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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西埃的艺术体制理论

2020-09-10徐洵马宇徐明庆陈航

客联 2020年8期
关键词:感性伦理分配

徐洵 马宇 徐明庆 陈航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朗西埃的艺术体制理论,考察了其艺术政治化的实践思路,总结了“可感性分配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朗西埃;艺术体制理论

朗西埃从“美学-政治”的角度上考察了欧洲三种艺术体制,一是:影像的伦理体制;二是,艺术的再现体制;三是,艺术的美学体制。

一、像的伦理体制

以柏拉图的模仿论为代表。在柏拉图看来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而现实又是对终极的理念,所以说,艺术是模仿的模仿,与真理隔了三层,并在“理想国”中要驱逐艺术家。在按柏拉看来,城邦不能忽视诸如建筑等实用的技艺,而对城邦而言,不实用的艺术就是为了教化公民而存在。在這一界定的范围之内,艺术没有任何个性可言,其伦理教化的作用至高无上,表现出一种精英的趣味。在影像的伦理体制下,“理想国”成为一个稳固、和谐、有序的共同体。吕峰认为,由于“人们的精神需求是按照城邦共同体的伦理配置安排的,作为只能满足别人物质需求的工匠和穷人只能在满足自己欲望需求的基础上对待影像的模仿艺术,影像就是再现,共同体的再现是按照理念的本真而呈现,其他的影像如果不能够与此影像重合,那就是多余的”。[1]通过运行这种影像模式的艺术制度,个人的身份被固化,其所知、所感也只限定于其身份所塑造的阶级观念中。

二、艺术的再现体制

在艺术的再现体制中,艺术的模仿突破了现实的伦理限制,形成了自己的评价体系。不同于影像的伦理体制,在这一体制作用下,艺术通过对行动、情节的模仿,塑造了一个虚构的世界,获得了有限的创作的自由。另一方面,艺术的再现体制与社会体制相互配合,在作品中根据主题的高贵性来划分体裁的等级。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在艺术的再现体制中,模仿的适当性体现了“结构化”和“标准化”的“美文”秩序,既不多一分,又不少一分,恰到好处。通过环环相扣的艺术组织:虚构的情节与语言表达相匹配,主题与体裁相匹配,人物与风格相匹配,最终形成了具有等级划分的艺术体系。这一整套的艺术创作规范最终使得艺术作品走向程式化,比如新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所以从最终的结果看来,艺术的再现体制,依然是精英化的。

虽然,艺术的再现体制,把艺术从道德伦理规范中的风俗习惯、教育感化中剥离,但是其严格的等级制度,依旧不可能孕育出艺术的政治性与民主效应。所以在朗西埃看来艺术的政治只会出现在美学体制内。

三、艺术的美学体制

艺术的美学体制实际上是朗西埃对艺术现代性的命名。在民主时代,平等性原则颠覆了影像的伦理体制与艺术的再现体制的核心——规范性。朗西埃把艺术的美学体制中的革命手段描述成“歧感”。通过“歧感”破坏原有感性分配,让规范之外的“不可能”进入艺术,通过破坏既往的认知实践,从而对共同的经验进行重构,以达到颠覆原有的“恰到好处”。这实际上是法国大革命与现代美学革命相融合的产物。

再现体制下,艺术是一个艺术家所独有的活动。形成对立的是,在朗西埃看来,在美学体制下,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关键在于人们对艺术的感知,而非它的创作过程。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带给人们不同的知觉体验,但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会被人们认为是艺术作品,这取决于人们的体验。可见,美学体制下的艺术脱离了日常的生活体验,既非具有实用的效果,又不具备功利性。这种独特的的感知领域,摒弃了一切利害关系,产生了一个无关身份地位的平等领域:艺术品的最终效果在没有被感知之前是没有办法被确认的,所以人们要做的就是体验它。这样,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这也就是朗西埃称其为美学体制的原因。

如此看来,自然而然,再现体制下的种种原则也就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土壤。严格的等级制度被消解了。艺术的形式不再服务于他的内容与主题,所有体裁的划分都变得毫无意义,艺术获得了解放。

