官办学校；

后蜀时期的“蜀石经”[6]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唯一有注文的儒家经典石经，对经学的保存、传播和弘扬，起到重要的作用；

鹤山书院成为宋代书院之首，巴蜀学者张栻、魏了翁对开创湖湘学派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冰治蜀时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技术是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

中国最早的“穿广都盐井”首创开凿盐井取卤制盐的工业；

四川作为中国丝绸之路的主要起源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000年度中晚期已发展至成熟水平；

驰名中外的“蜀锦”在战国、秦汉时期，就以色彩鲜艳、品质优良、工艺极佳名列四大名锦之首；

四川素有“天数在蜀”之称，是盛赞巴蜀天文学的丰富成果，阆中人落下闳在西汉时期完成的《太初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完整、成系统的历法，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汉代文学的辞赋、诗歌、散文等形式中，辞赋最为杰出，而巴蜀文学最大的成就就是辞赋，在“文冠满天下”的西汉辞赋四大家中，四川人司马相如、王褒、杨雄占了三位；唐宋八大家中“眉山三蘇”有崇高的地位；外省文豪入川，李白、杜甫是最典型的代表；近代的郭沫若、巴金等站在中国文化主流的前沿；

巴蜀的绘画、雕刻、音乐、舞蹈、戏剧、书法，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成都前蜀王建墓棺床上雕刻的24幅乐伎图，再现了前蜀宫廷宴乐的生动情景，器乐演奏者演奏的乐器有正鼓、齐鼓、和鼓、笛、大筚篥、拍板、羯鼓、鞉鼓、篪、排箫、筝、吹叶、笙等20种23件，使用中国话的龟兹乐系统掺杂有清乐系统的乐器。

三、南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交流

（一）巴蜀音乐、舞蹈的特征

蜀人的艺术大体包括口头艺术、乐舞艺术、绘画和雕刻艺术等形式。就乐舞艺术而言，从考古发现的陶埙、石磬、青铜编钟、钲、铎、铃等乐器实物和图像，证明蜀人对音乐十分爱好。古蜀开明王还亲自作歌，曲目有《臾邪歌》《龙归歌》《幽魂之曲》等。

秦汉统治巴蜀时期，向蜀地输入了大量中原音乐元素，音乐配合巴蜀原有的巴渝舞，形成该时期独特的巴蜀音乐舞蹈文化。如礼乐配置是酒樽配合铜编钟（出土于茂县牟托一号墓），也见于巴蜀印章；重庆涪陵小田溪一号墓出土了14件一组的青铜编钟，其中8件有错金的纹饰；绵阳西汉双包山一号、二号墓出土了陶编钟、编磬，二者一起演奏，组成金石之声；成都天回镇出土了汉代的陶俑，就有吹笛和吹竽的形象；新都、雅安、新津、绵阳、乐山等地出土的吹箫陶俑与西北“胡人”吹奏羌笛的形象相同，反映了四川与西北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成都至今有琴台路，是纪念汉代司马相如善弹琴而得到卓文君欣赏的一段佳话；金堂出土的说唱俑，表现了结合音乐、说唱、舞蹈、滑稽等各种娱乐在内的表演形式；出土于大邑的舞乐画像砖，其中有弹琴、执节歌、巾舞、排箫诸多表演者，显示秦汉时期四川舞蹈艺术的发达。

巴蜀地区的音乐舞蹈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多民族艺术结合的特点。音乐的曲调多以汉代的“三调”为主，即平调、清调、瑟调[7]。

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的娱乐之风非常盛行，西南少数民族的乐舞十分丰富且各具特色，成为巴蜀文化艺术的重要部分，并通过南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国家进行广泛交流。唐贞元十六年至十七年间（801—802年），骠国（缅甸骠人于七～九世纪所建立的国家）国王还派遣王子舒难陀率领友好使团到中国访问，这个骠国使团一共有35名乐工，它的主要使命就是向唐朝皇帝献上骠国乐，乐团到长安的宫廷演出数次，以与唐朝进行文化交流。著名诗人白居易、元稹都有与骠国乐相关的作品，唐代宫廷音乐中也体现出骠国乐的影响。

