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颖 赵红岩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一国金融发达程度与该国实体经济产业的转型升级和价值链地位提升的联系日益紧密。目前的金融发展水平已经明显的出现区域间差异的情况，并出现了金融资源不断向一些特定区域集聚并形成增长极的情况。随着中心区域根据其本身就具备的竞争优势，以及极化过程中不断强化和新增的优势，处于中心区域的企业盈利性会增强，吸引区域外部的投资不断增加，同时由于本地区的规模经济效应，交通设备完善，交易成本较低、生产成本较低，有利于形成本地区的出口优势。除此之外区域内企业可以利用其盈利性和本地区风险性较低的优势，以更低的融资成本获取更多的融资渠道，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约束的问题。资金是企业发展的根本，资金充足率可以促进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实现技术创新，最终促进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但是在该过程中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以及重要的影响路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首先在阅读大量前人文献的基础上找到理论支持和研究方向，然后根据研究需要选择较为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模型对获取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最终得出结论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极化;价值链升级;空间杜宾模型;门槛模型

本文以金融极化理论、产业价值链升级基础理论等为依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在整体层面上认识金融极化对产业价值链升级的作用，还将揭示金融极化在空间溢出效应下对不同区域价值链提升的作用。金融发展水平与价值链升级的联系在20世纪末以来就是各位学者关注的重点。

Beck（2002）基于6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国的金融业发展可以促进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提高[1]。Wynne（2005）认为金融产业的快速发展包括金融资源的充分利用可以通过资金支持来帮助研发企业提高研发水平，从而促进企业研发能力提升和技术进步，进而摆脱我国价值链低端锁定的状态，促进价值链的升级[2]。Manova（2008）以91个国家1980-1997年的数据为基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以及无形资产占比越高的行业在全球竞争中越具有竞争优势，还研究了制约各国资本流动的因素，认为信贷约束是重要决定因素[3]。申明浩、杨永聪（2012）基于我国省际数据进行研究，利用面板回归模型，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对金融业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金融业发展中的信贷市场对第二产业发展的正向作用较小但资本市场与第二产业的发展呈现出相同趋势[4]。姚博（2014）在市场整合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与价值链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市场整合与金融发展的协同效应可以促进价值链升级，在东部表现尤其明显[5]。

1.ER指数与出口复杂度的测算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ER指数和出口复杂度指标作为度量金融极化和价值链地位的指标。

1.1ER指数

本文选取ER指数作为极化的度量模型，测度原理是通过变量间的不断循环比较，内在地确定比较基准，从而测度变量间的差异程度。ER指数中相互比较的两个变量有不同的权重，权重的取值由组内样本容量与总体样本容量的比值确定[7]。

间的任意值 值越接近1.6，指数与标准的基尼系数差异越大。为了反映出极化的趋势，通常使该值尽可能的大，按惯例一般取1.5。有上述测算公式可以看出测算各个省的金融极化度，需要省下一级各个市的金融综合发展指数不断循环才能计算得到。

通过Matlab软件计算得到的金融极化度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可知，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北京、上海和广东中，相比较而言北京地区的金融极化程度更高，这主要是由于北京的金融集聚程度更高，北京朝阳区、海淀区以及东城、西城的经济发展程度更高，海淀区主要是高科技投资比如电脑网络，也是大学集中的区域;东城西城是北京的中心区，一般来说都是各种商业机构;朝阳区是小公司集合的地方。这些经济较发达的区域较集中，因此更可能形成极核。

1.2出口复杂度

计算行业的出口复杂度首先要计算产品的出口复杂度。

参照Rodrik和Hausmann的研究构建了式来计量产品的出口复杂度[8]：

其中：PRODYi;指产品i出口复杂度。Xji表示一国或者地区j产品i的出口额，Xj是一国或者地区j的出口额。Yj代表一国或者地区j人均GDP。PRODYi值越大，说明商品i的出口技术水平越高，出口相对比较优势越明显。

再在商品复杂度的基础上计算行业层面的出口复杂度

利用上式计算某一产品出口复杂度后，通过以下公式可以計算某国家或者地区出口复杂度[8]：

其中：EXPYjt为第t年国家或者地区j的出口复杂度，Xjit为第t年国家或者地区j产品i的出口额，Xjt为第t年国家或者地区j出口总额，PRODYit为第t年产品i的出口复杂度。

通过SPSS软件计算出的出口复杂度如下图所示：

1.3控制变量的选取

文选取的7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出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制造业集聚程度、信息化水平、交通发达程度、人力资本以及专利申请数。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2.模型的设定与实证分析

2.1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空间计量模型主要包括空间自回归、空间误差和空间杜宾模型，是研究空间溢出的有效方法。经过学者对比发现空间杜宾模型（SDM）是唯一能够无偏估计的模型。结合本文是研究本地区金融极化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杜宾面板模型最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因此建立如下空间杜宾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Lnchain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的制造业出口复杂度。W为基于经济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根据现有文献控制变量包括：信息化水平（information）;政府支出规模（gov），用政府消费性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采用十个金融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出;经济发展水平（gdp），通过人均gdp得到;交通发达程度（traffic），通过公路里程占土地行政面积得到;制造业集聚程度，通过制造业区位商得到;外商投资（fdi）指标，用外商投资占GDP比值来衡量。ER代表金融极化程度，根据Hausman检验拒绝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