值得注意的是,在朗西埃的理论中,美学体制的根基在于“感性分配”,朗西埃的解释是“一个感性知觉的自明事实的体系,它同时揭示出一般事物的实存,并划定了事物之中各个部分和位置的界限。所以感性分配确定了一般事物哪些部分得到共享,哪些部分遭到排斥”[2]。群体在这个范围中,通过管控与区隔的方式和被感知的物体建立明确的所指关系,也就是“对共同世界各个部分的关联和组织,是对可见、可听、可说、可做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编码和解码”[3]。这样的运行机制使得不同的群体通过管制所建立的感知系统的明确性来划分各自的生存范围,并以此区别自己与他者。实际上,在汉语中,分配是给予配额的意思,但是在法语中,“partage”却有两个含义:分配与分享。[4]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伦理体制和再现体制中,其所指是明确固定的。事物的价值属性的判断依据是依靠人们的社会身份和话语表达的权威,通过选择,有的事物才得以被看见、被表述,而有的事物却被被排斥出局。通过这种方式,不同的群体维持了既定的身份与位置,社会结构就具有了稳定性。而美学体制就是通过对“非艺术”的东西纳入“艺术”中,通过改写的方式,丰富了其所指,消解了传统的感性分配。或者更进一步说,就是通过这种无目的的感知方式,制造“歧感”——颠覆传统的陌生化体验,破坏原有的稳定。这样艺术便具有了颠覆性,具有了政治的革命性。

四、艺术与政治的表里关系

朗西埃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能附加任何预设条件的。在理想国中,从哲学家到手工业者再到奴隶。虽然职业道德可以使得城邦的秩序得到无限延续,  但是这种“德行的不平等建立了阶级等级”[5]。类似的,采取暴力和实权斗争所获得的民主都不是朗西埃所谓的民主。朗西埃认为,通过集体行动建立起的新秩序,会压制生而平等的自由权利,最终会走向民主社会体系的反面。在朗西埃看来,民主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种努力实现平等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颠覆既有的规范,重新塑造人对周围的感知意义,将原本被忽视、排斥的群体纳入感性分配的过程,以凸显其平等的自由权利。

在这个过程中,唯有通过“歧感”才能从内部打破传统感性分配的方式,消解既定的秩序和身份位置,进而才能谈政治,谈民主。在朗西埃看来,个体通过越界的方式完成一种单向的权力展示,其结果是扰乱人们习以为常的感知秩序,通过陌生化的方式被感知、被发现。所以,通过非暴力的歧感方式,原本被被排斥的个体,可以摆脱原有的不平等的空间关系。

于是,艺术与政治就出现了关联性。朗西埃发现,当下的审美“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与政治上的“无目的的行动”都可以颠覆既有感性分配。古典主义所划定的既定关系,比如主题与风格、语言与行动等方面,都可以被混乱的、无序的、无法调和的感性表达所代替。这样,艺术变得更加纯粹,只需要考虑表达的方式,尽力制造“歧感”。所以说在朗西埃看来,只有被感知的东西才能成为艺术,而审美其实就是一种体验的模式,通过制造“歧感”的方式,实现自由平等。这样,艺术便具有了政治潜力。

李坤对此有如下总结:朗西埃的美学,即“感性分配”实际上是对既定可感物分配秩序的消解与重组,以达到破坏再现体制下的等级制度,模糊艺术与生活、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边界的目的,最终通过忽视艺术家的创作意图,使观众进入审美活动中逃离真实的关系。这样,通过可感知的艺术,实现社会公共生活中个体的平等,以达到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6]

二战后,阶級视野几乎已经消融,雅克·朗西埃的解放理论正是希望能够通过美感的共通性构建共同体,并通过去主体化的方式获得平等的审美体验,以达到摆脱传统感性分配的制约,战胜政治共同体中的不平等。在朗西埃看来,审美与政治在本质上是具有同一性的。审美的开始,紧接着就是政治的到来。通过“感性的分配”,审美与政治之间架起了交互的桥梁,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虚幻景象。很明显,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朗西埃的审美民主根本不可能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 吕峰.美学的政治——略论朗西埃的三种政治类型与艺术体制的关联[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6(01):102-109.

[2] (法)雅克·朗西埃著.历史的形象[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30.

[3] 郑海婷.美学体制与政治艺术的问题——朗西埃重读现代主义[J].东南学术,2019(05):111- 119.

[4] 让·菲利普·德兰蒂,朗西埃:关键概念[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 第三章,“Partage du sensible”:感性的分享/分配.

[5] (法)雅克·朗西埃著;蒋海燕译.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36.

[6] 李绅. 感性分配:朗西埃政治美学思想研究[D].西北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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