宋元明清时期，戏曲、曲艺音乐高度成熟，汉族及各少数民族民歌极其丰富，市民音乐蓬勃发展，成都的街头巷尾，歌乐之声不绝于耳，王族、官员、市民普遍喜欢音乐，娱乐成了四川的风俗。茶楼、酒肆、寺庙（如大慈寺）、歌楼等成为市民音乐活动的场所；“川戏”（川剧）在明末萌芽，由最初的单一声腔（高腔）逐步渗入昆曲、胡琴、弹戏、灯戏，形成“一剧五腔”的剧种，使川剧从院坝戏进入室内走向戏台，雅俗共赏，兴盛不衰。

近现代，川剧发展成我国六大剧种之一，曲艺音乐中的四川清音、金钱板、盘子、车灯深受市民的青睐，四川民歌成为中国民歌海洋中艳丽的花朵，为各类音乐创作提供丰厚的营养。藏、羌、彝歌舞以其独特的旋律和节奏独树一帜。红军时期的新民歌、活报剧、新川剧等艺术形式，不仅在当时起到很好的社会宣传作用，而且一些优秀之作久唱不衰，成为听众不可磨灭的记忆。

无论是古代的巴蜀音乐，还是近现代的四川各乐种，是中国音乐史上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是音乐学习者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者的重要课题。

（二）“巴渝舞”通过南丝绸之路传入缅甸、印度等国

巴人和蜀人能歌善舞，乐舞中最有名的是“巴渝舞”。“‘巴渝舞’来源于武王伐纣时巴人板楯蛮的前歌后舞，楚汉之争时，板盾蛮又载歌载舞充当汉军前锋，刘邦为之动容，将其移入宫廷，令乐人学习。”[8]巴渝舞引入宫廷后则属于武舞，用于打仗，具有震慑的作用。据《晋书·乐志上》记载，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共四篇，“这4个本子用巴渝语言，很多人听不懂，虽经汉人改造，还是听不懂。后王粲改写并记录下来，舞蹈上用各种兵器和铜鼓，在宫廷有36个人演奏巴渝舞，用于欢迎外宾，也同时起了震慑的作用。”[9]巴渝舞是当时西南地区流行的舞蹈，通过南丝绸之路传至缅甸、印度等国，伴奏乐器有钟、鼓、磬等。

（三）巴蜀乐舞通过南丝绸之路走向世界

丝绸之路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进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丝绸之路对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交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东方与西方之间认知的开始，是文明互通互鉴的桥梁。丝绸之路上的音乐与舞蹈获得了高度的发展，“绿洲丝绸之路”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西域音乐。“管弦伎乐，特善诸国” 经久不衰并风靡于各地。中原的乐器有笙、簧、缶传入西域，西亚的乐器有“箜篌”“琵琶”“扬琴”等传入中原。丝路文化中，西域音乐的传播是东西方进行交流的开始。但目前的史料记载和研究较多的是陆路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交流，如苏袛婆的“五旦七调”理论传入中原、诸多乐器的引入等。

在西南地区和广西地区出土了众多铜鼓，且在秦汉时期盛行铜鼓舞，在当时的南越国疆域中即包括今天的越南国。南越国的人民能歌善舞，在南越国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的乐器，其中打击乐器有钟、磬、勾、铙、铜鼓等，弓弦乐器有琴、瑟等，吹奏乐器有笛等。在这些乐器中，铜鼓是最有特色的土著乐器之一，它除了作为乐器使用之外，还是古越人地方首领们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这些乐器中既有越族乐器，也有汉式乐器。在南越国墓葬的出土文物中还发现了不少描绘南越舞蹈的图绘，据考古学家分析，这些舞蹈主要分为越式舞和楚式舞，越式舞种类繁多，有翔鹭舞、羽舞、武舞、芦竹舞等，楚式舞只有一种，即长袖舞。

铜鼓舞是流行于西南地区的苗、彝、壮等少数民族的以击打铜鼓为舞的特征性舞蹈。铜鼓作为礼器象征富有和权力，声音洪亮，又能传递信息。它还是铸缛美丽纹饰的艺术品，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西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民情风俗、文化历史和宗教信仰。舞人多以羽毛为饰，或徒手或持芦笙或击打铜鼓，形成南越乐舞多姿多彩的风貌。

