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这一时期出现了多种文学体裁，形式与表面上和吐蕃文学时期的体裁没有很大差异，但她们所歌唱的主题与审美价值发生了质的变化。笔者将要探讨出现多种文学体裁的原因和当时很流行的那一系列的体裁加以概述。

关键词：噶当文学;体裁;文化模式

引言：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学一样，每个时期的文学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价值。想要表达这种独特的审美价值而创造出了一系列的文学体裁。一切作品的思想内容都要通过这样或那样的体裁来表现的，没有体裁的文学作品是不存在的。藏族文学有着悠久历史与显明的民族特征，而每个阶段的文学表现着他们所处的历史文化与审美价值的氛围。噶当文学就是藏族文学史发展中的一颗灿烂而辉煌的明珠之一。她的多种文学体裁，虽形式与表面上和吐蕃文学时期的体裁没有很大差异，但它们所歌唱的主题与审美价值发生了质的变化。笔者将要探讨噶当文学时期出现多种文学体裁的原因和当时很流行使用的那一系列的体裁加以概述，并探究她所承载的文化价值。

一、出现多种文学体裁的原因

1社会背景

藏族历史进入后弘时期，西藏社会正处于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祸乱丛生的状态。由于大面积兴起的歪理邪说造成佛教教义教规几乎名存实亡。再加上吐蕃王朝的彻底解体与地方割据势力的不断扩大，导致各邦部落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并经常发生规模不一的无谓血腥战争，造成了不少人因道德沦丧，肆意践踏社会道德底线而盛行盗窃掳掠等社会混乱现象。但这一时期略有感到欣慰的是，许多新兴领主和大量的自耕农民跨地区经商，成为新兴的封建领主。尤其使部落间的相互兼并，促进了各地间的联系与往来。使新兴的各地领主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持有德行的高僧修建寺庙和邀请各地赫赫有名的班智达讲法传佛等活动对后期的文化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文化背景

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各领主大力提倡和推行佛教，并派遣人员去印度求学外，当时的藏族人民对佛教产生了极高的尊敬和憧憬，出现了不少佛教信徒纷纷前往印度学法，逐渐形成印度求学的。与此同时，由于印度境内佛教遭到严重排斥，有不少班智达从印度、尼泊尔等进入西藏传法，形成了藏印文化交流的历史巨浪，并促进这一时期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形态，丰富和繁荣了当时再度复兴的各种佛教文化。

噶当文学就是在这么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不管是她的创造动机与审美价值都不仅带有印度佛教文化的熏陶，而且她的内容和形式都由这个时代的趣味、习惯所决定的。所以，噶当文学也是想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文学体裁来调息当时社会上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和弘扬佛法的历史义务需要而陆续产生的。

二、噶当文学体裁与她所承载的文化模式

由于噶当文学独特的创作动机与表现方法，成就了当时很流行的那一系列的文学体裁。主要表现在：颂诗、道歌、传记与本生传、书信、寓言文学等方面。我们接下来对这些典型体裁加以概述，便能从中得知她所承载的文化模式。

颂诗：吐蕃时期的颂诗所反映的大多数是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且具有本土文化的特点。例如：高原政治的起伏、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以及高原风光等为反映对象。但噶当文学时期的颂诗主要表现在赞颂佛陀以及自己跟随的派别创始者与上师写赞颂文章来表达自己内心的虔诚与敬仰之情为反映的对象。例如，那措大译师《颂阿底峡尊者八十首诗》以开启，继有仲敦巴大师的《三十首诗》等众多颂诗作品。《颂阿底峡尊者八十首诗》不仅属后弘期首个颂诗，她还开启了藏族文学史中影响深远的上师之颂（བླ་མའི་བསྟོད་རྩོམ）的文学体裁。