2.2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以金融极化为自变量，加入人力资本、gdp、交通发达程度、政府支出规模、信息化水平、专利申请书、外商直接投资、制造业集聚程度为控制变量，运用基于经济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计量模型的变量系数包含了相邻区域的影响，不能直接解释，根据LeSage and Pace（2009）提出的偏微分方法，将解释变量的作用分解为对本地区因变量的直接效應和对周边地区因变量的间接效应，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从表2的分解结果可以看出：金融业极化对价值链升级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对本地区的直接效应系数为0.148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金融极化带来的金融极化效应等可以提升该区域内的技术创新水平和加大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实现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对周边地区的间接效应的系数为-0.0761，也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下的检验，说明金融极化由于分散了其他地区的金融资源，对其他地区的需要资本才能推动的科技研发、风险要素配置以及资本流动性效率进行了抑制，进一步抑制其他地区的制造业价值链升级。总效应为0.072，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说明整体上，金融极化对价值链升级的作用不显著，但是仍然是一种正向作用。同时对于一般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是发达国家向东道国进行技术传输的重要途径，但此时需要考虑输送的技术对东道国的发展是否有利，是获得资金的同时有利本国模仿创新和技术进步，还是只为了占领东道国的市场份额，并不会对技术进步起到作用，因此对价值链的升级是正向作用还是负向作用，在招商引资时需要关注，同时在金融极化促进价值链升级的过程中，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积累、研发投入推动的技术创新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政策建议

3.1加强区域金融中心建设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金融业发展和分布情况在地区间呈现较大的不均衡，就我国目前金融机构的分布来看，大部分的金融机构都分布在省会级别的较大城市，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同时汇集了较多的高层次人才，金融机构在这些地区获取信息和人才等资源较为便捷。

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结果来看，金融业集聚对价值链升级都有一定的正向溢出，因此可以建立多区域的金融中心，应加强中西部地区金融中心的建设。可以以武汉、成都、重庆等区域金融中心为核心形成多个金融集群，在周边省份形成多个金融支点，充分发挥金融业集聚的正向外部性，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促进本地区和周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带动周边地区实体经济发展。东部地区要注意金融集聚的度，防止过度集聚，损失效率，可以以上海、杭州、南京等金融中心为核心，将金融网络向外延伸，加强同周边省份的交流与合作，引导周边地区的金融业发展，提升其服务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3.2加强中西部地区人才培养与引进

正如前文的分析，人力资本对本地区经济发展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我国价值链地位的不断提升，廉价劳动力已经不能成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竞争优势，我国更需要高素质的人才促进技术进步，实现产业升级、价值链升级。高素质人才在这样全球化竞争中是核心竞争力之一。但是我国现在人才分布不均匀，国金融业较为发达的北京截至2016年末的金融业从业人员为51.4万人，上海为36.4万人，而西部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重庆市16.91万人，不同区域的区域金融中心之间的人才队伍差距较大。中西部地区金融领域的专业人才较少这也是导致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中西部地区应重视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对内要增加公共教育投入，培养专业领域人才，对外中西部地区政府应改善工作和居住条件，社会保障待遇，建立合理的员工晋升和奖励制度，营造完善的人才发展环境，吸引和留住人才，并且进一步发挥人力资本对产业升级的贡献，提升中西部地区的价值链地位。

3.3深化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金融极化对周边地区的价值链升级是抑制作用，因此需要加强各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增强金融极化过程中的扩散效应，优化资源配置，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减少要素尤其是金融要素的流动障碍，加大劳动力的流动性，提升生产效率。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一些合作协定和政策来减少流动性障碍，除了政府的手之外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市场化机制，引导金融人才和企业等资源的流动，促进金融业集聚的正向溢出，进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区域均衡发展。同时，政府在科技投入、教育投入等方面应注意结合市场需求，引导资金流向回报更高的地方，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应注意区域间的均衡以及引进外资的质量、改善贸易结构，充分发挥外资和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浅析[J].商场现代化.2009年.（02）.

[2]李敬.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研究--基于劳动分工理论的视角[D].重庆：重庆大学，2007.

[3]李伟伟.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以合肥地区为例[D].安徽：安徽大学，2010.

[4]林江鹏、黄永明.金融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兼论金融中心建设[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年（06）.

[5]明柱亮.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创新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05年.

[6]孙士金、潘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国内外研究综述[J].北方经济.2009年（02）.

[7]钱水土、周永涛.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J].统计研究.2011年（01）.

[8]邱斌、尹威.中国制造业出口是否存在本土市场效应.世界经济.2010年（07）.

作者简介：

王颖（1996.9-），女，汉族，河北省张家口人，单位：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产业经济学专业，研究方向：金融与产业经济。

赵红岩（1963.2-），女，汉族，湖北，单位：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产业集群、产业链升级、投资银行与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