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耕

摘  要：高校话语安全问题，既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一方面原因在于高校话语安全所涉及的主体有着较强的意识形态主动性，往往会在学术名义之下、知识分子责任感之中、家国民族大计之上将个人感悟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去表达。另一方面，高校作为产生思想、孕育人才的地方，历来都是话语争辩、意识形态交锋的主要战场，在国内外大环境紧张之时，敌对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会加紧以各种形式影响中国最有思想、最善于表达的群体。为了夯实高校这块主流意识形态理论阐释与维护的主阵地，高校必须要以适宜的管控、让人信服的话语，确保自身意识形态安全。

关键词：高校话语安全;意识形态安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意识形态挑战

一、高校话语安全的重要性

高校话语安全问题，本质上说是一个特定领域的意识形态问题。因意识形态本身范畴的模糊性和变动性使得与其相关的问题都带有较大的复杂性。意识形态，从最初特拉西所认为的“观念的科学”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的“虚假的意识”，再到葛兰西、阿尔都塞强调的“阶级领导权”，再到詹明信（Fredric R. Jameson）、齐泽克等人站在后现代社会的不同解读，意识形态的内涵充满着争议与变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普通人对意识形态理解的模糊。在一些人看来，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一套理论说辞，只是政治宣传领域的事情，但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意识形态是国家权力的组成要素，即‘思想的上层建筑’，其功能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1]实际上今天文明社会的任何价值判断其实都伴随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仅关乎着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它还关乎着社会中最基本的价值原则。而正是因为意识形态工作的这种重要性，2013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

高校作为产生新思想的地方，其人群思想活跃，又善于发声。这使得高校不可避免的成为了意识形态交锋的主要战场。而由于意识形态自身的话语抽象性，也使高校必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理论阐释与维护的主阵地，其话语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高校这种话语安全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高校作为培养社会栋梁之所，它的话语安全决定了高校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习近平在2019年3月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就进行了着重强调，这实际上将高校话语安全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次，意识形态本身深邃的理论性、逻辑性与体系性就决定了它需要高校来为其辩护、论证，也需要高校对外部的意识形态挑战进行理论应对与化解。所以高校自身的话语是否安全，决定着宏观层面意识形态的安全。第三，高校作为产生新思想的地方，難免会有思想探讨与争锋。这也为外部的意识形态攻击与渗透留下一些见缝插针的空间，他们有意在蕴育新思想、新理论的高校中散播干扰论调，制造话语安全问题。确保高校话语安全，首先要站在高校意识形态安全范畴之上，“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为了使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高校中能够得到认可和认同，高校通过内容的构成、平台的搭建、环境的优化等方法、手段和措施使意识形态安全不受威胁保持稳定状态。”[3]从工作内容上看，高校话语安全特指高校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引领社会舆论中不断贯彻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反击各种社会思潮侵蚀的能力。这种对高校话语安全的理解，实际上是从三个时间向度上对高校话语安全做出要求：高校话语安全既是当下的一种状态，也是一直以来的一种能力，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高校话语安全是一种状态，指的是高校中的学术研究论调、师生的言论和宣传的口径等与主流意识形态立场一致;高校话语安全是一种“能力”则指的是，高校可以抵御不良意识形态的侵蚀并及时反击;高校话语安全是一项“任务”则指的是高校要立德树人，培养的人才要在意识形态立场上可靠，为社会主义培养接班人的目标不能扭曲。

这也折射出高校话语安全与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安全的不同之处。高校话语安全已经限定了范围，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所指，高校话语安全涉及的主体：教师、学生、学术团体、高校发声机构。而其载体则主要是指高校发表的学术论文、社交平台上的发言，报刊、公众号上的发文，高校各级宣传部门的言论等。由于“高校话语”更为学术化，它的思辩性较强、话语表达较抽象，使得高校话语安全问题既不容易识别也不易防范。另外高校自身的性质还决定了其话语安全工作要在话语安全与学术创新之中寻求一种平衡。高校既不能为了学术创新而忽略意识形态安全要求，也不能为了确保话语安全而搁置高校的学术研讨与创新，相反，越是高校话语安全面临风险，越是需要高校通过学术创新来维护我们自己的话语安全。这需要高校通过构建具有强大信服力和说服力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来加以实现。