在南丝绸之路上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茶马古道上的马帮音乐。茶马古道涉及四川、云南、西藏等七个省区，途经越南、缅甸直至印度。它是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跨国的商业贸易通道，也是我国西南民族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走廊。当然，因该区域大部分山高谷深、道路崎岖，甚至有些地方空气稀薄，荒无人烟，茶马古道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地理环境的变迁。这就要求马帮要有团队意识、集体观念、娴熟的赶马技术和坚韧不拔的毅力，音乐往往在这些因素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茶马古道上的音乐种类繁多，表现形式多样，形成以民间曲调为主，民间歌舞、器乐演奏为辅的音乐形态，加上少数民族的能歌善舞，促进了马帮音乐的发展壮大，马帮音乐成了他们抒发情感、寄托精神、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工具。如盛行在川、滇、藏的各类《赶马调》，不仅体现了歌曲本身的功能性，也传播到西南丝绸之路沿线的多个国家。《赶马调》成了马帮与其他民族沟通、交流的一种途径。

《赶马调》是马帮音乐中数量最多的曲调，既具有本民族的曲调，又吸收了其他民族（国家）的形态。曲调一般自由奔放、短小精悍、情绪高亢。演唱技法上较为突出喉颤音的运用。“马帮音乐文化承载的亲和力与感染力，在东南亚各国人民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深受沿线各族人民的喜爱”。[10]

作为茶马古道上最具典型意义的马帮音乐《赶马调》，其歌词极其丰富，不仅体现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个性特征，也体现了不同民族赶马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和宗教信仰。因此，《赶马调》音乐是不同民族的文化结晶，语境是赶马人的精神食粮和情感寄托，其音乐事象是流动的线性音乐，在南丝绸之路上随线路流动，承载着不同人群思想的碰撞和包容，传播了各民族音乐文化的精髓和差异。

此外，在南丝绸之路上，器乐独奏也非常盛行。一般选用体型较小、便于携带、实用性强、可随心所欲单独演奏的乐器，如小三弦、藏族弦子、小象脚鼓、铜锣等。

结语

西南絲绸之路是我国西南地区与西欧、非洲距离最短的陆路交通线，一路涉险历危、攀崖越涧，经历了悠悠岁月和漫漫长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关于南丝绸之路的著作和文章越来越多，但从该通道起点的成都所代表的巴蜀音乐文化与南丝绸之路的研究仍方兴未艾。本文试图在南丝绸之路上丝绸、茶、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历史基础上，侧重于巴蜀音乐文化的交流研究，虽然这一侧重点没有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但透过其他交流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印衬音乐、舞蹈交流的方方面面，因为在这条漫长的通道上，唱歌、演奏乐器、闻歌起舞是马帮们的精神食粮和情感寄托，这一流动的线性音乐有着带出去、引进来的交流过程，过程中又存在传承、碰撞、融合。每个过程都是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哲学思考，为研究者留足了挖掘的空间。

注释：

[1]段渝，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

[2]采访段渝先生的录音整理

[3]古代西南夷中濮人的后裔

[4]马湖蛮、南广蛮、石门部

[5]段渝《四川简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年8月第一版第13页。

[6]石刻经书有15部：《孝经》《论语》《尔雅》《毛诗》《礼记》《仪礼》《周易》《尚书》《周礼》《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古文尚书》《孟子》《石经考异》

[7]同[5]第50页

[8]同[2]

[9]同[5]第158页：平调以宫调式为主，每曲有歌弦六部，清调以商调式为主，每曲有歌弦四部，瑟调以角调式为主，每曲有歌弦六部；三调的每部都由前奏、相和歌、尾声三部分组成；前奏为管弦乐，相和歌为一人唱众人和的应答形式，尾声是一段送歌弦；伴奏为笙、笛、瑟、琴、筝、琵琶等乐器的齐奏

[10]张璐《重访南方丝绸之路》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4月第一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