道歌：是噶举派的玛尔巴和米拉热巴所创始的，《米拉热巴道歌集》是噶当文学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她与吐蕃文学时期的歌鲁诗所采用的以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歌格律手法是相同的，但这一时期的道歌是从事佛教事业的信徒或施主，以“佛教修行之道对人生进行感悟、领略，并在此基础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及日常生活事例，通过佛教界僧人独特的说唱方法传唱给广大民众，教化平民众生。”而吐蕃时期的歌鲁诗受有本土历史文化的影响，自赞普布岱贡杰执政期记载的歌鲁诗起，藏族历代赞普与诸王臣通过歌鲁诗的传唱方式来解开政治上的相互猜测，牢固彼此之间的信任。

传记：在藏语中被称作：“那木特尔”，意思为“解脱”。该体裁是自佛教的传入起，特别是随着《佛本生传》等佛教经典书籍的翻译而产生。噶当文学时期所著的《阿底峡尊者传》与后期的《玛尔巴译师传》、《米拉热巴传》等众多传记作品，主要讲述传主如何严持佛法，求取真经、开宗立派，为众生而弘扬佛法和著书立说的精神。而相比之下，敦煌文献所记载的那些止贡赞普等诸王臣事迹，均可认为吐蕃时期出现传记文学的最初形式与她的萌芽阶段。因为，那时的传记只简单记人叙事，不注重人物形象的描述，忽视了她的文学性。还有这一时期本生传也很流行。例如，《噶当弟子问道录》所记载的仲敦巴前世的本生传填补了第一步较成熟的藏人本生传记的空白。

书信：根据现有资料，藏族书信开始于吐蕃时期，当时书信的价值主要表现在时事军政上。但由于印度佛教典籍引进和翻译印度书信作品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书信价值主要体现在，探讨佛法的方面。例如：《仲敦巴致蕃人书》、《给索曲卡首领昌卡比尔穷的一封信》、《给索曲卡首领昌卡比尔穷的后一封信》等，主要以探讨佛事为题材并且这一时期的书信语言更贴近与文学艺术。由此能看出，这一时期是藏族书信文体的形成阶段。

寓言文学：在藏语中被称为“百曲”，意思是，用比喻性的故事来寄托意味深长的道理。她的篇幅一般比较短小，语言精辟简练，带有鲜明的讽刺性和教育性。她是仲敦巴的大徒弟博多瓦仁钦赛以当时民间流传的故事、寓言等叙事方式来诠释诸法之结晶菩提道灯，在后期的演进中逐渐成为一种修辞方法。这一体裁从自博多瓦口传到后期学徒们的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形成现行的《喻法论·聚宝论》，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与文学艺术的研究价值。

总之，不管是这一时期的道歌、传记、书信、还是寓言文学都是从吐蕃时期的各类体裁发展和演变而来的。但噶当文学时期，这些体裁所歌唱的主题与艺术技巧的运用发生了变化。在特殊历史背景下酝酿出来的噶当文学所具有的艺术技巧和文学手段，发挥出了文学的社会属性和功能。“使原来的人本走向神本，文化多元走向文化統一、社会结构上的人人关系走向人佛关系，尤其使僧权阶层在政治舞台上占有至尊地位，促使人们争先恐后奔向自我解脱的港口”，从而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以“十善法”为核心的文化模式。而这一模式说透了就是在印度佛教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形成的，藏族学者经过数年的实践中系统化与民族化，才得以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精髓。噶当文学就是开启这一文化模式的先河，而后期出现的众多文学作品，也就是这一文化模式之上发展出来的。因此，噶当文学时期的各类体裁具有很深的研究意义。

参考文献：

[1]桑杰端智《藏族人与藏文化》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年

[2]李志松：《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中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三期

[3]尕本加：《仲敦巴·杰布琼乃及其文体特征》，世纪宗教文化，2016年04期

作者简介：先吉卓玛（1993.04-），女籍贯：青海贵南，学历：硕士研究生，现有职称：学生，研究方向：藏族近代文学。

（西藏大学 西藏拉萨市 85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