二、当前高校话语安全所面临的挑战

目前高校话语安全问题面临着两大方面的挑战，一是别有用心的势力开展的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攻击;二是非主流意识形态悄然间进行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前者往往是正面攻击，危害极大，不过相对容易识别并加以管控;后者则游走在意识形态挑战边缘，不断尝试渗透，不易封堵防范。而这其中又交织重叠着新自由主义、新左派，新权威主义、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族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社群主义等意识形态的纷争。目前来看，意识形态挑战由公开转为地下;由正面强攻改为试探渗透;由公开争夺话语权变为悄然间影响思维习惯。这为当下高校的话语安全带来新的严峻挑战。

（一）借学术之名挟裹而来的意识形态

高校作为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机构，进行学术研讨、理论创新是必然之举，也是任务所在。当下正值我们高校对标世界一流、建设标准与世界接轨之际。各高校在教学、科研上为走向世界前沿，积极与世界顶级专家、学术大师进行交流，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院所、团队进行合作在所难免。但是一些人文学科理论，尤其是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文学和艺术等理论免不了会携带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甚至一些理论直接就是由意识形态幻化出来。当我们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必须要涉及此种门类的理论时，着实露出了可供其它意识形态渗透的空档。甚至一些理工学科虽然在学科属性及内容上并不涉及意识形态，但是这些专业领域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可能会带有独特的意识形态倾向。而更为严峻的是，境外一些有着颠覆性目的的机构借助学术研讨的方式渗透外部意识形态。

这些给我们高校的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要知道，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与探讨很难不涉及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政治学必然要在权力的所属与配置问题上展开研究，社会学思考也肯定会伴随着文化与价值选择的问题，而法学也不可能绕开公平正义问题等等。这些核心且尖锐的问题背后意识形态的交锋。如果，我们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不够明辨的话，那经济学领域就会被西方特定的新自由主义所侵占，政治学就会被西方“票选民主”、“三权分立”等特定话语所羁绊，社会学就可能堂而皇之的被贯彻功利主义，法学就会忽视“人民性”而抽象的谈“人权”……进而那些有悖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就会假借学科理论乘机而入，进而侵蚀我们的师生、置换我们的教育目标、扭曲我们的学术成果。

其实，在高校的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过程中，西方一些思想的介绍与阐释，我们无法回避，也不需要遮掩。但是要注意，这些内容可以作为相关理论背景以对比、第三方阐述的方式加以说明，断不能让其作为结论性的内容、诉求性内容混入高校的教育与学术研究。这也在一个侧面给我们当下的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一个紧迫问题，那就是抓紧建构我们自己意识形态之下的学术话语。

（二）在深化改革议题下进行的偏激观点争执

当前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原先那种只需要政策松绑就能实现普惠的改革已经成为过去。现在的深化改革需要更为高超的智慧，需要更巧妙的设计来实现更深刻、更长远的改革效益。这就必然涉及到深水区的改革应该在哪个方向上突破，在哪个切入点发力的问题。一方面这需要在实践上不断探索，一方面也需要像高校这样的机构给出合理化建议，提供理论支撑。

高校的專家们站在不同学科之上，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思考，寻求着不同的改革侧重点，这从一开始就注定高校对于深化改革的议题必然会出现多个维度的意见。从学术争鸣的角度讲，这能为深化改革提供多样思考，对于深化改革本身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在关于深化改革的探讨中，一些专家、学者或研究机构，把对一个局部性问题的主张上升（夸大）为全局性诉求时，就有可能把问题推向一个片面的极端，甚至论调上会指向对体制的颠覆，对根本制度的动摇。而这也必然会引发高校同行的争议，也必然会招致其他不同着眼点上的专家、学者们的诘问。那么在局面上，不管是为了论证这样的观点还是为了反驳这样的观点，大家都会拿着各种不同的学术论据来支持自己说法。而一旦争议超出学术讨论的范围，各家为了强化自身论调的合理性，就有可能上升为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进而，造成高校话语安全的动荡。这其中最有代表性就是，在改革问题上一种声音站在所谓的全球化立场上，对改革提出相应期望;而另一种声音则站在“中国特色”语境下倡导改革应有的走向，以至于生发出“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峙与分野。

其实不管分歧如何，只要在学术范围内合理探讨就不会影响高校话语安全。但是，如果，一些高校的专家学者或机构为维护自己和自己学脉的学术声望而将争议推到一个偏激的境地，那免不了他们的论调会接下来影响着他们的学生和学术追随者在更大范围内触及相关问题。正是看到了这种偏激的争议可能会引发的高校话语安全问题，所以党的十九大明确强调：“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另外，还有一种情形更需要我们警惕，那就是个别人别有用心地利用改革的话题来发动意识形态攻击。深化改革是要在更深的层次上，对原有的结构进行深刻调整，这就必然要触动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中有的在质疑和反对正在进行中的改革，有的在抨击过去改革的成就与做法，有的在唱衰和消解改革未来的成效。这些别有用心的做法打着反思的旗号，实际上却对高校话语安全造成极大破坏，需要高校及时分辨与整治。

（三）负面社会事件中的意识形态抹黑

作为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每天的新闻热点事件层出不穷，这其中免不了会发生一些负面具有恶劣影响的社会事件。这种情形实际上是任何人类社会都无法避免的。而为了更好的从这些负面事件中汲取教训，必须要进行深刻反思。这样一来高校和高校中的知识分子，就免不了要对这样一些负面事件进行分析与点评，引起社会热议和反思。但是这其中不乏一些人，怀着不同的目的，夸张地将社会上一些恶性事件上升到制度缺陷的高度，由此造成高校话语安全隐患。

根据出发点的不同可以分为四种情形：第一种是境外媒体和机构利用一些特定的负面社会事件对我国进行“污名化”宣传，制造意识形态污蔑，行意识形态攻击之实;第二种是高校中的师生个体在面对负面社会事件时出自于个人情绪，将对事件的愤怒和不满扩大化，最终上升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诋毁。这种情形下抱怨人往往更多的是在发泄，一般不会抬出对立的意识形态来加以取代;第三种是个别学者站在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两个极端，对负面热点事件进行有意识的舆论加工和话题引导，以此来实现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立;第四种则是受外部势力指使的个别人有意识的利用高校的社会舆论影响力将负面情绪夸张化，并含沙射影的将个别问题上升为意识形态问题，往往这种有预谋的意识形态抹黑都伴随着对立的意识形态同步抢占话语高地。

上述四种情形虽然出发点不同，但是从效果上看，都在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造成损害。第一种情形，就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攻击，高校必须要利用自身强大的学术话语予以坚决的回击;第二种情形下，如果当事人意识到自己的论调和所作所为侵害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那么，我们还可以通过教育、引导、论辩、澄清等方式帮助其看清问题、就事论事;第三种情形比较复杂，首先要看其观点论调是否危及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如若没有，那我们可以从学术角度对其进行说服，如若已经危及到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那就需要及时加以管控;而第四种情形下，我们就需要追究出整个意识形态颠覆链条，将其话事人、背后金主等连根拔起。

（四）自媒体平台上恣意的意见表达与情绪宣泄

不同于以往传统媒体时代，任何意见表达都要经过层层环节筛查，今天的网络平台，尤其是自媒体终端极大地方便了个体的意见表达和情感宣泄。而高校的知识分子们作为既能说、又会说、还想说的群体无疑把这一点进一步放大。

1.高校聚集着最为理想化的一群人，他们对问题的容忍度相比其他人群要低，而一旦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超过自身所能容忍的界限，他们就会在思想政治意识上表现出来，并通过匿名的网络将情绪扩散。尤其是当下高校的大学生们，他们涉世未深，在很多问题的看法和认识上，容易受到理想化情绪的影响，将个人感悟扩大化。当下的高校师生大都存在着一种价值观矛盾，一方面他们在象牙塔的成长中理想化，一方面又在现实生活过程中世俗化。而至于他们到底倾向于哪一端，一般受现实因素影响较大。当学生在个人生活方面，如爱情、就业、学业不顺心如意时，当教师在工作中对职称晋升、评奖评优等心有不满时，往往会激起他们的偏激情绪。在无力解决的情况下，一些人要么抱怨，要么逃避，最终往往倒向犬儒主义，不仅贬斥理想，甚至还旁敲侧击的影射家国伟大梦想，走向理想主义的对立面。

2.作为有着最良好教育的人群，高校中的知识分子们有一种天然的责任感，他们也愿意将自己的态度和看法与他人分享，甚至强加于他人之上。他们既有较好的网络技术，也有高超的网络话语技巧，他们的意见、观点很容易借助网络自媒体平台获得共鸣。而网络的快速回应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刺激这种意见表达和情感宣泄。在这种认识的驱使下，这些人把敢于批评看作是责任感的体现，把敢于抱怨看作是大无畏精神的彰显，把对某些敏感问题的讨论当作是自己渊博的写照。所以会在自认为正义的基调下百无禁忌，发表义愤填膺的说辞，有可能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触及意识形态底线。甚至也有站在维护主流意识形态权威立场上而将问题扩大化，激起网络大讨论及论战而适得其反的，造成意识形态泛化。

3.个别人别有用心的利用网络自媒体精致表现自己。有一些高校知识分子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也为了成为意见领袖，或者想要成为自己专业学术圈子的焦点人物，他们需要自己的观点意见被社会所知晓，期望被社会所认可，为此他们不断的通过发表一些“心怀天下”、愤世嫉俗的言论，精心的打造和包装自己在自媒体上的“公知”形象。为了让自己的意见态度能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脱颖而出，他们往往通过猎奇、乖张、标新立异的观点来吸引关注，刷得存在感。而这样效果的取得，往往是通过颠覆认知、否定既有事实或者以偏概全、用历史人物的某个性格细节推翻其本质定论的做法来实现的。这些做法的必然结果就是传播虚无主义。

如果这些话语仅作为私人情绪在媒体平台或者其他渠道发泄的话，其实也不至于上升到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但问题就在于，高校中有着抱怨情绪的师生很容易将某些具体问题延伸和上升为制度上的一些缺陷，进而将发泄的对象和目标扩大化。由此造成高校的一些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大概勾勒出当前高校话语安全的变动趋势。一是从高校话语安全的形势上看，趋于严峻;二是从高校话语安全的内容上看，非主流意识形态争议多于境外意识形态攻击;三是从高校话语安全的形式上看，学术化、生活化的安全隐患开始突出;四是从高校话语安全相涉人群上看，年轻化迹象明显，情绪宣泄者众，自建体系者寡。

三、当前影响高校话语安全的多重变量

高校话语安全虽然限定了“高校”这一特定对象范围，但是影响高校话语安全的因素却并不局限在高校之中。表面上看，既有来自外部敌对势力的恶意意识形态攻击，也有来自内部的非主流意识形态渗透。但实质上，不管外部还是内部意识形态挑战，它们的形式、频次、话语侧重等都受到经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偶发的“黑天鹅”事件、长悬的“灰犀牛”风险都在切实地影响着高校的话语安全。而且在特定条件下还可能造成高校话语安全问题新的形变。只有摸准影响高校话语安全的一些变量因素，才能更好的防范意识形态话语攻击与渗透。

（一）国际形势

随着冷战的结束，当年那种势同水火的意识形态攻击已经悄然暗淡，但是，只要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依然还在，那么不同的意识形态间的彼此对立和攻击，就必然会存在下去。只不过不同的国际经济政治走势会带来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对立罢了。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向好之时，各国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被经济攀升所掩盖。意识形态间的对立一般表现的并不明显，大多会以渗透、影射等旁敲侧击的方式展开。而在意识形态论调上也往往以散播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无用论过时论等为主。看起来像是在调和意识形态间的矛盾，但实际上这些论调并不是真正在强调意识形态本身的无用，而是特指源于社会主义阵营模式下的意识形态过时与无用，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针对性和攻击性依然明确。而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受阻、不可控因素增多之际，正面、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攻击就会即刻涌现出来。

一直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具备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意识形态体系的国家所受到的意识形态攻击数不胜数。因为，首先从制度、道路方面来说，由于我国是完全不同于西方世界文化底蕴与社会机制下的存在，我们的国家制度、道路选择，理论解释，文化凝聚与他们截然不同。我们在自己建构的独特模式下一步一步取得成功，这是西方国家所不能接受的。而在现实中他们既不能接受中国的成功，又无法推翻中国模式，而只能通过意识形态对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进行污蔑。

一般就经济方面来说，当西方需要中国制造的时候，大国责任论的论调就开始登场;当西方需要中国市场的时候，自由市场的论调就爬上台面。随着中国的国力不断上升，国际影响力不断的提高，修昔底德陷阱论调再次死灰复燃，西方开始视中国为其主要竞争对手，随即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和态度陡然生变，马上从对我们市场和商品的依赖，转而对我们很多领域的发展势头进行遏制和打压。不仅如此，妖魔化的论调、非市场国家的帽子也瞬间扣到我们头上。

而当世界格局与权益之争日益激烈也日趋复杂时，西方主要国家中的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思潮就会迅速升腾，它们就会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为自己的对立面。尤其像美国这样一直信奉“独大论”的国家，就必然会强化一直以来不断炮制的中国威胁论，来制造我国地缘政治上的紧张，好让其见缝插针，获取权衡之益。它们会在宏观上将国际大环境的下行归咎于中国，甚至将一些偶发的“黑天鹅”事件也怪罪于我国身上。而在微观上则是散播黄祸论，将挤占工作机会、破坏公共秩序和抬高物价等罪名扣到中国头上。这实际上是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攻击将本国的经济下行的责任“甩锅”给中国，一方面打压中国上升势头坐收渔翁之利。

（二）国内经济社会环境

高校，作为高等教育及一流科研机构，一方面，要培养社会所需人才，对社会发展进行引领。另一方面，它还要对社会现实做出合理解释。在今天全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高校里的教授学者以及团队都是建言献策的专家。他们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与意见比一般群众要更为透彻，对政府的一些做法以及举措有自己的态度和意见。尤其是当国家和政府出台一些针对教育、民生方面的尖锐性的改革时，很多专家学者都会积极的参与意见表达。

当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快速攀升的时候，高校学者和知识分子的目光往往是盯在微观问题上面的，他们更乐意通过专业意见，让很多做法更为完善，经常性地对一些地方政府好大喜功的行为进行反思和批判。这时他们的意识形态态度和立场相对积极、乐观。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会不自觉的把现有的发展在纵向上与过去的增长幅度相比，也会在横向上与世界发达国家较成熟做法相比，甚至拿着错位指标进行对比，这就不可避免的会放大现实中一些做法的不足。

当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进行结构优化而经济增长放缓时，一些不良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对此高校学者、知识分子会格外关心，他们会通过对市场、政策、调控手段等中观问题的分析来阐释或回应相关问题。另外，在经济社会结构优化过程中，不同阶层人群的既得利益发生变化时，一些非主流意识形态也会尘嚣而上。这使得高校学者、知识分子在一些焦点话题下反复争议。

而当经济社会发展不如高校学者、知识分子料想，甚至引起他们切身利益受损时，他们往往会从宏观层面对所施政策、运行机制、道路方向等方面展开批判，如果探讨问题的尺度把握不好，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纷争。此外，他们也会迁怒于一些渎职和腐败官员的所作所为并有可能以此为切入点，将一些批评和抱怨无形中上升到体制制度层面。不过，从现实情况看，一般抱怨和批判性的言论针对党和制度的相对较少，而把矛头和不满指向政策和职能部门的居多。

（三）学术氛围

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可能会倾向于认为，学术环境越为宽松就越容易造成高校话语安全的不利，这实际上是一种比较片面的看法。学术氛围上的松紧、严宽、求质还是求量的指向其实对于高校话语安全都有两面性的影响。

如果高校的学术氛围比较宽松，一些人确实会把敏感，甚至禁忌的命题拿来探讨。也会有人在宽松的氛围中以一种不够严谨的论证方式推导出触碰意识形态底线的结论。但如果学术氛围上注重严谨，那就要注意意识形态泛化、意识形态扩大化倾向;如果高校的学术氛围比较看重创新，就要注意那种为创新而创新走入歧途的标新立异。一般做法上往往通过颠覆已有认知，来达到夺人眼球的目的，容易在教育与科研上陷入虚无主义误区。另一方面，错误的学术创新理解，还可能导致不断的打擦边球，游走在意识形态试错的边缘;如果学术氛围诉求产量，那就需要注意学术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浮夸等问题。

不同的学术氛围会带来不同旨趣的教育科研成果。我们要注意对不同学术氛围中的学术话语意识形态倾向进行有意识的预判，尤其要有意识的注意一些偏执个体在不同的学术氛围中可能的话语放纵。不过对于学术氛围的营造和管控还要注意尺度，不能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四、维护高校话语安全的着力点

意识形态具有唯我性和排他性的。一经传播，势必会对其它价值观念体系造成冲击。不论这种冲击有多大，只要是对原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动摇，就具有危险性。而意识形态这种传播的特性决定了高校话语安全的维护必须先要加以管控，然后再慢慢纠偏。另外鉴于高校师生的思想意识特点，我们也需要找到适宜的话语管控工作切入点，通过巧妙的工作策略推进高校话语安全工作，以免适得其反，造成高校知识分子们的情绪逆反。

（一）依高校人群特点做好特定话语管控

就其管控方向上来说，高校首先要在作为“进”的人才培养和作为“出”的引领社会风气这两个维度方面做好高校话语安全工作。

这里的“进”，主要指的是高校在吸纳新学术思想并贯彻落實到教育与科研中去时的话语安全保障。在教育教学方面，一是高校所用的教材、教案、案例在内容选择上必须要进行意识形态安全审核。目前绝大多数的人文社科类课程教材、教学辅助资料都由“马工程”覆盖。但是还有一些教学中的内容不够严谨，尤其是还存有一些有争议的人物观点、有争议的事件和案例，需要及时撤除或更正。二是各专业培养方案的制定、育人原则的贯彻等都需要进行学校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审核，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等和法学等严涉意识形态的学科更要严格对待。三是在教学过程中，要对出现的不实论调及时处理，对于分裂民族和国家的言论要坚决予以抵制回击、对于抹黑我们党和国家的舆论信息要及时予以澄清、对于消解主流价值取向的虚无主义倾向要及时驳斥。四是确保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时、学分、师资和教学质量方面要按规定落实。同时积极探索课程思政模式，有效形成大思政教育教学氛围。

而在邀请外部学术交流方面，还需要求高校在外请专家时必须要充分了解其学术背景、近期话语态度和所属研究机构等相关信息，尤其是外请人文社科类专家学者，必须要提前确保上述环节的话语安全。而在进行内部讲座时，高校相关部门也要对讲座、活动主题和内容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审查，尤其是在有外请嘉宾的情况下。此外在外出与第三方机构交流对接时也要注意对方的资质、背景和其一直以来的话语态度。

在“出”的方面，高校要在对外宣传、科研成果、自媒体发声等事项上做好意识形态把关。首先各高校需要建立明确的话语责任制，明确高校意识形态话语安全的各级主体责任。学校党委、领导班子要在意识形态工作中担负主要责任;其下各职能部门要对学校各项工作进行严格的话语安全审查，形成相应的意识形态工作联动机制;强化对教师和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使其能够分辨意识形态话语，明确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责任，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意识，同时对于教师还要建立意识形态一票否决制，杜绝意识形态安全隐患。其次，从措施和策略的角度看，则要“防、堵、治”同步联动。一方面要做好重点人士盯防，另一方面在可能出现话语纷争的渠道，学校党委、宣传部、学生处、教务处、网络部门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等要整体联动，通过网络、自媒体监管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在处置舆情的黄金时间段内盯准责任人，严控发布渠道，防止舆情扩散，并要及时澄清、适时引导舆情将可能的意识形态危害降至最低。

（二）利用高校智力优势确保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如果说严格的话语管控是硬措施的话，那利用高校自身智力优势确保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则属于软举措。其实，无论高校意识形态的“进”与“出”，其效果的好坏都离不开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问题。“当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依据自身的理论特性与现实影响，拥有解释、规范和指导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与进程的资格、能力、身份与地位。”[4]在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中这种话语权具体表现在，一是话语权是否掌握在自己手里;二是话题走向是否由自己控制;三是意识形态解释是否让受众信服。

随着高校话语安全工作日趋完善，在相涉意识形态的事件和问题中高校相关机构不仅能发声，而且还能做到及时发声。不过由于高校群体多为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同时他们还对某些问题有着自己特殊的情绪和脾气，所以确保高校的话语安全光凭严防死守和反应迅速是远远不够的，让他们信服才最为关键。目前来看，我们高校的话语安全工作中，在让高校人群认知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工作做的较好，但在让人信服并由衷贯彻等方面工作还要继续努力。

1.提升立德树人过程中的学术话语说服力

首先要提升高校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说服力。理论的说服力，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理论是否提出和解决了人们关心和困惑的问题。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在相关领域进行了前期有益探索，其理论资源可供我们学习借鉴，但是，我们也需要明确，现代化不只有西方一种模式，现代性也不只有西方发达社会的一套定义。中国蓬勃发展的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所形成的经验模式，都需要我们高校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来加以归纳、阐释与提炼。我们站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上，创造出的一个又一个成就，这本身就是有着巨大说服力的。我们高校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需要做的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更好的总结中国经验、更好的阐释中国模式、要更好的描绘中国道路。

其次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感染力。一直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主渠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过由于其过于“宏大叙事”的教育方式方法，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显得感染力不足。这里并不是说思想政治教育不够情真意切，而是说过于宏大的理想目标和过于崇高的价值指引，很难触动今天那些生长在幸福中的年轻一代。他们没有经历过苦难很难领会“解放”的意义。所以，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更多的从当下人们的生活理念、审美旨趣等角度入手，然后再层层推演到年轻人应负的家国责任。

2.在既破又立的过程中打造宣传话语引导力

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能否具有引导力，要看其对未来发展的前瞻性、预见性，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指导力。“我们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不能简单采取政治批判和群众运动的方式，而必须是建立在交流对话、分析批判基础之上的思想理论逻辑的引领”。[5]这意味着，我们高校的宣传机构必须要跳出以往那种革命时期的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意識形态宣传论调，断不能以苍白谩骂为手段。这既有损自身形象，又达不到御敌效果。目前多种非主流社会思潮蠢蠢欲动，游走在主流意识形态边缘，不断试探、摩擦，试图以浑人耳目的形式在意识形态中占有一席之地。高校为了保护自身话语安全首要的就是精准发声，要明确指出具有潜在危害的论调，以及其所属的思潮类型，有针对性、有条理地击中对立意识形态的要害。此外，高校意识形态宣传机构的宣传效果不能仅局限为用一些非常感性的手段来引起受众群体的短暂情感共鸣，真正需要做的是站在新的发展历史方位上，直面当下我国社会中出现的热点问题，不回避、不推诿，通过缜密的逻辑论证，有理、有据的说明尖锐的社会热点问题。只有逻辑自洽，方能让人信服。

参考文献：

[1]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及其当代挑战[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12）：5-13+33+161.

[2]新华网.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EB/OL].（2013-08-20）[2020-05-01].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8/20/c_117021464.htm.

[3]冯刚，梁超锋.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和重点[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02）：81-86.

[4]杨昕.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48.

[5]吕峰，王永贵.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多重维度[J].社会主义研究，2018（04）：81-86.

责任编辑  韩谦